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远桥 ｜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
评论内容：
1937年10月28日，朱自清先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沈，就是我们熟悉的沈从文先生；杨，是杨振声先生。1933年开始，杨振声和沈从文合作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这是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两部教科书，杨振声是负责人。1934年，朱自清正式加入，和杨振声、沈从文一起编写教科书。于是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商量教科书编写的事。《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四册， 1935年编写完成， 1936年正式出版。随后他们继续合作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
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天津相继沦陷，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中，文人君子仍不忘教育的事。10月28日，杨振声、沈从文与朱自清在长沙碰头，讨论《中学国文教科书》一书的计划。这就是朱自清日记里说的“杨、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这件事。
杨振声出生于 1890年，长朱自清 8岁，长沈从文 12岁，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同事和引领者，也像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兄长。1928年，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杨振声担任教务长，同时担任中文系主任，次年担任文学院院长。1930年，杨振声被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七七事变”后，杨振声代替教育部次长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秘书主任，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向大后方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上面朱自清日记说到的与杨、沈的会面，也正发生在此时。
杨振声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赴美攻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杨振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新国民”，并且认为教育是造就新国民的唯一工具。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大学教育，不过，他一向认为中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要提高一个国家整个国民教育的质量，必须从中小学教育做起。当时的小学教科书都交给商人去编写，杨振声认为这些人并不具有近代国家观念，所编写的教科书当然也不利于新国民性的养成，所以，他建议中小学教科书应当由硕学通儒编辑，政府印行，颁给全国中小学通用。
具体到国文教科书，杨振声格外强调其在课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在一般课程中，国语实有总其成的责任”。国语教材应该以什么为内容？应该教文言还是白话？杨振声的回答是，“国语与文言当然应就学生在各阶段中之程度，分别先后缓急而教授之”，“培养小学生接受与传达知识之意志”，“待至中学，然后再授以文言，以养成学生参考古书的能力”。他认为“国语可以尽量运用文艺技术，使文字亲切生动一些”。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想法，杨振声向朱自清提出了“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的建议。
这就是《经典常谈》的写作缘起。也因为如此，在《经典常谈》序文结尾，朱自清特意表达了对杨振声的谢意，说：“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
让我们来到《经典常谈》写作前约一百年。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屈辱的百年近代史由此拉开了序幕。而清王朝的真正崩溃，则是在 1895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为什么这么说？一开始，受鸦片战争刺激，有识之士“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开始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在军事、科技方面取得成效。各方人士在压力下奋发图强，成果显著而踌躇满志。如 1893年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孝胥在日本骄傲地批评日本变法，“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认为这是“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之戒”，而深深觉得清朝改良维新很是不错。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一切都变了：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彻底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巨款，割让台湾。这对当时士人来说，仿佛天崩地陷。愤怒、激昂、沮丧、耻辱、忧虑、无奈、彷徨、迷茫……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被复杂的情绪所笼罩。从几十年前的自信满满，谓西洋东洋人为“夷性犬羊”，到改良图强后的踌躇满志却一败涂地，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文化中并没有使国家强大的知识和技术，琴棋书画抵不过枪炮轮船，人们普遍抱怨传统无用，崩溃下的人很容易全盘摒弃，“举数千年先王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的观念和做法颇为流行。
另一个问题便出现了：如何在现代进程中保存“传统”？因为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有着历史悠久的存在基石，共同的记忆比如历史传统，共同的符号比如语言文字、图腾标识。有人意识到，如果“忘中国之本，则又何为哉”？如何对待传统，便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核心话题，这个核心话题里一直有个很难解决的矛盾：既要通过对传统的批判以实现民族启蒙和文艺复兴，又要借助传统经典的继承以回应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的时代呼唤。
辛亥革命后，推翻了皇权，中国建立了共和体制，尊孔复古的潮流却也仍然存在。引领了“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在 1912年授意其学生陈焕章成立“孔教会”，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和“祭圣告令”，亲率百官在北京祭孔和祭天。1925年，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读经。这些事件，也就是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文里提到的：“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
