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版，322页，69.00元

荣新江老师是1978级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的本科生，到1980年时，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开始在历史学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参与者主要是当时古代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这门课上，王先生给每位学生指定一件文书，进行释读、录文和研究的训练。荣老师被分到P.3016号文书，这件文书背面抄有多件牒状，其中两件写有“天兴”某年。此前日本那波利贞教授认为这是北魏的年号，荣老师后来发现其实应该是古代于阗王国的年号，时间约相当于敦煌归义军时代的唐末五代宋初。当时正关心经济史的他，对于阗并没有什么兴趣，加之他了解到相关研究多散在西文日文刊物上，本科生无法进外文期刊室，也存在客观的困难，便去寻王先生换一件文书，但王先生认为这只是课程训练，与个人兴趣无关，不同意改换，并建议他去向张广达先生寻指导（117页）。

1931年出生的张广达先生，直到1978年四十七岁时，才生平第一次正式登上讲台，当时在系主任邓广铭先生安排下，讲授中国通史的隋唐至两宋一段。在此前二十多年风波不断的年月里，张先生借助仅有的一点零碎时间，和父亲张锡彤一道，翻译了巴托尔德（V. V. Bartold，1869—1930）的巨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同时也想方设法收集了西方学界关于西域史的研究成果，因此，虽然当时于阗史研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点无从下手，但对张先生而言，其实是有所准备的。从七十年代末张先生写的《近十几年国外研究新疆、中亚的若干情况》一文来看，他对当时欧美诸国和日本的相关学者、研究机构和学会乃至出版物的情况尽在掌握，英、法、俄、日等文字发表的文章，也都有所收集。因此，我们看到荣老师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与其业师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发表在1982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上。这篇文章发表后即受到海内外中亚学、伊朗学研究者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法文，发表在了1984年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论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第三集。杨联陞先生在给《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所撰书评中特别说到，“荣新江君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与广达先生师生合作，不但可为佳话，也希望可为佳例”，两人没有辜负这一期许，此后数年内持续合作，几乎每年都有于阗史研究的专论发表，并最终结集成为《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

荣新江老师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集体编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学术刊物。众所周知，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为世人所知后，欧洲和日本的探险家先后从敦煌劫得无数写本文书，还在吐鲁番以及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有过多次发掘，携走大批文物。在最初，借助藏经洞出土文书等西域考古出土物研究古代历史的工作，中国学者其实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但是，这些文书和文物的重要价值，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1930年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话广为人知，“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还有一句更有名，那就是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藏经洞陈列馆的院子里，至今竖着镌有这句话的巨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术秩序逐步恢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这句话，激发了很多学者和学子在敦煌学领域奋起作为的志气。

北大图书馆非常给力，特辟一专门研究室，不仅放入所有缩微胶卷，而且还将相关的数百本书归拢到其中。著名的敦煌学前辈向达（1900-1966），生前曾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因此该馆敦煌学方面的藏书在国内来说是比较系统的，加之建国后北大图书馆藏书底子由老北大、燕京、中法大学三校合并而来，藏书之丰沛在国内大学中可说首屈一指，比如目前检索可得的唯一一套原版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1914-1924），即为中法大学图书馆旧藏。此外，周一良先生还无私分享了自己的藏书，比如1970年版《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册（Catalogue des manuscrip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I），这些都成为当时师生共同耕耘敦煌学的重要资源。

邓广铭先生是“文革”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首任系主任，王永兴先生调入北大，张广达先生登上讲台，都离不开邓先生的运筹。1982年，在邓先生倡议下，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心集体编辑出版的第一本论著，就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书名由邓先生题写，序文则出自周一良先生之手。周先生开宗明义：“在敦煌石室里封闭千年之久的近三万件各种文字写本的发现，震惊了世纪初年的学术界，八十年来，东西学者从不同角度利用这些丰富多彩的资料，研究了中国历史、文学、思想、宗教、艺术等各个学术部门。由于这些资料的发现，有的学科填补了空白，有的改变了面貌，有的甚至推翻了某些长期公认的定论，敦煌石室的资料，成为今天研究古代中国‘西域’以至中西交通有关问题时不容忽视、不可缺少的宝库。”这部论文集除了当时敦煌小组成员的论文，开篇还收录了敦煌学先驱王重民先生遗稿四篇，和当时正在北大历史学系讲学的左景权先生的《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等文。出版后，宿白先生将这部论文集寄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周一良语）的杨先生很快撰写书评，刊发在了《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其三是读书要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不少令我难忘的例子。1990-1991年荣老师在日本龙谷大学访学半年，曾在西域文化研究会研究室看到1978年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所编《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一书，这批文书原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得，二战前流失，被日本学僧出口常顺在柏林买到，入藏大阪四天王寺，此书编成后精印一百部，未公开发行，难得一见。荣老师在其中看到一件带有题记的《弥勒下生经》刻本残片，发现是此前雕版印刷史未曾提及的新材料，便撰成札记《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不过千把字，发表在《文物天地》1997年第5期，但宿白先生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篇札记，随即联络荣老师取得这件材料，将之纳入《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书。宿先生治考古学，又以善用文献令人称叹，显然不光是文献，任何一则相关的学术动向，也逃不过他的法眼。1991年荣老师访学回来后，还写了一篇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写经的文章，这组过去不为人知的写经残片，都已经装裱成册，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题识。素文其人，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是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缩写，经过史籍爬索，荣老师发现，素文名玉书，因清末监理新疆财政，得手不少出土写经，而周一良先生则在读到这篇文章后，随即提供了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宣统三年/1911年）中一条关于梁素文的史料，彻底解决了“素文”之疑，尽显周先生治学之博洽。荣老师曾半开玩笑说起，书读到一定程度，运气就来了，我觉得这句玩笑话，其实蕴涵着某种道理，当一个人内在的知识网编织得足够密实时，自然任何一星半点的碎片都漏不过去。

