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一位北周大将军的墓地，出土了一把鎏金银壶，壶上描绘了特洛伊故事；在安徽、江苏、湖南、陕西、甘肃一带，百余年来一直有“铅饼”被发现，与汉代金饼形状大小相仿，正面有龙纹，背面是难以辨认的类似外文字符；2017年3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上，有一块公元前3世纪的石碑，上面镌刻了古希腊哲人的人生格言，石碑基石上注明，这些格言来自古希腊圣地德尔斐。
从德尔斐到阿富汗，再到中国的塔里木、甘肃、宁夏乃至中国腹地，那是上万公里，是从地中海到黄河的距离。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奇观，可以在千年前跨越这距离，给千年后的我们以震撼、以启迪？
2015年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就是要探究、回答这个问题。《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日前首发，这套六卷本、200多万字的大书，宣告这一国家基金项目历时10年终于完成，长江日报《读+》周刊上周专访了项目首席专家、《从地中海到黄河》总主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巨平。
1983年，在宁夏南部发现了北周时期柱国大将军李贤和妻子的合墓。李贤（公元502—569年）曾经长期镇守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在他的墓中发现了来自中亚、西亚，甚至遥远欧洲大陆的奢侈品，在墓室西北角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鎏金银壶”。
银壶沿袭着萨珊王朝金银器的装饰风格，器形则是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人们对于此壶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壶腹上的图案。其中有三对人物，都是青年男女，其服饰（希腊式长裙和外套、披风）、神态（富有动感）、面容（希腊式通直鼻子）、裸体形象都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
有人认为这三组人物反映的是特洛伊故事：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类似于金苹果的一个物品送给美神阿芙洛狄特；帕里斯拐骗海伦将要登船离开；特洛伊战争结束，海伦与原来的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重归于好。
2019年，杨巨平曾就此图请教过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塞塔伊奥里教授。对方认为，中间的二位是帕里斯和阿芙洛狄特，是金苹果的给予；左边是帕里斯和海伦，两人卿卿我我，准备私奔；右边是雅典娜和赫拉，参与了金苹果的争夺。这就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三位女神为争夺金苹果贿赂帕里斯，赫拉许以权力与财富，雅典娜许以他战争中的荣耀和声望，阿芙洛狄特则答应让他得到天下最美丽的女子海伦。帕里斯最终选择了美女。
两种说法颇有共同点，都是特洛伊的故事。这故事早就随着希腊人的到来传到了东方。印度出土的一幅石雕上也有特洛伊木马计的故事。萨珊帝国的前身是帕提亚王国，帕提亚本身就是个号称“爱希腊”的国家，它的钱币铭文自始至终都采用希腊语。
从清末至今，我国境内屡现造型独特、铭文奇异的铅饼，特别是1976年，在甘肃灵台县一次发现274枚铅饼，每枚重约110—118克，形状大小与汉代金饼相仿。其正面是凸起的类似龙纹的图案，反面则内凹，周边环绕难以辨认的大约32个疑似外文字符，中间是两个对称的方形印记，内似各有一篆体汉字。
此铅饼何时问世，从何而来，有何用途？若是国内所铸，源于何朝何代？倘为外来之物，又是何地发行，何时传入？其上的疑似外文字符，属于何种语言，寓意何在？何以与汉文戳记同存于一铅饼之上？
学界的回应莫衷一是。有中国学者认为这些字符与中外文字无关，是汉代天文学或占星学中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但图案差异显著，整体上难以契合。20世纪50年代初，德国汉学家黑尔芬认为这是“仿帕提亚钱币的希腊文”，他尝试破译了一枚铅饼的铭文拓片字符，中文意为“王中王，阿尔萨息，神显者，爱希腊者”。他断言这是在中国铸造而成，其上的铭文则是由不懂希腊文的中国制模工匠摹刻。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基本认可黑尔芬的对比方法与结论，但认为产地应在中国之外的西域。
杨巨平请教国外几位专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推测：这是一种类似于外汇券的代币，专为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交易而设计铸造，所以在西域始终未发现此类铅饼；外文字符是模仿希腊式钱币铭文字符，是为了给交易胡商一种信任感、熟悉感。
杨巨平认为，铅饼证明希腊文字（至少部分字母）或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并在流通于中国的钱币上留下印记，要最终证实这一推论，还需要有足够耐心等待或寻找新的证据。
在现代阿富汗的东北部深处，有一座著名的阿伊-哈努姆遗址。该遗址是个典型的希腊式城市，城里有希腊式的半圆形剧场和希腊体育馆，在皇宫疑为图书馆的地上，还留有用莎草纸书写的希腊文墨迹。在该城奠基者基尼阿斯王的墓地中，竖立着一块石碑，基座上镌刻着一位希腊人克莱尔库斯从希腊德尔斐神庙带回的古希腊格言：“少年时，举止得当；年轻时，学会自制；中年时，正义行事；老年时，良言善导；寿终时，死而无憾。”
此时约为公元前3世纪早期，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半个多世纪。
德尔斐是古希腊的圣地，这里有阿波罗和雅典娜的神庙，在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处有那句著名的希腊格言“认识你自己”。而被克莱尔库斯带到阿富汗的那句格言，则让人想起孔夫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东西方哲人的思考竟如此相通！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两大文明，即将在帕米尔高原西侧的兴都库什山下相逢，万事俱备，只等待一个叫张骞的中国人。
“张骞一旦进入中亚，就意味着踏上了通往地中海的大道，意味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