有识之士认为：国之所以不昌也，在于民智未开。“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意在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认为二者是检验一切的准绳，凡是违反二者的，无论“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科学既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方法，也包括技术和知识。既然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传统又不可抛弃，科学地评判、继承、发扬、发展传统便成了唯一途径。
鲁迅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是一种激愤的表达。与鲁迅不同，朱自清的见解和做法更温和，更包容。朱自清把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中小学教育联系在一起。对于经典的价值，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文里这样说：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
对于经典在中小学教育里的地位，朱自清这样说：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
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写作《经典常谈》期间，他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里也重申了类似的看法：
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朱自清还提到了课程标准对了解传统文化的要求：
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
在教育部颁布的初中和高中《国文课程标准》里，这两句话后紧跟着的是“以培养其民族精神”“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这两份《国文课程标准》颁布于 1932年。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新旧观念的碰撞对抗，联系到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形势，也就更能理解朱自清的话和课程标准里的话了。
“七七事变”后，暴寇肆虐，国将不国，朱自清正是在仓皇转徙之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经典常谈》的写作。文人教授也许不能上阵杀敌，而勉力教学、整理国故、传承文化，成为他们能做的一切。国难方殷，学术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对民族的凝聚团结，对一国之根本的延续，显得格外重要。“万里孤征心许国”，哪怕流离失所，哪怕贫困疾病，朱自清不废《经典常谈》的写作，正是培养现代公民、健全国民素质的一种实践，也是科学地评判、继承、发扬、发展传统的一种实践，还是爱国志士身处国难时“民族的英雄气概”、士人的责任担当的一种体现。
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
这里提到的顾颉刚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朱自清多所褒扬：
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见《古史辨》），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让大家看出那“鬼治主义”的把戏。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近来郭沫若先生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见《青铜时代》）里翻译了《诗经》的十篇诗，风雅颂都有。他是用来论周代社会的，译文可也都是明畅的素朴的白话散文诗。（《古文学的欣赏》）
“鬼治主义”在《〈尚书〉第三》中也出现了，在文章原注里还特地标明部分白话译文“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经典常谈》引用古文词句，朱自清也大多直接将它们译为白话文，以自己浅明准确的译笔进行“重述”。顾颉刚这一名字在《经典常谈》中反复出现，即“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近人新说”，如《〈尚书〉第三》的“参考资料”里有出自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顾颉刚是新潮社元老，他最为著名的身份是历史学家，最为卓越的成就是《古史辨》。“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精神引领，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方法，对古史、古书进行科学的评判。“古史辨”并不是完全“有破坏而无建设”，也不是要“将古史‘辨’成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古史辨派的行为也是在回答如何批判地继承、发扬传统这个问题，也是在解决启蒙民智和凝聚民族这对矛盾。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不仅在白话译文上和顾颉刚的做法一致，在学术观点上即近人新说的采择上也完全体现了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这一切的源头，还要回到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
也许是长久以来民族困境的触发，理性的新文化人对传统持有相对温和的态度。朱自清的老师胡适于 1923年发动“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以学术建设的方式继续启蒙，另一方面兼顾了激荡的民族情绪和时代诉求。胡适在讨论“整理国故”时，反复强调文化普及的重要性，他指出教育不能只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而应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在这一进程中，白话取代文言是必要的普及中的一个步骤，也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胡适主张对古代经典的整理，可以“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经典常谈》正是以浅明的白话文为经典做序跋考证，梳理不同类别的经典的源流脉络，介绍经典的“历史和价值”，这也类似于顾颉刚用“浅明的白话文”写《汉代学术史略》。朱自清对胡适的“整理国故”是全面接受的，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1941年）里，朱自清这样评价：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最大。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胡先生又是思想革命的一员大将。他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他的最大的建设的工作还在整理国故上。《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都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他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方面的功绩，可以说已经是不朽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把《经典常谈》的写作也看成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进而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1944年，朱自清在《国文教学·序》中说：
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我们尽可以着手用白话重述古典，等到这种重述的古典成为新的古典时，尽可以将文言当作死文字留给专门学者学习，不必再放在一般课程里，但现时大家还得学习。
