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方以智，是明末很有特点的文人，与侯方域、冒襄、陈贞慧并称为明末四公子。他出身名门，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都是高官，自然算得上公子哥儿。温睿临说他“为人风流自喜”，却没有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襄与董小宛那样的风流韵事。他追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服膺耶稣会士和他们带来的西学，却不是天主教徒，晚年皈依佛门，出家为僧。

方以智塑像

桐城方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以学问名世。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没有功名，却是“方氏家学的草创者”，不满于王畿的“四无说”，与顾宪成、高攀龙意见相合，曾到东林书院讲学。朱彝尊说：“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浚其源，东南学者推为职志焉。”明善先生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他的祖父方大镇，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曾在邹元标、冯从吾创办的首善书院讲学，因不满魏忠贤专权，辞官归乡。乡居时，与门人讲学不辍，潜心学问，著有《闻斯录》《桐川讲义》《易意》《诗意》《礼说》等，邹漪称赞他“端毅纯正，允为一代大儒”。他的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初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得罪阉党头目崔呈秀而削籍。崇祯十一年（1638）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后又总督大名军务。京师陷落，南奔留都，因马士英、阮大铖乱政，遂归隐。他一生研究易学，著有《周易时论》《潜草》，涉及天文、历法、博物等，对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的随笔集《潜草》，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再三引用。

在这样的家学渊源中熏陶出来的方以智，注定不是等闲人物。温睿临说他“少美姿貌，聪颖绝伦，书无所不读”。朱彝尊说他“纷纶五经，融会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桐城县志》说他“九岁即善属文，比冠，著书数万言，与江左诸贤隽力倡大雅”。

方以智作品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浮山愚者。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京师陷落，乘间脱归，前往南京。由于五年前曾参与复社诸君子的《留都防乱公揭》，揭发阉党余孽阮大铖的真面目，遭到已在弘光小朝廷掌权的阮大铖报复，亡命广东。南明唐王、桂王先后起用他出任高官，均不赴，转侧于洞壑间，艰苦备至，旋即落发为僧，法号弘智，字无可。父亲去世，他回归桐城，庐墓三年，“励志砥行，惟与子弟讲业论道，语不及世事”。《桐城续修县志》写道：“家世理学，至以智益集其成。为人操履平恕，不耻恶衣食。博极群书，天人礼乐、象数名物，以及律历医药、声音文字，靡不淹洽精贯。”一生著作颇丰，有《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易余》二卷、《切韵声源》一卷，另有《浮山文集》（前后编）二十二卷，以及《方子流寓草》一卷。以往学者研究方以智，多从理学角度开掘，对他关注西学，放眼看世界，关注不够。而这恰恰是他最值得称道之处。

他的巨著《通雅》洋洋五十二卷，从写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自序来推断，此书的撰写应该在此前几年。四库馆臣将此书定位为“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之作，对它评价颇高：“明中叶以后，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话说得不错，“考证精核”确实超越杨慎、陈耀文、焦竑辈，然而仅此而止，亦未免“千虑一失”，他的“迥出其上”，还另有所在，那就是对于西学的吸收与贯通，不但杨、陈、焦等人不及，连后继的顾、阎、朱也难望其项背。他在书中强调：“读书必开眼，开眼乃能读书……由此言之，苟非专精深几，眼何能开？又况闭而开之，开而闭之，习此坎塪，丧身失命，故知不少。”他真的做到了“读书必开眼”，不仅开眼看古书，而且开眼看世界。

《通雅》

他的《通雅》多次提及利玛窦。谈到天文时，提到利玛窦带来的西学对于纠正传统天文学的误解，令人眼界大开：“九天之名，分析于《太玄》，详论于吴草庐，核实于利西江。按《太玄经》九天：一中天，二羡天，三从天，四更天，五脺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此虚立九名耳。吴草庐澄始论天之体实九层。至利西江入中国，而畅言之：自地而上为月天、水天、金天、日天、火天、木天、土天、恒星天。至第一重为宗动天，去地六万（应为亿）四千七百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里，地心至月天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余里。地球周九万里，日轮大于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大于月轮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而地球大于月者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

