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寻找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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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六七月间，你作为“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的一名志愿者在敦煌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你是在什么契机下了解到这个项目的？当时报名参加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2019年12月，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相关信息，之前做文化公益活动时认识的一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朋友转发了“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招募第三期志愿者的公告。我自己是一名古镇文化守望者，觉得这个敦煌的项目很好，想要了解、学习他们是怎么做这类文化主题志愿活动的，将来可以借鉴到我们以甪直为基地的文化活动的策划和执行中。而且，对个人来说，不断打开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敦煌是顶级的文化遗存，深入了解它，对我做文化类工作会有帮助。于是，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因为疫情反复，我们推迟了一年才成行。 你在敦煌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写“敦煌守望者日记”，并发布在“光影墅”微信公众号上，后来还结集为《敦煌守望四十天》一书出版了。一开始就有出书的打算吗？ 一开始并没有出书的打算。对我来说，这次敦煌之行是意义非凡的40天，是一段不平庸的生活。所以，我打算每天记录下在敦煌的见闻和所思、所感，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同时，对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也有个交代，还可以让大家通过我这个窗口窥见敦煌的面貌和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生活。一开始，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坚持下来。因为那段时间每天要学习新的东西，第二天就得接受脱稿讲解的考核。那时压力真的挺大的，时间也非常紧张，所幸最终坚持下来了。
守望者日记写了一段时间后，以前做文化公益活动时认识的中华书局的一位编辑朋友来联系我，抛出了橄榄枝。她觉得这些内容挺好的，是身临其境地向人们展现敦煌文化的一种方式。我本来是一个对敦煌文化不甚了解的人，通过参加“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可以成为一名敦煌文化传播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他们认为，对很多人来说，可以跟随我的脚步，来实现这个从0到1的突破，是比较好的一个对敦煌文化的普及，也提前跟我约了稿。这份邀约进一步坚定了我写好守望者日记的信心，增强了内驱力。
在敦煌的那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关于这趟敦煌守望之旅最大的收获，种子在此行的第一天就种下了。2021年6月1日，“敦煌文化守望者”开营仪式在敦煌研究院小报告厅举行。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赵声良先生在仪式上对我们说，敦煌研究院的几代人，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再到他这样的“年轻人”，都在敦煌待了好几十年，都是因为真正热爱敦煌，在那里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才能够无所畏惧地坦荡前行。他希望我们能不只在敦煌获得工作的创意和灵感，还能在这异常丰富的历史遗存当中，找到一点真正的生命启迪——这才是此行最大的意义。这种启迪会对未来的人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但当时对此理解还不深。现在回望那段经历，关于“一种文化对人的震撼和改变”的感触更深。比如，当你看到不同的敦煌壁画时，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无知，才有更强的动力去看去学更多的东西，进一步地丰富自己。在那里，你会更有敬畏之心，不轻率地评价一个东西，不管它是美还是丑，因为你不知道曾经有人为这个东西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另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人的一生，终归要为一个东西付出深情。我从敦煌研究院的很多人身上，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不管是著名的研究员还是其他各种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全情投入地为真正热爱的事在付出。我也希望这样，做“平凡，但不平庸”的人，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思，对得起自己，曾经付出过，也有很大的收获。
你在2021年6月11日那天的守望者日记里写道，“这40天里，除了学习，我还有一个计划——在敦煌寻找江南”。在你看来，敦煌和江南有什么样的联系？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教育背景等的不同，每个人在敦煌的收获也会有所不同。对我来说，希望找到跟自己的生活、生命相关的敦煌。所以，出发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希望寻找江南文化与敦煌文化之间的关联，找到与自己生活的关联。
敦煌与江南都与我有非常的联系：一个是心之所向，一个是身之所居。敦煌是大漠孤烟下的多元文化，而江南是小桥流水中的诗性生活。两者之间不仅相距数千里，其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都有巨大的差异。在敦煌甚至流传着一句谚语：居塞北之人，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里之雪。但我却始终相信，在这万斛船和千里雪之间，一定存在着无数微妙的联系，它们彼此呼应，也与我心灵相通。
