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想到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一位诗人能够写出两首被后人争论是否为唐诗压卷的诗歌，这是王昌龄的高处。不过，今日的主角不是王昌龄，而是一位王昌龄的千载知音——为王昌龄诗作注解的李云逸先生，以及他的《卢照邻集校注》。

李云逸先生生前就学于西北大学，是傅庚生、安旗两位先生的得意弟子。在傅、安两位先生门下，李先生选择了王昌龄作为其研究对象。毕业时，李先生提交了关于王昌龄的论文及《王昌龄诗注》稿，并于一九八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完成《王昌龄诗注》之后，李先生就开始了《卢照邻集》的整理。
谈到卢照邻，相信每一个对唐代文学感兴趣的人，都熟知他是“初唐四杰”之一。中学课本选取了“四杰”中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杨炯的《从军行》等名作，一提起来，基本是“耳熟能详”。不过，作为“四杰”中独立个体的卢照邻，反倒是显得“寂寞”一些。

从唐代别集的整理史上，“四杰”也有这样的特色——王勃与骆宾王在清代就得到时人的青睐，二人的诗文早有人为之施注；而杨炯与卢照邻则依旧“门前冷落鞍马稀”。这种面貌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改观。
一九八九年，任国绪先生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出版。五年之后，祝尚书先生的《卢照邻集笺注》出版。继此之后，到一九九八年，李云逸先生的《卢照邻集校注》出版。这三部《卢照邻集》的相继出现，一方面是当年“文学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唐代文学研究整理兴盛的写照。尽管在这种热闹中，《卢照邻集校注》带着一丝令人伤心的底色——在本书出版的七年前，李先生因罹患绝症而过世。

二是在注释上，李先生的注解较为清通简明，要言不烦，若干关节之处，又准确地注出了卢照邻诗文所运用的典故，这极便于爱好者阅读。例如卢照邻的五言律诗《芳树》：

这是一首诗意很鲜明的诗，因此李先生仅采择其中“幄”与“容色”二词施注，以辅助读者理解本诗。
三是在附录上，李先生不仅收集了卢照邻的生平传记、遗事，作了《卢照邻年谱》，而且费力收集了历代对卢照邻诗文的评论二十余家。以上三项工作在检索工具发达的今天似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即能办到的，但将此置于八十年代的环境之中，要不得不感慨李先生的用力之苦。特别是评论部分，完全要靠一条一条翻检抄录，若无苦心与定力，此事难成。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遗作，《卢照邻集校注》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例如凡例中先生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以为“北宋中期，照邻文集尚保存完好”，但近些年对于《新唐书·艺文志》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入，一般都以《新唐书·艺文志》并非是完全目验原书而编成的，其中有来自于前代文献记载的成分，因此，以《新唐书·艺文志》来证明“照邻文集尚保存完好”，其实证据相当薄弱。
再如正文《双槿树赋》“布衣藜杖”，李先生注“藜”字，说此为“红心灰藋”，并说见明人的《本草纲目》。然而“藜杖”实则是用《庄子·让王》“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的典故，此处当注出。
又如本文中所举《芳树》一诗，其首句“芳树本多奇”，是炼化《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枝”一语而来；中间“结翠成新幄”一语，又是炼化陆机《招隐诗》“密叶成翠幄”一语而来，均应注出。像上述这些遗憾，如果天假以年，先生未必不能苴补。可惜历史无情，只给后人一种设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