关于崇祯设局修历，他提及耶稣会士汤若望、罗雅谷参与其事：“崇祯时立局修历，玉山魏太乙奉旨别局改修《授时》《大统》诸法，已并用汤（若望）、罗（雅谷）两西士，立局讲求。”又分析了中历不及西历的原因：“今《大统》本于《授时》，《授时》本于《大明》，千二百余年于此矣，焉得无差？而西历于万历癸亥方经改定，崇祯戊辰尚多测改，其疏密可知也……西历推其经纬，更真于月日，西法更立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等线，始以三角对数法为测量新义，详见《天步真源》……算惟随时，测之乃准耳。”

他从利玛窦那里了解到“地与海本是圆形”：“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二极周度、纬度、赤道皆相应……利公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见南北二极，转南过大浪山见南极，出地三十二度，则大浪与中国正对矣。又按西书，南亚墨利加玛八作正中国对足处。”

利玛窦 

关于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他说：“利玛窦为两图，一载中国所尝见者，一载中国所未见者……真可谓决从古之疑。”

即此数例，已经可见方以智放眼看世界之一斑。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刘岸伟指出：他年轻时在南京看似放浪的“狂生”，却始终追求新的学问，访问耶稣会士毕方济，质问欧洲的历算和奇器，评论耶稣会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他以后的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中的学问性格和方法，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据刘岸伟统计，《物理小识》引用耶稣会士艾儒略《职方外纪》的文字，达五十处之多。他写于南京时代的《膝寓信笔》提到利玛窦，对这位西洋学者渡海来到中国，读中国书，感服孔子，表示钦佩。他说，自己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还和精通西学、著有《格致草》的熊明遇讨论过此事。

其实，方以智不仅在《物理小识》中引用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此前的《通雅》已经多次引用此书。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五大州”，即欧逻巴州（欧洲）、利未亚州（非洲）、亚细亚洲（亚洲）、南北亚墨利加州（南北美洲）、墨瓦腊泥加州（大洋洲）。方以智写道：“……又以地势分五大州：曰欧逻巴，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曰利未亚，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至西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仓，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与亚细亚相联，其余全为四海所围；曰亚细亚，南至沙马大腊、吕宋等岛，北至西增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和、墨河的湖大海，西红海、小西洋；曰南北亚墨利加，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曰墨瓦腊泥加，尽在南方，惟见南极出地，而北极常藏焉……”

《物理小识》

方以智的著作中，尤以《物理小识》为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四库馆臣的“提要”这样定位此书：“《通雅》之余绪，掇拾以成编者。”方以智自己把它归结为学习西学的成果：“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几能研极之乎！”因此，书中引用耶稣会士有关西学的言论，比比皆是。列于首位的无疑是艾儒略和他的《职方外纪》，且举数例于下： 

西齐里亚沸泉如醋，物入便黑。翁加里亚有水喷出地即凝石者，有冬月流而夏冰者，有投鞭成泥，再镕成铜者，有色绿而冻成绿石者。勿里诺山之泉，物坠其中，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福岛无雨，而大树酿云气，夜生甘水，满树下之池。度尔格有一海，味碱性凝，不生波浪，而皆不沉，不生水族，命曰死海。水性不同如此，将怪而不信耶！

度尔格内有国曰亚剌比亚，有一海，长四百里，水碱性凝，不生波浪，常涌大块如松脂，不能沉物，不生水族，名曰死海。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地类·弱水死海》。

多勒多城在山上作一器，盘水直至山城。延平有水老为一城人视水，入厨管朽频易，开则水至，塞则水止。

提到其他耶稣会士的也不少，如引利玛窦的话，关于“岁差”：“万历中，利玛窦入，仍约六十六年八阅月而差一度，每年不及周天一分五十秒。”又如关于“日大于地”：“利玛窦曰：地周九万里，径二万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径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距地心一千六百零五万五千六百九十余里），木星大于地九十四倍半（距地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四里余），土星大于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万二千一百里余），金星小于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距地二百四十万六百八十一里余），月小于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距地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二里余），水星小于地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倍（距地九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里余）。经星有六等，皆大于地，以远故，望之小耳。”