“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文第十三》）用浅近明易的白话文重述文言，用清晰晓畅的文体整理经典，用科学评判的态度辨析经典，朱自清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撰写《经典常谈》，以引起读者兴趣，既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在这个途中，同时也完成启蒙，促成国人的现代化，促成中国的现代化。
朱自清最为我们熟悉的身份，应该是新文学家、散文家，他的《匆匆》《春》《背影》《荷塘月色》等流畅而真挚的作品长久滋润着我们。朱自清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当了多年中学国文教师，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仍持续关注中学教育并参与中学国文教材编写。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甚至可以说影响着后来的语文教育的基本面貌。朱自清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国学研究者，《诗言志辨》《诗文评的发展》等论著体现了朱自清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造诣和眼界。
《经典常谈》可以看作是朱自清这三种身份融合的产物。首先，《经典常谈》是朱自清作为新文化人而以白话文创作的“重述经典”的学术散文，清通冲淡，与一般论文著作相比，文字举重若轻，笔调活泼生动。其次，《经典常谈》体现了朱自清作为教育家识见高远、知行合一的特点。我们把《经典常谈》放回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里，就会发现它体现了朱自清对新时代、新教育、新国文教学的思考和实践。另外，自 1925年进入清华教书，朱自清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长期从事国学的教学和研究，《经典常谈》也是朱自清国学、古典文学方面研究的结晶。
《经典常谈》以书为纲，采择新说，述而兼作，总共十三篇，“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诗、文两篇，则“叙述源流”。这十三篇中国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可以看出，全书“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全书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为纲领，也不以“国学概论”为名称，也并不局限于一篇一本经典，而是以点带面，以现代眼光对研究对象做梳理和探究，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语），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表达。这样做的目的是“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是让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一、“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
沈先生来此。杨、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杨建议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这是个好主意。 1937年10月28日，朱自清先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沈，就是我们熟悉的沈从文先生；杨，是杨振声先生。1933年开始，杨振声和沈从文合作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这是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两部教科书，杨振声是负责人。1934年，朱自清正式加入，和杨振声、沈从文一起编写教科书。于是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商量教科书编写的事。《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四册， 1935年编写完成， 1936年正式出版。随后他们继续合作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
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天津相继沦陷，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中，文人君子仍不忘教育的事。10月28日，杨振声、沈从文与朱自清在长沙碰头，讨论《中学国文教科书》一书的计划。这就是朱自清日记里说的“杨、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这件事。
杨振声出生于 1890年，长朱自清 8岁，长沈从文 12岁，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同事和引领者，也像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兄长。1928年，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杨振声担任教务长，同时担任中文系主任，次年担任文学院院长。1930年，杨振声被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七七事变”后，杨振声代替教育部次长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秘书主任，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向大后方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上面朱自清日记说到的与杨、沈的会面，也正发生在此时。
杨振声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赴美攻读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杨振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新国民”，并且认为教育是造就新国民的唯一工具。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大学教育，不过，他一向认为中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要提高一个国家整个国民教育的质量，必须从中小学教育做起。当时的小学教科书都交给商人去编写，杨振声认为这些人并不具有近代国家观念，所编写的教科书当然也不利于新国民性的养成，所以，他建议中小学教科书应当由硕学通儒编辑，政府印行，颁给全国中小学通用。
具体到国文教科书，杨振声格外强调其在课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在一般课程中，国语实有总其成的责任”。国语教材应该以什么为内容？应该教文言还是白话？杨振声的回答是，“国语与文言当然应就学生在各阶段中之程度，分别先后缓急而教授之”，“培养小学生接受与传达知识之意志”，“待至中学，然后再授以文言，以养成学生参考古书的能力”。他认为“国语可以尽量运用文艺技术，使文字亲切生动一些”。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想法，杨振声向朱自清提出了“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的建议。
这就是《经典常谈》的写作缘起。也因为如此，在《经典常谈》序文结尾，朱自清特意表达了对杨振声的谢意，说：“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
二、“这是个好主意”
