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小书里的“大学问”——谈中华书局三全本《幼学琼林》
评论内容：
近日，我们收到青年学者宋超的来稿，他深耕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以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介绍了“三全本”《幼学琼林》的精妙之处。我们衷心感谢宋超先生的分享，今天特将这篇文章予以发布，希望大家借此走进《幼学琼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幼学琼林》一书编著于明末清初。成熟的科举制度，兴起的出版行业，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还有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古文观止》，这类书籍原本是为科场应试服务的。随着科举退出历史舞台，以及“五四”白话运动的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重新看待传统文化，这类童蒙书籍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人们读古书的能力下降了，对传统童蒙读物却更为重视，这本身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在同时代的童蒙读物里，《幼学琼林》可谓是极难读的一本。
中国自古就有掌故之学。就古人而言，作诗要用典，作文要为古人立言，诗文好就有机会做官，被古人视为最大的人生出路。就古代国家和社会而言，传统价值观念牢不可破，万事万物都有故事成例可以因循。
因此《幼学琼林》的优点在于内容上每条字句均有出处，在形式上又要讲求韵律对仗，耐得住细读细品。思想上虽无法跳出传统的人伦纲常，篇章也要符合“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但好在包罗天文地理、饮食宫室、鸟兽花木，阅读价值远在那些规训行为的说教作品之上。好比是一座古代宫殿，左右对称，比例和谐，上有黄瓦，下有青砖，雕梁画栋绘舞凤飞龙，殿堂廊柱列君臣文武。在古代，这宫殿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等级森然，而在今天人们看来却又多为文化遗留的瑰宝结晶。
因其丰富的内容，《幼学琼林》对注释整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在该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应是广泛借鉴了包括类书在内的各种古籍。作者能够协调杂乱的文本信息已是难事，而对每处典故的出处考证，不仅是力有未逮，也是没有必要的。这就造成了该书内容里面正经正史与野史笔记的杂糅共存。如《天文》篇讲“云从龙，风从虎”本自《周易·文言上》这是重要的先秦文献，而上面一行“夏时大禹在位，上天雨金；《春秋》《孝经》既成，赤虹化玉”的两条文字又是汉代以后的附会之说，用这种内容讲述早期历史，可信程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原书作者受限于时代，是没有严格甄别故事材料的。如今文献整理者重新核对解释每一条故事的文献来源，正是要后出转精，对传统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一工作必须由对古代文献有着极深厚功力的学者方能胜任。长期以来，市面上出现了诸多《幼学琼林》的注译版本，其中多有谬误，甚至闹了不少笑话。有学者将这些错误归结为四类：不通史实，不通文意，不通文法，不通事理。谬本流传于世，难免会误人子弟。
以我有限的目力，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的三全本《幼学琼林》可以说是目前该类书籍中，注释最详，考辨最精的一个版本，极大地弥补了过往的种种缺憾。
三全本《幼学琼林》的注译工作由檀作文、万希两位老师承担，注释译文中能够体现出学术性的考辨是很不容易的。如《花木》篇中对于郭林宗 “冒雨剪韭”一事的质疑。这则东汉人物故事，注释者遍查诸书，发现最早的文本来源是宋代苏轼所注的杜甫诗作。然而该诗应是伪托之作，却经过苏轼注释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这则故事最早应是来源于宋人。如此，我们在阅读注释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古代知识的形成与传播。文献整理工作是一门科学，要讲究证据。如《人事》篇“破麦、破梨，见夫见子之奇梦”，整理者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记载，但是版本旧注里讲述了一段宁波妇人的奇闻，整理者便老实地将已有旧注内容详录，以待后学。这些都是具体条目中把握分寸，值得赞赏的工作态度。
书名虽号“幼学”，但有了三全本的注释版本，不仅更好读，更好懂了，也提高了相应的学术价值。
我认为该书不仅适合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对于刚刚就读文科专业的在校学生，也有着极高的阅读价值。正文字句凝练，对仗生动，而注释部分体例完备，引用的正经正史、名家名篇、野史笔记，几乎涉及到了古代典籍的方方面面。大学课程长期以来，都有重视通论讲授，轻视亲自翻书的老毛病。而三全本的《幼学琼林》为我们翻阅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籍，提供了不少趣味性的线索。更何况书中原本的不少生僻典故，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也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深者读时不觉浅，浅者读来不觉深，方是匠心独具之处。