关于温泉是否与硫有关，引用熊三拔、金尼阁的话：“先儒曰：地中阳气遇湿而结为硫，雷火亦有硫气，阳气也。唐子西取硫置水，水不温，以此驳之。熊三拔谓：别无朱砂与礬之别。金尼阁曰：西国有七十余汤，各标主治。布那姑山皆硫，不闻泉汤也。”

关于《崇祯历书》，他提及徐光启，也提及他的父亲方孔炤：“自徐元扈（徐元扈当为“徐玄扈”，清人为避康熙帝讳，改“玄”为“元”。）奏立历局，而《崇祯历书》今成矣。老父以学者从未实究，故作《崇祯历书约》。”反映他们父子两代对于徐光启的崇敬之情。书中多次引用方孔炤的《崇祯历书约》，例如，谈到“日月行度”的一段文字：“日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数恒星天过一度。月一日行一百五十三度，迟周天十二度，恒星天过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时三刻，合于日而同度，为朔日。照月侧为弦十四日九时余，日月对望而见全圜，曰望。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见为晦，日与天会，一年而多五日三时，曰气盈。月与日会，一年而少五日七时三刻，曰朔虚。其月行疾，日行迟者，以历算自东行西纪度也。月九行者四方，出入黄道者八，与黄道者为九也。”以下特别注明：“五星行度，详老父《历书约》。”所谓《历书约》即《崇祯历书约》。

方以智的学问，除了家学渊源，还源自老师虚舟先生。虚舟本名王宣，字化卿，金溪人，生于桐城。方以智为他作传，称道先生“迈志好古，为诗歌文词，凌轹晋唐，上轧周秦”。科场失意后，放弃举子业，倘然高蹈，自号虚舟子，以《易》为终始之学。方以智少年时师从于他：“智十七八，即闻先生绪论，旷观千世，尝诗书歌咏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是时先生年七十，益深于《河》《洛》，扬、京、关、邵，无有能出其宗者。智方溺于词章，得先生之秘传，心重之。自以为晚当发明，岂意一经世乱，遂与先生永诀哉！”方以智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虚舟的论断，加以发挥。

家学与师承之外，方以智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向耶稣会士学习所得，《通雅》《物理小识》多是如此，《浮山文集》也留下了痕迹，其中为游子六《天经或问》写的序言，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对万历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极为赞许，也指出他们在“通几之理”方面有所欠缺： 

《天经或问》，建阳游子六所约以答客者也。概言历象，取泰西之质测，以析世俗之疑。往年良孺熊公作《格致草》《原象原理》，晚隐书林，而子六学焉。子六沉潜好学，角立渊渟，遇乱弃举子业，隐于历算日者，以养其母。专精天人之故，一室褐塞，风雨掩户，不汲不戚，萧然自得。愚者闻而敬之。读吾三世之《易》，反复鼎薪，致书见问，愚者答之曰：神无方，而象数其端几也，准固神之所为也，勿以质测坏通几，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几坏质测，而荒其实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尽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乌知所以自尽乎？不通象数，乌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乱乎？……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骇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数甚精，而于通几之理，命词颇拙，故执虚者辟之。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立静天以考度，定黄赤之两轴，穆天心主之冒如斯也，原不硋也。

容肇祖说，方以智早年留心西洋科学，后来，他和汤若望友好，对于西洋天文算学亦精，有他儿子的话为证。他的儿子方中通的《与西洋汤道未先生论历法》诗注：“先生崇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由此可见，他承认西洋科学的精确，但以为中国学问亦有贯通和先识的长处，颇有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味。这一点，是否当时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普遍心态呢？

（本文摘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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