周一良先生第一篇关于敦煌学的文字是《读〈唐代俗讲考〉》，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六期（1947年2月8日），后来他又在《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二十一期（1947年6月11日）发表了《关于俗讲考再说几句话》，都是沿着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继续推进。此外，哈佛学成归国后的周先生，既讲授过佛经文学翻译的课程，也撰写过多篇相关文章，显然也是有意接续陈寅恪先生早年开创的梵汉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脉。荣新江老师曾翻阅过陈寅恪先生卖给北大东语系的一批西文书，他说从其眉批来看，陈先生的功夫是在梵、藏、汉文佛典和敦煌讲经文的对证上。此外，北大历史学系资料室有一册罗振玉《敦煌零拾》的陈寅恪眉批本，其上密密麻麻的批语，也反映了他回国后早期的治学兴趣和功力（关于其内容可参荣新江《陈寅恪撰〈敦煌零拾〉札记整理后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改革开放后重启的中古史和敦煌学研究，显然有意接续这一学术薪火，因此，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在主编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之外，另一部集体编撰的重要论著，就是《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向达先生晚年，曾着手整理《大唐西域记》，1964年还专门自费南下广州征询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据在场的胡守为先生后来回忆，向达同陈先生请教了梵文对音的问题（刘勇《读书不肯为人忙——胡守为教授学术访谈》，《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陈先生当时赠向达诗三首中也有“梵语还原久费工，金神宝枕梦难通”之语，就在这一年，陈先生捡起1930年12月发表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号）上的《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一文做了再校补。广州期间，向达还在中山大学做了题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讲座，对敦煌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虽然向先生在辑成《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年）后没能完成校注工作，但后来在季羡林先生主持下，最终于19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注》。此外，向达先生曾翻译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参与的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第二、三次的考察记，题作《勒寇克高昌考古记》，显然是想作为向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姊妹篇，但未得出版，在1999年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由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推出了“重聚高昌宝藏”专号，据荣新江老师的回忆可知，这部书的顺利出版还离不开冯其庸先生的慷慨解囊（142页）。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研究院讲授《敦煌七讲》时，也曾特别提及陈寅恪、向达等人对于提升敦煌学研究视野的重要作用，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独立后创办的《考古学研究》第1期（文物出版社，1992年），就是纪念向达和夏鼐两位先生的专号，其中收入向达《安西榆林窟记录》一文，是向先生1943年5月18—20日榆林窟东崖诸窟的笔记，经王永兴、宿白等先生校对整理后刊布，内容之详、记录之细，令人惊叹，据整理后记可知，向达先生1943年5月在榆林窟考察历时一周，当时记录近十万字，“文革”期间毁佚过半，不过，现残存三日的内容已足够震撼。至2010年，荣新江老师终历十年之功，不负周绍良先生的托付，编成《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一书，我们借此重新领略向达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多重贡献之余，更充分地了解到这些无价的成就是在何等艰辛困苦中取得的。众所周知，在莫高窟保护史上，向达先生有过重要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方回为笔名，撰写《论敦煌千佛洞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傅斯年先生推荐下，于《大公报》1942年12月27、28、30日三期连载。今人谈及这篇文章，多是说到向达对张大千剥离壁画之举的抨击，而我在这里想引述这篇文中并不起眼却十分动人的一句话，“两千年、一千年的历史，像电光火石般一转眼过去了，这些人固然长埋地下，烽燧城堡也放弃了，荒废了；我仍然清醒地立在废墟上面，西边的太阳还有一半在地平线上，但是这些废毁的烽墩城堡，照旧很英勇地迎着落日，放出黄色的光辉，西北风呼呼地怒吼，而他们依然静默无言，屹立不动。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那时抵不住下泪了”。就是在这种情感的支撑下，哪怕是“笔墨俱冻”，向达也一丝不苟地向曾昭燏、傅斯年等人写信报告，即便是零下八度，他也将天复二年（902）翟奉达写本《逆刺占》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