有人说《幼学琼林》是古代儿童的“小百科”，为百科做注释自然有许多细节可以进一步讨论。我冒昧地以末篇《花木》的两条举例。
一条是注释方面，“竹称君子”注释部分认为此条“语本明·王阳明《君子亭记》”然而从《诗经·淇奥》的“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到东晋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再到北宋初年陶谷诗“高节凌空君子竹”。“君子竹”至晚在宋代已是习语，明代小说演义中多有提及，似乎不宜认为出于王阳明。《幼学琼林》一书有明显的朱子学倾向，不仅由于学派门户，更是作为童蒙读物，必须要与科举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保持内在理路一致。当我们论述某典故出自明代同时期的文献，尤其是出自阳明学派时，论述可能要更为慎重。
另一条是译文方面，“越王尝蓼，必欲复吴之仇”译为“越王勾践用辛辣的蓼草熏眼提神，决心要灭吴报仇”。译文内容可能是考虑到《吴越春秋》讲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的相关记载。但是，《吴越春秋》对于“攻之以蓼”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是食用、是涂抹，还是烧熏，似乎都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既然是译“尝蓼”，或许还是译为“食用蓼草”可能更妥当些。
无疑，三全本的出现是《幼学琼林》整理工作四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进步。对于传统童蒙教材，在当下的社会要不要读？怎么读？读哪本？每个问题都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我们的认识也是在时代的曲折中不断变化前进。不过，这些讨论都至少要建立在注释准确，译文严谨的文献整理工作之上。希望此类的工作不要止步于眼前，而是精益求精，在未来推出更为精准的注释译文，供大家学习参考。
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三全本”的注译工作中，也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发表对三全本的评价、建议。
编 者 按
近日，我们收到青年学者宋超的来稿，他深耕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以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介绍了“三全本”《幼学琼林》的精妙之处。我们衷心感谢宋超先生的分享，今天特将这篇文章予以发布，希望大家借此走进《幼学琼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幼学琼林》一书编著于明末清初。成熟的科举制度，兴起的出版行业，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还有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古文观止》，这类书籍原本是为科场应试服务的。随着科举退出历史舞台，以及“五四”白话运动的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重新看待传统文化，这类童蒙书籍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人们读古书的能力下降了，对传统童蒙读物却更为重视，这本身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在同时代的童蒙读物里，《幼学琼林》可谓是极难读的一本。
中国自古就有掌故之学。就古人而言，作诗要用典，作文要为古人立言，诗文好就有机会做官，被古人视为最大的人生出路。就古代国家和社会而言，传统价值观念牢不可破，万事万物都有故事成例可以因循。
因此《幼学琼林》的优点在于内容上每条字句均有出处，在形式上又要讲求韵律对仗，耐得住细读细品。思想上虽无法跳出传统的人伦纲常，篇章也要符合“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但好在包罗天文地理、饮食宫室、鸟兽花木，阅读价值远在那些规训行为的说教作品之上。好比是一座古代宫殿，左右对称，比例和谐，上有黄瓦，下有青砖，雕梁画栋绘舞凤飞龙，殿堂廊柱列君臣文武。在古代，这宫殿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等级森然，而在今天人们看来却又多为文化遗留的瑰宝结晶。
