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本”《史记》为什么都说好？读这十条注释就明了
评论内容：
但不瞒您说，“三全本”《史记》最受认可、让人看到细节就忍不住下单的，其实是上回没来得及介绍的“注释”部分。
怎么个好法？我们分五类，小举十例。
一部合格的经典普及读物，在注释部分，讲清明面上的繁难字词、人名地名、典故、官职、典章制度等，属于基本操作。
以《秦始皇本纪》“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一句为例。
第一眼望去，貌似就一个“旄”字陌生。但作注时，不可以只盯着这个字下功夫，因为这句话里既包含五德终始哲学观，还有“衣服”“上”这样容易产生歧解的词语。
于是，注释就需要先整体，再局部：
这是当代注译者自己编写的注。而《史记》这样的巨著，历代学者多有注解研读，著名的“三家注”（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我们就充分吸纳。
比如《高祖本纪》中，对“鲁元公主”的注释，就采用了《集解》和《正义》两家的说法，读过后，就不会产生刘邦大女儿名叫“鲁元”的误解：
《史记》之外的其他典籍，也有丰富有用的注释。只要有助于读者更透彻地理解文意，我们都会吸收。
名篇《项羽本纪》当中，有一个名场面：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玦是什么？为什么要举它？注释没有停留在对“玉玦”的表面解释，而是引用了《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讲清了玦的形状，也点出了范增借“玦”“决”同音暗示项羽的用意：
再伟大的作品，也有记载歧异错讹之处，《史记》也不例外。
历代学者对于《史记》文本的校勘成果很多，“三全本”《史记》全面吸收借鉴，细加辨别，对原文做了大量的校正工作。
拿“表”来说，由于史料不足，《六国年表》关于各国世系纪年错讹颇多，我们在表格的正文中，用[ ]标注了正确的世系纪年，并在注释中详细说明了校改依据：
为什么要改？注释说：
有的改动，则是结合学者说法，辅以常识判断。如《扁鹊仓公列传》，讲到了一个病例：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日，病已。
“三日”，底本原作“三石”，注释给出了径改原文的依据：
相应地，译文也译“即为药酒，尽三日，病已”为“就配制了药酒，服了三日，病就好了”。
《史记》是伟大的史书，又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大百科。
刚才说到的《扁鹊仓公列传》，是我国第一篇医生传记，分别记述了战国时名医秦越人（扁鹊）和汉代名医淳于意的事迹。
于是，这篇文章的注释，出现了大量的中医专业名词与核心理念，所涉医典，包括《本草纲目》《难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淳于意在陈述病例时，提到了一种病症：迵风。这种病，难道是“痛风”？
并不是：
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病症，又引《索隐》《黄帝内经》说法，讲清问题，要言不繁。
天人相应，宇宙的玄妙与人体的奥秘一样，激发人无穷的探索欲。
《天官书》，是《史记》“八书”之一，也是一部天文学专史，记录了古人对星象天体的观测研究。夏至将至，这一天的前半夜，北斗七星的斗柄，会指向正南。从《天官书》的记录，可以看出古人对北斗七星的重视程度：
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对于这句话，我们在注释中采用了天文历法专家陈久金先生的说法，进行整体性的讲解，指出天文学的阴阳五行和哲学的阴阳五行概念上的不同：
宜简则简，当繁则繁。注释就要这样作。
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为著书宗旨，我们作注时，也非常重视这个“通”字。
一个是书内汇通。《李斯列传》，赵高撺掇胡亥篡位时，说了一句话：“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注释指出，全书有好几篇文章出现了类似说法，进而推论出，这句话是当时的常用语：
一个是书外勾连。《史记》之所以精彩，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记录了丰富、矛盾而又普遍的人性。
比如《项羽本纪》末尾，项羽自杀，老对手刘邦为之举哀，哭祭而去。
这一细节，古代和现代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于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的注译者也通过按语的方式，讲到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过江祭周瑜的情节。
历史和文学，就这样自如地关联起来：
“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这句话，简单直译，问题也不大；但加上这么一条精彩的注释，就让刘邦的形象立刻丰富。
刘邦的眼泪不止为项羽而流，他还曾因田横自杀而哭泣，听闻韩信死讯，也产生“且喜且怜之”的反应。这个人物的复杂多面，让人不能不感叹：读历史，真过瘾。
“三全本”《史记》注释引用的材料，有像《帝王世纪》《世本》《竹书纪年》这么古早的文献，也有新近公布、更正认识的考古发现。
《袁盎晁错列传》中，有一句“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
霸陵，自然是要注的。它如何得名，应无疑义，但具体位置所在，千年以来，其实没有确切记载，直至元代《类编长安志》言“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遂使明清至当代（甚至可精确到2021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霸陵就在汉长安城东南、白鹿原北部的凤凰嘴。
直到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宣布：江村大墓，确认为汉文帝霸陵。这一发现，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认识谬误。
2022年，汉文帝霸陵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2021年底的新闻。2022年9月推出的“三全本”《史记》，就及时把它写入了注释：
考古与文献材料结合，才能更真实和客观地反映历史，帮我们认识更真实、更久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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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典作注释，不仅是翻遍故纸堆、坐穿冷板凳，更要经常起身抬头，四处张望，多方采撷。
如此，信息才能及时传递，从而让您能够从注释里，体会身处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乐趣。
经典，也正是借助一代又一代人的注释，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机活力。
在不是每一本三全本都是一样的做法里，我们把“三全本”《史记》各种好用的辅文，做了一些展示。
但不瞒您说，“三全本”《史记》最受认可、让人看到细节就忍不住下单的，其实是上回没来得及介绍的“注释”部分。
