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照明的成本。

此书调查的对象是民国时期的北京，但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也是基本适用的。

书中谈到民国时期农民家庭的照明，一般使用煤油。“在夏季，昼长夜短，许多贫家不用灯火，只在冬季天短时每晚用油少许，每月少者约用一斤，多者约用二斤，每斤价约八分。普通人家在暖季每月约用一斤，在冷季每月约用三斤。”

在对一个村庄的调查中，平均每家一年花费二元。而这个村庄的收入情况，每家年收入在一百元上下，照明费用占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全村一百多户人家，蔬菜消费未满五元的有三十六家，占三分之一多，所以两元的煤油费用，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了。

古代官方在一些节假日中张灯结彩，要求百姓挂灯，许多百姓都难以承担这笔对他们来说很高昂的费用。

古人昼起夜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自然的限制，在照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晚上无法做更多的事。同时，时间的安排除了遵照自然规律以外，还受到社会管控因素的影响。

对于时间秩序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于夜晚，历代官方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称为夜禁制度。

“禁民夜行”，夜间人们不能随意出行，行为方式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白天的世界如果说是光明的、理性的、有秩序的，那么黑夜则代表着黑暗、非理性、混乱与罪恶。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就规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

昼伏夜出，夜聚晓散，是对昼出夜伏秩序的打破，在官方看来，就代表着罪恶、奸盗之事。

宵禁制度也与城市防火有关。

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城市中人口密集，房屋距离很近，一旦失火，局面往往容易失控。

尽管古代的城市建立了在当时来说比较完备的消防系统，比如南宋时的杭州城，城内有消防军卒2 000多人，城外有1 200多人，配备有水桶、绳索、旗号、斧头、锯子、灯笼、防火衣等装备，但城市防火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马可·波罗对于杭州城的灯火管制印象深刻，他专门记录说：“守望者们的职责是，在法定禁火的时刻到来之后，看看还有谁家露出任何火烛之光。如果他们发现到了，就会在其门上标上记号，而一大早房主便会被传唤到官吏面前，如举不出正当理由，便会受到惩处。同样，在法令禁止的时间内如果他们发现有任何人在街头乱走，亦会将其拘捕，并于次日清晨将其押送给官吏。”（〔法〕 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要有张有弛，如果一直处于紧绷状态，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精神和心理的失衡。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平时政府对社会有严格的管控，但也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放开各种禁令，让人们得以放松。

在各个民族、文化中，都有狂欢节，就是通过狂欢的方式来释放被压抑的生命本能，从而使社会心理得到平衡。

古代中国的狂欢节就是元宵节，在这天，官方会破例取消夜禁，称为“放夜”。

“元宵不禁夜，自汉始”，在元宵节前后的几个夜晚，都是“金吾不禁夜”，普通百姓得以肆意狂欢。

统治者之所以愿意弛禁，让百姓在节日中娱乐狂欢，除了让百姓得到放松和休息的目的之外，或更在意于从节日的色彩与斑斓之中彰显社会祥和繁荣的气象。

就如清人描述扬州灯节之繁华，虽不及原来，但“银花火树，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清黄钧宰《金壶七墨全集》卷四），以此来提振社会之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维护统治秩序。

古代的夜市也十分红火。《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太祖撤销宵禁之后，汴京城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南宋时期的杭州，夜市非常流行，《梦粱录》中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按照现在的时间刻度，四更结束已是凌晨三点，此时“游人始稀”，可见夜间活动的人很多，夜市也十分发达。五更时，卖早餐的商贩就开业了，市场几乎是全天候经营的。

这种发达的夜市，一方面说明人们的夜间活动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营活动的多元化，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夜市中酒楼的繁荣热闹—汴梁夜市中没有蚊子，原因是因为酒楼中油烟太多：“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还有一种“夜市”，从事的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而类似于一种“黑市”，主要用于销赃或秘密交易。

在清代的南京，就有这样的“夜市”：“在笪桥，每五更，人各以所售物至，不举灯，惟暗中度物，又不出声，或价物两直，或得利数倍，率以为常。旧传以为偷儿所窃物，故以此时私鬻，其实不然，大抵皆故家儿，不欲显言家物，忌人之知，以为耻耳。然故诗有云：‘金陵市合月光里。’则夜市之由来久矣。”（康熙《江宁县志》卷三）

四更（1—3点）或五更（3—5点）往往就有人晨起，或苦读，或远行，或劳作，或买卖。

凌晨时有不少专门的报晓者，多由寺院僧人来承担，“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

北宋时也是如此：“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趍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报晓的同时，也会兼顾提示天气情况，还形成了专门的术语：“若晴则曰‘天色晴朗’，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

“三更灯火五更鸡”，五更时分代表着新一天的开端，中国人向来勤奋，从五更时就陆续开始忙碌，一夜的欢乐时光也到此终结。

总之，古人在夜间的休闲生活十分丰富多彩。“两行宝炬照华堂，一派笙歌夜未央。”（明屠隆《夜饮李将军帐中》）华灯初上，人们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之中，彻夜笙歌，把酒邀月，欢愉无限。

本文摘选自王宏超著《古人的生活世界》

著    者：王宏超

书    号：978-7-101-15453-5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定    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