因其丰富的内容，《幼学琼林》对注释整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在该书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应是广泛借鉴了包括类书在内的各种古籍。作者能够协调杂乱的文本信息已是难事，而对每处典故的出处考证，不仅是力有未逮，也是没有必要的。这就造成了该书内容里面正经正史与野史笔记的杂糅共存。如《天文》篇讲“云从龙，风从虎”本自《周易·文言上》这是重要的先秦文献，而上面一行“夏时大禹在位，上天雨金；《春秋》《孝经》既成，赤虹化玉”的两条文字又是汉代以后的附会之说，用这种内容讲述早期历史，可信程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原书作者受限于时代，是没有严格甄别故事材料的。如今文献整理者重新核对解释每一条故事的文献来源，正是要后出转精，对传统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一工作必须由对古代文献有着极深厚功力的学者方能胜任。长期以来，市面上出现了诸多《幼学琼林》的注译版本，其中多有谬误，甚至闹了不少笑话。有学者将这些错误归结为四类：不通史实，不通文意，不通文法，不通事理。谬本流传于世，难免会误人子弟。
以我有限的目力，中华书局2023年出版的三全本《幼学琼林》可以说是目前该类书籍中，注释最详，考辨最精的一个版本，极大地弥补了过往的种种缺憾。
三全本《幼学琼林》的注译工作由檀作文、万希两位老师承担，注释译文中能够体现出学术性的考辨是很不容易的。如《花木》篇中对于郭林宗 “冒雨剪韭”一事的质疑。这则东汉人物故事，注释者遍查诸书，发现最早的文本来源是宋代苏轼所注的杜甫诗作。然而该诗应是伪托之作，却经过苏轼注释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这则故事最早应是来源于宋人。如此，我们在阅读注释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古代知识的形成与传播。文献整理工作是一门科学，要讲究证据。如《人事》篇“破麦、破梨，见夫见子之奇梦”，整理者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记载，但是版本旧注里讲述了一段宁波妇人的奇闻，整理者便老实地将已有旧注内容详录，以待后学。这些都是具体条目中把握分寸，值得赞赏的工作态度。
书名虽号“幼学”，但有了三全本的注释版本，不仅更好读，更好懂了，也提高了相应的学术价值。
我认为该书不仅适合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对于刚刚就读文科专业的在校学生，也有着极高的阅读价值。正文字句凝练，对仗生动，而注释部分体例完备，引用的正经正史、名家名篇、野史笔记，几乎涉及到了古代典籍的方方面面。大学课程长期以来，都有重视通论讲授，轻视亲自翻书的老毛病。而三全本的《幼学琼林》为我们翻阅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籍，提供了不少趣味性的线索。更何况书中原本的不少生僻典故，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也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深者读时不觉浅，浅者读来不觉深，方是匠心独具之处。
有人说《幼学琼林》是古代儿童的“小百科”，为百科做注释自然有许多细节可以进一步讨论。我冒昧地以末篇《花木》的两条举例。
一条是注释方面，“竹称君子”注释部分认为此条“语本明·王阳明《君子亭记》”然而从《诗经·淇奥》的“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到东晋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再到北宋初年陶谷诗“高节凌空君子竹”。“君子竹”至晚在宋代已是习语，明代小说演义中多有提及，似乎不宜认为出于王阳明。《幼学琼林》一书有明显的朱子学倾向，不仅由于学派门户，更是作为童蒙读物，必须要与科举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保持内在理路一致。当我们论述某典故出自明代同时期的文献，尤其是出自阳明学派时，论述可能要更为慎重。
另一条是译文方面，“越王尝蓼，必欲复吴之仇”译为“越王勾践用辛辣的蓼草熏眼提神，决心要灭吴报仇”。译文内容可能是考虑到《吴越春秋》讲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的相关记载。但是，《吴越春秋》对于“攻之以蓼”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是食用、是涂抹，还是烧熏，似乎都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既然是译“尝蓼”，或许还是译为“食用蓼草”可能更妥当些。
无疑，三全本的出现是《幼学琼林》整理工作四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进步。对于传统童蒙教材，在当下的社会要不要读？怎么读？读哪本？每个问题都是颇具争议的话题。我们的认识也是在时代的曲折中不断变化前进。不过，这些讨论都至少要建立在注释准确，译文严谨的文献整理工作之上。希望此类的工作不要止步于眼前，而是精益求精，在未来推出更为精准的注释译文，供大家学习参考。
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三全本”的注译工作中，也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发表对三全本的评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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