一

纵观学术史，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更新，往往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学术研究并没有什么唯一可行的范式与方法，譬如登山，有许多路径可攀顶，但登山者的条件、所处方位不同，所选择的路径自然不同。研究范式与方法对学者而言，可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至于在研究中如何使用，则正如古人所说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过多讲究研究范式与方法，未必能解决学术问题。宋代僧人宗杲说：“只有寸铁，便可杀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从具体研究对象出发，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方法。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这是刘勰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向上一路的宏图大略。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更应该向往“万里之逸步”，而不是“庭间之回骤”。学术之难，不在范式与方法，而在格局和境界。但舍范式与方法，则难以言格局与境界。

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古，不是抵抗外来文化，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文体话语的特点与价值，继承本土的学术传统，推动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文体学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到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同时，超越中西的畛域，突破学科的樊篱，吸收和运用当代的理论成果，以创造中国本土文学与理论新的辉煌。

（第四章《文体学研究方法举隅》）

二

超越传统文体学，就不能停留在对古代传统文体学已有理论的总结上，还要以新的学术眼光进行理论创新。尤其是超越理论的文字形态，探求其背后的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多次提出：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古代一些文学现象中抽象出文体观念来，既研究传统的“文体理论”，又总结出有现代意识的“文体的理论”，这也是文体学研究超越古人的方式之一。要从那些非理论形态的材料中钩沉出“文体的理论”，需要通过对大量的总集、文章、目录学以及相关的材料加以细读和抽象，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于无文字处，领悟古人之精神，使潜藏者变显著，隐约者变明晰。在传统文体学的文献中，只要留心，就能在纷杂现象中发现“文体的理论”意义。

（第一章《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

三

在古代文论的原始语境中，理论的“生态”往往是平衡的，每种理论常常是和它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但是，经过人们的阐释与接受之后，“平衡”就被打破了。某些理论凸显了，某些理论隐没了。考察相关理论从“平衡”到“失衡”的历史与原因，不但是有趣的，也是必要的。这往往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司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治史之道，亦是治学之道。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理路与文献史料出发，也需要能超越文字之表和惯性思维的悟性与洞察力。

（第七章《“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

四

优秀的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一种必须经过长期培养才能达到的艺术境界。何绍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很值得注意。他认为：“心声心画，无可矫为，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搬移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何绍基诗文集·东洲草堂文钞》卷5《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

作诗文，首先要去俗，要培养高尚的人品，有“真性情”，但仅仅如此仍不足以成家，“因作诗文自有多少法度，多少工夫，方能将真性情搬运到笔墨上”（《何绍基诗文集·东洲草堂文钞》卷5《与汪菊士论诗》）。创作自有本身的规律法度，要将“真性情”表现出来，“始则少移焉，继则半至焉，终则全赴焉，是则人与文一。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何绍基诗文集·东洲草堂文钞》卷3《使黔草自序》）。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一方面除去因摹拟而得或与自己品性不同的因素，另一方面培护与自己品性相同的艺术个性，最终才能达到“人与文一”的艺术境界。

（第十二章《人品与文品》）

五

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云：

顾尔行借用中国哲学“体用”的范畴来说明运用文体的原则。“体”是指实体、本性，是内在的，根本的，“用”则是“体”的具体表现和运用。顾尔行的“体用”指文体的体制和实际运用，指出“体欲其辨”，“用欲其神”。创作者与批评者对于文体的体制，要详切辨明，不然就失去文之大体，就像快马疾驰，无法控制；但对文体的具体使用不妨灵活机动，融合贯通，不可过分拘泥成规。辨体而不受其束缚，破体又不失去本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创作中的一种高妙的境界。

（第八章《辨体与破体》）

六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谈到该书的“纲领”时，提出研究文体大致有几方面内容：“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意大致是：论述该文体的源流，说明其含义与性质，列举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总结文体的体制与规范。刘勰首次明确提出的文体学研究范式与方法，不仅代表当时的研究水平，也是一千多年来传统文体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当代学者仍然需要赓续传统，继承和遵守刘勰所标举的经典范式与基本方法。但是，如果仅满足于循此古训，未能通变，那可能就“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了。要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范式与方法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新的开拓。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在继承中国文体学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基础上，探寻具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一方面努力消解现代学人对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的隔膜，另一方面尽可能发挥现代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优长之处，以追寻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向上一路。

人文学者所追求的，应该是历史的事实，而不应该是希望看到的事实；其观点不应该是预设的，而应该是从历史事实中获得的。学术研究的共性就在于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但是不同学科又各有特点。我曾提出，要建设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继承、有所超越。继承传统的经典研究模式，然后“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

（第四章《文体学研究方法举隅》）

——选自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增订本）上编

中国古代文体学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体裁、体制、风格、语言特征、章法结构等现象的综合性学科，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古人、今人，作文行事都讲究“得体”，可以说文体学是渗入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门学问，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近代以来逐渐式微的传统文体学研究的回归，也昭示着古代文学领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话语体系的回归。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力主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分别从学科论纲、文体史料学、文体分类学、研究方法、文学风格学，以及中国古代重要的文体观念、理论及论著等方面出发，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征引翔实，论证周密，结构精严，解决了诸多难点及关键性问题。研究方法上，提出在继承古典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建立具有现代意义与学术高度的中国文体学，并在本书中躬践行之。本书既有文体学的理论建构，又有文体学史的多元考察，宏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是文体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本书荣获“第五届思勉原创奖”。初版于2011年，此次增订再版，增删改并超三分之一，体现了作者更新更深的思考。

吴承学，1956年生，广东潮州人。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学士、中国古代文学史硕士学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获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本书既有文体学的理论建构，又有文体学史的多元考察，深具研究视野的开拓性和理论方法的示范性。不仅是著者个人文体学研究的代表作，也代表着当今文体学研究最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是文体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前沿性、典范性的优秀成果。此书对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的关键性、难点问题，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兼具理论创新及方法创新。这部学术著作既是创新之举，也有填补空白的开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