我们在敦煌期间每周有一天休息，我就用休息时间来做自己定下的这个小课题。我之前找了一些线索，到了敦煌后，在资料室、洞窟和博物馆、图书馆等处也发现了更多值得关注、研究的内容。 你在敦煌找到了怎样的江南？ 2021年6月7日是我们开营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去了敦煌图书馆寻找线索。图书馆设置了“敦煌文化书籍专柜”，另有一个咖啡吧也摆放着大量石窟艺术类书籍。我发现这是个冷门话题，几乎很难找到直接讲述江南与敦煌关系的专著，只能在各种敦煌主题书籍当中去搜寻那些有缘片段。
一番阅读后，我惊喜地发现，莫高窟已知最早的游人题记，恰恰来自一位江南游客。它位于130窟，也就是敦煌第二大佛的脚下。题记中写道：“浙江东道弟子张□魏博弟子石弘载，咸通七年三月廿八日”。唐朝的浙江东道大概相当于浙江省除浙北之外的所有地方，治所在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
后来，我又在一本介绍敦煌当地名人的书中发现一个名字——张球。虽然书中对他的介绍只有寥寥几句，说他来自江南，是张氏归义军期间重要的文人，但通过网络可以查找到不少专家对他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从这些专家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张球是越州人，少时读书于江南，颇有才华，壮年行游西北，在河西生活了约三十年，最后终老敦煌。张球还曾开馆教学，在那个敦煌刚刚从吐蕃人手中回归大唐的特殊时期，深谙中原和江南文化的他，协助这座城市重续了汉文化的火种。
从张球留下来的一些诗篇中，我读到了一个长居敦煌的江南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而且，通过一些线索分析，在130窟留下题记的张姓“浙江东道弟子”，可能就是张球。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也许就是真实的人生。但不管如何，我找到了历史深处那位串联起江南与敦煌的诗人。
你在进洞窟实地观摩后又有哪些关于江南的发现呢？ 唐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巅峰。在初唐开凿的323窟里，南北两壁上有8幅佛教史迹画，也就是描绘佛教传播过程中的高僧大德或者是圣迹传说的壁画。在这些壁画中，有3幅描绘了江南图景。
洞窟北壁的东侧，绘制的是《康僧会江南传佛法》的故事。那是东吴赤乌十年（247），名僧康僧会乘一叶扁舟，行进于江南的清丽山水之中。舟行前方便是东吴都城建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幅壁画中还出现了江南第一寺“建初寺”。
洞窟南壁的西侧，绘制的是《吴淞江口石佛浮江》的故事。第一次看到这幅壁画时，我很兴奋，因为吴淞江就发源于苏州的太湖，流经了我常住的甪直古镇，在流入上海后，被称为苏州河。看着这幅壁画，我仿佛来到了西晋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3年的江南。当时，吴淞江近海处的那片区域被称作“沪渎”，隶属于吴郡吴县。壁画讲述了沪渎地区的渔民在打鱼时，发现有两尊石像漂浮于海面，几经波折，这两尊石佛被迎入吴县通玄寺内的故事。所绘画面也展示了当时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
当时的通玄寺，就是今天的苏州开元寺，它隐于东大街一处居民小区当中，寺庙残损，剩下一座珍贵的无梁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曾经多次去那里探访，但在敦煌守望之旅前，从未想过它跟千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有什么关联。而从敦煌回来后，我会告诉更多的苏州和上海的朋友，敦煌并不是那么高冷，那么遥不可及，早在1300多年之前，它已经将我们生活的城市和我们先辈的身影，绘在了莫高窟的崖壁之上。
位于《吴淞江口石佛浮江》东侧的第三幅画，讲述的是东晋《扬都金像出渚》的故事。这里的扬都是指当时的东晋国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壁画上河道纵横，舟楫往来，一派江南水乡的烟水之境。
看到这些壁画后，对我来说，敦煌就不只是宗教产物、艺术宝库了。江南与敦煌之间的文化联结，古和今、自己的活动和敦煌就都联系起来了。
根据你的探索发现，苏州与敦煌还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有一天，我在藏经洞陈列馆中学习的时候，展板上的一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叫叶昌炽，是个苏州人，1902年到1906年期间担任甘肃学政一职。叶昌炽跟我常住的甪直古镇上的沈家颇有渊源，他为慈善家沈宽夫所写的墓志铭，今天还静静地放置在沈宅的展厅里。
在网上查阅大量资料后，我发现叶昌炽应该是当时最有可能拯救藏经洞文物的人了。他担任甘肃学政的时间，正是藏经洞被发现不久，外国探险者还没有闻风而来的空窗期，而他本人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收到了来自敦煌县令进献的敦煌遗书和相关文物，应该能够判断出藏经洞文物的价值。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叶昌炽最终没能拯救敦煌遗书。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来年学政职位撤销，叶昌炽回到苏州。他随身的行囊中就有出自藏经洞的《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等文物。后来，因为老年无子，晚景凄凉，他不得已将这些文物转售他人，最后这些文物流落海外。 那真是非常遗憾。 确实如此。而另一位苏州人陈万里则曾经挺身而出，保护了莫高窟早期石窟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也是其中首个有明确纪年的285窟。
陈万里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发烧友之一。1923年，他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影社团“光社”。而此前，他曾跟随苏州同乡顾颉刚一起到访甪直古镇，为镇上保圣寺中的国宝塑壁罗汉留下许多珍贵照片，并跟顾颉刚一道掀起了当时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文物保护运动。
