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把文化根植到传统中去
评论内容：
这本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
“人文”一词见于中国的古籍，它不是外来语。《周易·賁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即自然，特别是天象的变化；所谓“人文”即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创立。古人认为，研究“天文”和“人文”，了解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和文明创造，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这种人文精神，以重人（民）和依靠“人”自己的自觉自修自化为根本特征。虽然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在天人关系中“人”始终占有主要地位，其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而不是“神”或“天”，因此，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的，而不是神化的。这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楼宇烈教授多次论述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特征和意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
从人文精神角度把握中国的哲学、科学、宗教，是颇耐人寻味的。楼宇烈教授根据关注对象的不同，认为中西方哲学与科学具有一定的差异。简要而言，西方哲学关注物质，科学是“物道的科学”；中国哲学关注人，科学是“人道的科学”，宗教也是“人道的宗教”。他认为，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色，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没有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
其次，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的传统和特点。
“会通”一词源自《易大传·系辞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概念。《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适用。“会通”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有主次的内容融合；这种融会贯通是否恰当，能否经住时间的考验，要经过“经世致用”的检测。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不衰。
思想文化上的会通，还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流、团聚的过程，也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我们从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可以看到，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教”指的是教化），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形成，它吸取了儒学和道家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信条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门讲孝道的佛经。有的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力图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这样会通的结果是，一方面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促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中华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融会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容性和创新性。
书中还谈论了中华文化的两个优秀传统，即“以史为鉴”与“以天为则”，这是对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肯定，也是关于会通传统的梳理。
楼著对于如何理性面对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如何充分汲取其中的经验智慧，努力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出了冷静、理性的分析。楼宇烈教授强调：“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自觉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传统中去”，“在传统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现代化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他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指出传统智慧与经验只有融入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才能发挥切实的作用；当代文化自觉与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关系，只有在文化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才能突显现实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生命力。
楼著生动活泼地反映了“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写作特色和自觉追求。他认为，中国思想家往往通过直觉反映事物的本质，在思维特征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以活泼生动、简明平易的方式表达，有助于增强作品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与竞争力。
“深入浅出”并不容易，实际上，它要求“深度地消化吸收”与“平易地书写表达”相结合，精审的学术研究与生动的普及宣传相结合。没有“深入”，“浅出”便缺乏深度，浅薄粗陋，使作品丧失应有的魅力和持久性；没有“浅出”，“深入”便很难惠及普通百姓，很难融入现实生活，不能吸引人。因此，“深入”和“浅出”的结合，有助于将学术研究和普及宣传密切联系起来，同时也是学术成果转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楼著要言不烦，简明扼要，表述有逻辑，有理论，生动亲切，值得学人借鉴。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7-01/20/content_240858.htm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楼宇烈 著中华书局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岂之
楼宇烈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校友。我读《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以下简称“楼著”），觉得亲切。他的书不仅在文字上，而且主要在内容上，使读者感到平易有味，一直想读下去。这本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
“人文”一词见于中国的古籍，它不是外来语。《周易·賁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即自然，特别是天象的变化；所谓“人文”即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创立。古人认为，研究“天文”和“人文”，了解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和文明创造，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这种人文精神，以重人（民）和依靠“人”自己的自觉自修自化为根本特征。虽然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在天人关系中“人”始终占有主要地位，其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而不是“神”或“天”，因此，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的，而不是神化的。这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楼宇烈教授多次论述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特征和意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
从人文精神角度把握中国的哲学、科学、宗教，是颇耐人寻味的。楼宇烈教授根据关注对象的不同，认为中西方哲学与科学具有一定的差异。简要而言，西方哲学关注物质，科学是“物道的科学”；中国哲学关注人，科学是“人道的科学”，宗教也是“人道的宗教”。他认为，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色，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没有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
其次，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的传统和特点。
“会通”一词源自《易大传·系辞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概念。《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适用。“会通”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有主次的内容融合；这种融会贯通是否恰当，能否经住时间的考验，要经过“经世致用”的检测。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不衰。
思想文化上的会通，还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流、团聚的过程，也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我们从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可以看到，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教”指的是教化），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形成，它吸取了儒学和道家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信条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门讲孝道的佛经。有的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力图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这样会通的结果是，一方面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促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中华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融会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容性和创新性。
书中还谈论了中华文化的两个优秀传统，即“以史为鉴”与“以天为则”，这是对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肯定，也是关于会通传统的梳理。
楼著对于如何理性面对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如何充分汲取其中的经验智慧，努力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出了冷静、理性的分析。楼宇烈教授强调：“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做发展传统的现代中国人，并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自觉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传统中去”，“在传统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现代化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他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指出传统智慧与经验只有融入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才能发挥切实的作用；当代文化自觉与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关系，只有在文化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才能突显现实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生命力。
楼著生动活泼地反映了“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写作特色和自觉追求。他认为，中国思想家往往通过直觉反映事物的本质，在思维特征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以活泼生动、简明平易的方式表达，有助于增强作品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与竞争力。
“深入浅出”并不容易，实际上，它要求“深度地消化吸收”与“平易地书写表达”相结合，精审的学术研究与生动的普及宣传相结合。没有“深入”，“浅出”便缺乏深度，浅薄粗陋，使作品丧失应有的魅力和持久性；没有“浅出”，“深入”便很难惠及普通百姓，很难融入现实生活，不能吸引人。因此，“深入”和“浅出”的结合，有助于将学术研究和普及宣传密切联系起来，同时也是学术成果转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楼著要言不烦，简明扼要，表述有逻辑，有理论，生动亲切，值得学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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