在《从地中海到黄河》的“总序”里，杨巨平写下这些句子，此时，距离他初次见到外国学者关于“希腊化文明”的研究成果，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
他是1978年的高考生，在五门考试科目中历史分数最高，因此就报了历史专业。大学第一学期之后，他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世界古代史成绩竟在全班名列前茅，这激起了他的学习兴趣，后来就在硕士、博士阶段把世界古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记得马克思那句话：“古希腊史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所以，这两位代表人物成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
1985年，法国学者格鲁塞的著作《从希腊到中国》中译本问世，杨巨平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就为希腊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犍陀罗艺术所惊讶，为希腊雕塑艺术经由犍陀罗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一路传到中国的中原大地，从而影响了中国乃至日本的佛陀形象和佛教艺术所震撼。这正是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遗产。从此，他就下定决心，要对希腊化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进行研究。
2015年，杨巨平作为首席专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一举成功。他为此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团队，汇聚中、英、法、美、捷克、荷兰、伊朗等国40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2024年11月，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六卷本巨作由中华书局出版。国内外学者评价该书：在一些未知的领域或长期争议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国际学界发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者牵头，请欧美学者来参与，共同做课题研究，出版一部有标志性的著作，之前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还没有过”；用全球史视野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是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推进；“对于过去中国史、世界史都不太关注的中亚，比如粟特、撒马尔罕、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区，从希腊化的角度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突破了国际研究范式，从东西方文明互动交流的角度，大大拓展了希腊化文明及其遗产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证明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了真正的话语权，等等。
目前，中华书局已与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签约，准备推出《从地中海到黄河》的英文版，对方表示：“当我们签署这项协议时，我们不仅将两个出版单位联系在一起，而且将文化和时代联系在一起。这一系列将成为一座灯塔，照亮文化遗产的道路，将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延伸到西方的遥远地区。”
签约仪式上，杨巨平发来视频祝贺。他已经再度出发，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之际丝路大国关系史研究》已经立项，首席专家仍是杨巨平。
《读+》周刊：从“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到“汉唐之际丝路大国关系史研究”，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什么国家如此重视这段历史？
杨巨平：既与“一带一路”有关，也与全球化背景有关。丝绸之路在地理范围上与今日“一带一路”的主要区域重合。研究“丝绸之路”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理依据和历史借鉴。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文明与包含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文化因素在内的希腊化文明遗产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此形成的丝路文明成了现今所有与古代丝路有关国家共同分享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财富，是中国与这些国家重温历史、建设友好关系的历史基础。
全球化拉近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整个地球扁平化。中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过什么作用，处于何等地位，在丝绸之路上如何表现，也是政界、学界关注的。