为什么朱自清先生会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来到《经典常谈》写作前约一百年。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屈辱的百年近代史由此拉开了序幕。而清王朝的真正崩溃，则是在 1895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为什么这么说？一开始，受鸦片战争刺激，有识之士“中体西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开始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在军事、科技方面取得成效。各方人士在压力下奋发图强，成果显著而踌躇满志。如 1893年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孝胥在日本骄傲地批评日本变法，“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认为这是“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之戒”，而深深觉得清朝改良维新很是不错。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一切都变了：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彻底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巨款，割让台湾。这对当时士人来说，仿佛天崩地陷。愤怒、激昂、沮丧、耻辱、忧虑、无奈、彷徨、迷茫……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被复杂的情绪所笼罩。从几十年前的自信满满，谓西洋东洋人为“夷性犬羊”，到改良图强后的踌躇满志却一败涂地，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文化中并没有使国家强大的知识和技术，琴棋书画抵不过枪炮轮船，人们普遍抱怨传统无用，崩溃下的人很容易全盘摒弃，“举数千年先王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的观念和做法颇为流行。
另一个问题便出现了：如何在现代进程中保存“传统”？因为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有着历史悠久的存在基石，共同的记忆比如历史传统，共同的符号比如语言文字、图腾标识。有人意识到，如果“忘中国之本，则又何为哉”？如何对待传统，便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核心话题，这个核心话题里一直有个很难解决的矛盾：既要通过对传统的批判以实现民族启蒙和文艺复兴，又要借助传统经典的继承以回应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的时代呼唤。
辛亥革命后，推翻了皇权，中国建立了共和体制，尊孔复古的潮流却也仍然存在。引领了“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在 1912年授意其学生陈焕章成立“孔教会”，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和“祭圣告令”，亲率百官在北京祭孔和祭天。1925年，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读经。这些事件，也就是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文里提到的：“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
有识之士认为：国之所以不昌也，在于民智未开。“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意在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认为二者是检验一切的准绳，凡是违反二者的，无论“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科学既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方法，也包括技术和知识。既然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传统又不可抛弃，科学地评判、继承、发扬、发展传统便成了唯一途径。
鲁迅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是一种激愤的表达。与鲁迅不同，朱自清的见解和做法更温和，更包容。朱自清把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中小学教育联系在一起。对于经典的价值，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文里这样说：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
对于经典在中小学教育里的地位，朱自清这样说：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
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写作《经典常谈》期间，他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里也重申了类似的看法：
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朱自清还提到了课程标准对了解传统文化的要求：
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
在教育部颁布的初中和高中《国文课程标准》里，这两句话后紧跟着的是“以培养其民族精神”“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这两份《国文课程标准》颁布于 1932年。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新旧观念的碰撞对抗，联系到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形势，也就更能理解朱自清的话和课程标准里的话了。
“七七事变”后，暴寇肆虐，国将不国，朱自清正是在仓皇转徙之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经典常谈》的写作。文人教授也许不能上阵杀敌，而勉力教学、整理国故、传承文化，成为他们能做的一切。国难方殷，学术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对民族的凝聚团结，对一国之根本的延续，显得格外重要。“万里孤征心许国”，哪怕流离失所，哪怕贫困疾病，朱自清不废《经典常谈》的写作，正是培养现代公民、健全国民素质的一种实践，也是科学地评判、继承、发扬、发展传统的一种实践，还是爱国志士身处国难时“民族的英雄气概”、士人的责任担当的一种体现。
三、“整理国故”和现代化
在谈到编著方式时，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文里说：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
这里提到的顾颉刚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朱自清多所褒扬：
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见《古史辨》），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让大家看出那“鬼治主义”的把戏。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近来郭沫若先生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见《青铜时代》）里翻译了《诗经》的十篇诗，风雅颂都有。他是用来论周代社会的，译文可也都是明畅的素朴的白话散文诗。（《古文学的欣赏》）