怎么个好法？我们分五类，小举十例。
既作新注，也收古注
一部合格的经典普及读物，在注释部分，讲清明面上的繁难字词、人名地名、典故、官职、典章制度等，属于基本操作。
以《秦始皇本纪》“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一句为例。
第一眼望去，貌似就一个“旄”字陌生。但作注时，不可以只盯着这个字下功夫，因为这句话里既包含五德终始哲学观，还有“衣服”“上”这样容易产生歧解的词语。
于是，注释就需要先整体，再局部：
这是当代注译者自己编写的注。而《史记》这样的巨著，历代学者多有注解研读，著名的“三家注”（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我们就充分吸纳。
比如《高祖本纪》中，对“鲁元公主”的注释，就采用了《集解》和《正义》两家的说法，读过后，就不会产生刘邦大女儿名叫“鲁元”的误解：
《史记》之外的其他典籍，也有丰富有用的注释。只要有助于读者更透彻地理解文意，我们都会吸收。
名篇《项羽本纪》当中，有一个名场面：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玦是什么？为什么要举它？注释没有停留在对“玉玦”的表面解释，而是引用了《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讲清了玦的形状，也点出了范增借“玦”“决”同音暗示项羽的用意：
校改正文，说明依据
再伟大的作品，也有记载歧异错讹之处，《史记》也不例外。
历代学者对于《史记》文本的校勘成果很多，“三全本”《史记》全面吸收借鉴，细加辨别，对原文做了大量的校正工作。
拿“表”来说，由于史料不足，《六国年表》关于各国世系纪年错讹颇多，我们在表格的正文中，用[ ]标注了正确的世系纪年，并在注释中详细说明了校改依据：
为什么要改？注释说：
有的改动，则是结合学者说法，辅以常识判断。如《扁鹊仓公列传》，讲到了一个病例：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日，病已。
“三日”，底本原作“三石”，注释给出了径改原文的依据：
相应地，译文也译“即为药酒，尽三日，病已”为“就配制了药酒，服了三日，病就好了”。
文理兼备，学科交融
《史记》是伟大的史书，又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大百科。
刚才说到的《扁鹊仓公列传》，是我国第一篇医生传记，分别记述了战国时名医秦越人（扁鹊）和汉代名医淳于意的事迹。
于是，这篇文章的注释，出现了大量的中医专业名词与核心理念，所涉医典，包括《本草纲目》《难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淳于意在陈述病例时，提到了一种病症：迵风。这种病，难道是“痛风”？
并不是：
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病症，又引《索隐》《黄帝内经》说法，讲清问题，要言不繁。
天人相应，宇宙的玄妙与人体的奥秘一样，激发人无穷的探索欲。
《天官书》，是《史记》“八书”之一，也是一部天文学专史，记录了古人对星象天体的观测研究。夏至将至，这一天的前半夜，北斗七星的斗柄，会指向正南。从《天官书》的记录，可以看出古人对北斗七星的重视程度：
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对于这句话，我们在注释中采用了天文历法专家陈久金先生的说法，进行整体性的讲解，指出天文学的阴阳五行和哲学的阴阳五行概念上的不同：
宜简则简，当繁则繁。注释就要这样作。
立足本书，打通界限
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为著书宗旨，我们作注时，也非常重视这个“通”字。
一个是书内汇通。《李斯列传》，赵高撺掇胡亥篡位时，说了一句话：“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注释指出，全书有好几篇文章出现了类似说法，进而推论出，这句话是当时的常用语：
一个是书外勾连。《史记》之所以精彩，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记录了丰富、矛盾而又普遍的人性。
比如《项羽本纪》末尾，项羽自杀，老对手刘邦为之举哀，哭祭而去。
这一细节，古代和现代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于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的注译者也通过按语的方式，讲到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过江祭周瑜的情节。
历史和文学，就这样自如地关联起来：
“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这句话，简单直译，问题也不大；但加上这么一条精彩的注释，就让刘邦的形象立刻丰富。
刘邦的眼泪不止为项羽而流，他还曾因田横自杀而哭泣，听闻韩信死讯，也产生“且喜且怜之”的反应。这个人物的复杂多面，让人不能不感叹：读历史，真过瘾。
不止古文献，还有新发现
“三全本”《史记》注释引用的材料，有像《帝王世纪》《世本》《竹书纪年》这么古早的文献，也有新近公布、更正认识的考古发现。
《袁盎晁错列传》中，有一句“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
霸陵，自然是要注的。它如何得名，应无疑义，但具体位置所在，千年以来，其实没有确切记载，直至元代《类编长安志》言“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遂使明清至当代（甚至可精确到2021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霸陵就在汉长安城东南、白鹿原北部的凤凰嘴。
直到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宣布：江村大墓，确认为汉文帝霸陵。这一发现，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认识谬误。
江村大墓霸陵、凤凰嘴汉文帝霸陵（过去认为的）、南陵、窦皇后陵大致位置关系（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2年，汉文帝霸陵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2021年底的新闻。2022年9月推出的“三全本”《史记》，就及时把它写入了注释：
考古与文献材料结合，才能更真实和客观地反映历史，帮我们认识更真实、更久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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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典作注释，不仅是翻遍故纸堆、坐穿冷板凳，更要经常起身抬头，四处张望，多方采撷。
如此，信息才能及时传递，从而让您能够从注释里，体会身处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乐趣。
经典，也正是借助一代又一代人的注释，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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