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有的国家兴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帝国轰然倒塌，有的则维持了长期的荣光。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都是世界史研究的对象，但面对浩瀚无际的历史长河，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关注哪些历史现象、事件、人物，这就要根据研究条件和现实需要来选择，尤其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中国世界史研究需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和国家的关切，以本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史研究整体来看，我们基本上都与时代的需求相适应。曾经的美国热、日本热、非洲热，现在的丝路热、拉美热、全球史热，都反映了中国世界史学界对时代需求的呼应。要有国际视野，立足本土，放眼全球。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声称要写一部非常客观的全球史，就像人站在月球上一样俯瞰地球。我说对，你可以站在月球上，但是你是从哪儿登上月球的？莫斯科、华盛顿，还是北京？出发点不一样，对全球的看法肯定就不一样。换言之，既要有国际视野，同时与现实也脱离不了关系。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还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互惠互利之路。这条始于中国的东西方交通要道，本质是文明互惠，不是文明对抗，沿线不同的文明都从这种互动中得利，丝绸之路才能延续千年之久。如果这条路就是一条破坏之路、征伐之路，可能早就不通了。文明互惠，就是不同的文明都从中受益了。如佛教源自印度，后来却成了中国儒、释、道三教之一。佛教7世纪以后在印度就衰落了，但在中国兴起，这对印度文明也是好事。那些去印度的僧人，如玄奘写了《大唐西域记》，法显写了《佛国记》，这些游记恰恰可以帮助印度复原他们的历史。
《读+》周刊：“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项目，取得了哪些突破？最突出的成果是什么？
杨巨平：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希腊联军统帅的身份，发动了对东邻波斯帝国的征服。经过十年征战，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区域都处在他的统治之下。亚历山大一路上建立了很多希腊式的城市，推行希腊式的政治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猝然离世，这个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被他的部将瓜分，最终形成了三个希腊化王国，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的统治得以延续，并由此形成了“希腊化世界”。在广袤的区域内，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长期接触，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从而孕育了“希腊化文明”。其存续时间，大致开始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结束于公元前后，时间上大致对应于中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十年之后到达中亚，这一“凿空”之举标志着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从表面看，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如果把它们各自视为独立的历史事件，那前者只是希腊—马其顿人对波斯帝国的一次征服，后者只是汉武帝时期的一次寻求外援活动。但将二者置于欧亚非大陆古代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视野之下，这两个事件就有了联系，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他们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我们这本书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既是基于历史事实、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不足，开国际之先河。这也是本项目会受到国际学界广泛支持、成果受到各方认可的原因所在。外国学者惊呼，“这样的问题应该由我们来做”，怎么让中国学者领先一步。
将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世界作为丝路全线开通的基础，这一点就是一个关键的学术突破。
《读+》周刊：为什么是从地中海到黄河，而不是从黄河到地中海；换句话说，为什么对中国文明西传的部分着墨不多？
杨巨平：这是由课题研究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对于同一个丝绸之路，有的是从东往西研究，有的是从西向东研究。本研究总体上是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是以希腊化世界为起点。“从黄河到地中海”完全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客观地说，来自“黄河”的政治影响大致限于西域，钱币的影响达到中亚，丝绸传到罗马。我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之际丝路大国关系史研究”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向这个方向靠。
《读+》周刊：您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这方面有什么成功经验？您认为，中国学者、中国学术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杨巨平：我们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合作。十几位多国学者参与本书的撰写。其中不乏来自牛津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休斯顿大学的国际知名学者，代表了当今国际上的一流研究水平。本书的五卷有三卷由国际著名学者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和主编，保证了本书的研究进入国际研究的前沿。
我们是中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有我们自己的天然优势，我们更熟悉与中国有关的语言、文献、地理、历史等。这正是国外学者所缺乏的。
研究世界史的中国学者更要注意立足于本土的需求、本土的资源，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敢于和善于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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