陈万里和285窟的故事发生在1925年。曾在莫高窟无耻盗走壁画和塑像的美国人华尔纳卷土重来，企图以学术研究为名，将285窟整窟绝美壁画全部揭走。为了这个阴险计划，他再度以哈佛大学名义率领考察队来华，并力邀北京大学相关人士同行，希望借此减小阻力，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北大并不知道华尔纳在敦煌的所作所为，他们同意合作，但也慎重地派出了陈万里同行。在随同考察队前往敦煌的过程中，陈万里获知了他们的无耻计划，便不断通过与各处地方政府和机构的沟通，提醒敦煌当地注意提防，终于让华尔纳的计划完全破产，而285窟也因此逃过了这次“谋杀”。
虽然此行陈万里在莫高窟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他还是排除万难，发挥摄影才能，为莫高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17张影像，其中就包括反映285窟面貌的照片。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拍摄敦煌莫高窟的中国人，他所留下的照片是目前所知中国人拍摄莫高窟的最早影像。 除了那些珍贵的照片，不少画家临摹的敦煌壁画对其艺术价值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是的。我的四川老乡、一度寓居苏州的书画大师张大千就在敦煌创作了200多幅临摹作品，相关专题展在成都、重庆展出后，点燃了世人对敦煌的热情，其中一些观众更是排除万难，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批骨干，也成为莫高窟传奇的一部分。
我在查阅分析资料后发现，张大千之所以会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远千里地前往敦煌莫高窟，与他在苏州的生活大有关联。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曾寓居苏州网师园，一度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著名书画家、文物收藏家叶恭绰为邻，并得到叶恭绰“专精人物”的建议，这成了张大千最终决定西去敦煌临摹壁画的决定性因素。关于这一点，在张大千晚年为叶恭绰的《叶遐庵先生书画集》所作序言中清楚地写着。 你在敦煌寻找到的江南还不止于此吧？今天的苏州跟敦煌是否也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呢？ 是的。在手工艺方面，两者也有联系。在敦煌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位从苏州来的核雕艺术家钟老师，而她最优秀的作品就是以江南的技艺在橄榄核上雕刻出敦煌飞天形象。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她跟我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在敦煌与江南之间建立着某种微妙联系。我带着钟老师一行重点看了几个有飞天形象的洞窟，也仔细讲解了飞天的来源及其形象的演变，希望这些不同时期的美妙形象对她未来的创作能够有些许的帮助。
与钟老师的相遇也让我想到了苏绣名家邹英姿。在开启敦煌守望之旅前，我就听说过邹老师的故事。她曾多次来到敦煌，创作了一系列敦煌主题的苏绣作品。当她偶然了解到当年英国人斯坦因从藏经洞掠走的文物中有一件巨大尺幅的中国古代刺绣作品《凉州瑞像图》时，便产生了复绣这一作品的想法。于是，她随着这件作品的展出，多次往返于英国、美国和日本，查阅了无数文献资料，整理已经失传的刺绣技法，并不断向敦煌学界以及刺绣界的专家学者请教，最终耗时四年，刺绣三百万针，完美复绣了这件珍贵作品。2019年，邹老师将它捐赠给了敦煌研究院。
从邹老师、钟老师这样的工艺大师身上，我也再次看到了在敦煌与江南之间，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始终都有手艺相连，人心相通。
另外，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曲子词”中，也有不少描写江南风物的美妙篇章。这说明江南文化、吴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到了敦煌。
后来，在不断的学习、探索中，我渐渐有了不一样的领悟。我要寻找的江南，不止存在于那些确定的人名和地名背后。我心中的江南，文化史上的江南，是不时出现在敦煌壁画上的诗意生活的场景，“树下弹琴”“坐看日落”……那也是江南，是每一个人对于理想生活的共同憧憬。 本文发表于《苏州日报》2023年2月4日B01版 
2021年，蒋理入选“敦煌文化守望者”计划第三期，和来自全球的其他9位志愿者一起，在敦煌学习、生活了四十天。其间，他接受了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成为莫高窟的讲解员，为八方游客讲解洞窟，解读敦煌之美。 结束敦煌守望之旅回到苏州后，他通过公益讲座、阅读分享等形式继续传播敦煌文化，培养人们尤其是小朋友对敦煌的兴趣。“这既是履行我参加这个项目时的承诺，也是自己内心所愿。”蒋理说。
在心田种下守望敦煌的种子
蒋
理
TALKING
资深媒体人，摄影师。生于四川，求学京城，现居苏州。曾供职于《新京报》、新浪网，担任色影无忌网副总编辑。2017年于苏州甪直古镇创立“光影墅”文化空间，热衷于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2021年因入选“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三期，有缘在敦煌学习、生活四十天。
苏州日报：
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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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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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历史深处串联起江南与敦煌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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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与敦煌手艺相连、人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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