“鬼治主义”在《〈尚书〉第三》中也出现了，在文章原注里还特地标明部分白话译文“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经典常谈》引用古文词句，朱自清也大多直接将它们译为白话文，以自己浅明准确的译笔进行“重述”。顾颉刚这一名字在《经典常谈》中反复出现，即“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近人新说”，如《〈尚书〉第三》的“参考资料”里有出自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顾颉刚是新潮社元老，他最为著名的身份是历史学家，最为卓越的成就是《古史辨》。“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精神引领，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方法，对古史、古书进行科学的评判。“古史辨”并不是完全“有破坏而无建设”，也不是要“将古史‘辨’成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古史辨派的行为也是在回答如何批判地继承、发扬传统这个问题，也是在解决启蒙民智和凝聚民族这对矛盾。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不仅在白话译文上和顾颉刚的做法一致，在学术观点上即近人新说的采择上也完全体现了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这一切的源头，还要回到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
也许是长久以来民族困境的触发，理性的新文化人对传统持有相对温和的态度。朱自清的老师胡适于 1923年发动“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以学术建设的方式继续启蒙，另一方面兼顾了激荡的民族情绪和时代诉求。胡适在讨论“整理国故”时，反复强调文化普及的重要性，他指出教育不能只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而应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在这一进程中，白话取代文言是必要的普及中的一个步骤，也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胡适主张对古代经典的整理，可以“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经典常谈》正是以浅明的白话文为经典做序跋考证，梳理不同类别的经典的源流脉络，介绍经典的“历史和价值”，这也类似于顾颉刚用“浅明的白话文”写《汉代学术史略》。朱自清对胡适的“整理国故”是全面接受的，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1941年）里，朱自清这样评价：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最大。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胡先生又是思想革命的一员大将。他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他的最大的建设的工作还在整理国故上。《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都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他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方面的功绩，可以说已经是不朽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把《经典常谈》的写作也看成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进而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1944年，朱自清在《国文教学·序》中说：
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我们尽可以着手用白话重述古典，等到这种重述的古典成为新的古典时，尽可以将文言当作死文字留给专门学者学习，不必再放在一般课程里，但现时大家还得学习。
“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文第十三》）用浅近明易的白话文重述文言，用清晰晓畅的文体整理经典，用科学评判的态度辨析经典，朱自清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撰写《经典常谈》，以引起读者兴趣，既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在这个途中，同时也完成启蒙，促成国人的现代化，促成中国的现代化。
四、《经典常谈》和“中学生一读就懂的《经典常谈》”
从1937年10月接到杨振声“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的建议后，朱自清便长存此念，颠沛造次，片刻不忘。长久的准备和写作后，《经典常谈》于1942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编著完成，出版后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仍是最流行的中华经典的述学、导读著作。朱自清最为我们熟悉的身份，应该是新文学家、散文家，他的《匆匆》《春》《背影》《荷塘月色》等流畅而真挚的作品长久滋润着我们。朱自清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当了多年中学国文教师，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仍持续关注中学教育并参与中学国文教材编写。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甚至可以说影响着后来的语文教育的基本面貌。朱自清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国学研究者，《诗言志辨》《诗文评的发展》等论著体现了朱自清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造诣和眼界。
《经典常谈》可以看作是朱自清这三种身份融合的产物。首先，《经典常谈》是朱自清作为新文化人而以白话文创作的“重述经典”的学术散文，清通冲淡，与一般论文著作相比，文字举重若轻，笔调活泼生动。其次，《经典常谈》体现了朱自清作为教育家识见高远、知行合一的特点。我们把《经典常谈》放回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里，就会发现它体现了朱自清对新时代、新教育、新国文教学的思考和实践。另外，自 1925年进入清华教书，朱自清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长期从事国学的教学和研究，《经典常谈》也是朱自清国学、古典文学方面研究的结晶。
《经典常谈》以书为纲，采择新说，述而兼作，总共十三篇，“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诗、文两篇，则“叙述源流”。这十三篇中国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可以看出，全书“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全书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为纲领，也不以“国学概论”为名称，也并不局限于一篇一本经典，而是以点带面，以现代眼光对研究对象做梳理和探究，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语），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表达。这样做的目的是“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是让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摘选自朱自清著、蒋远桥编注《中学生一读就懂的〈经典常谈〉》，中华书局）
推荐阅读
书 名：中学生一读就懂的《经典常谈》
著 者：朱自清 著 蒋远桥 编注
丛 书 名：予路人文阅读系列丛书
书 号：978-7-101-16629-3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定 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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