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学者的晚明情结 | 读樊树志《人世事，几完缺》
评论内容：
本书收录的《王阳明与晚明思想解放潮流》《魏忠贤崇拜面面观》《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等文章，聚焦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为我们认识晚明的思想动向、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提供了很好的切入口。
晚明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源自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也与阳明心学的崛起密切相关。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以及颇具“异端”色彩的自由观念倾向，打破了程朱理学正统对明代思想的控制，进而导致思想界出现了活跃的景象。樊树志将王阳明的贡献提升至“思想解放”的高度，盛赞其思想价值，认为王阳明开启了晚明思想的潮流。至于王门后学“掀翻天地”“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精神，更是将这股潮流推向极致。
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把持内廷大权，外朝一大批文武官员投向魏忠贤及其党羽，是为阉党专政，被樊树志称为“明朝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晚明阉党专政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典型表现，书中谈到的“六君子之狱”和“魏忠贤崇拜运动”，即是显证。大量清流被血腥清洗，是党争严重失控下的政治迫害，而官员争相献媚于魏忠贤的怪象，更是标志着官僚体系的道德崩坏。晚明政治生态的急剧恶化，由此可见。
文人结社之风，至晚明达于极盛。不同于前代，晚明文人的结社，呈现出学术、政治、文学多重属性交织的特征。樊树志指出：“晚明文人结社，固然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目光犀利，看到了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弊端，力图跳出来另辟蹊径。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时，更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探寻解决之道。”换言之，晚明文人结社是士人群体应对政治腐败与文化危机的集体行动，由此更加彰显了晚明独特的文化生态。
书名“人世事，几完缺”六字，取自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贺新郎·病中有感》。明清鼎革之际，文人士大夫的感伤之怀蔚然成风，吴伟业诗中的感怆，正是幻灭、负罪、感伤等情绪的真实写照。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可以窥见晚明历史的复杂多样。
书中勾勒的晚明名贤浮沉群像，包括徐阶、张居正、文震孟、郑鄤、倪元璐、吴应箕、黄道周、刘宗周、吴伟业等人。樊树志以老练的笔力，将这群士人的仕宦与心路历程细致铺陈，还原他们在动荡政局中的抉择与挣扎。如《为正人增华，为文人吐气》一文，开篇先以近代书法家台静农研习书法时，弃学人品有碍的王铎，转而师法倪元璐书风一事，从侧面烘托晚明学者型官员倪元璐兼具才情与气节的士人形象。而后以时间为序，讲述其从科举入仕到以身殉国的经历，尤其明亡前夕，倪元璐为朝廷献计献策，并在户部尚书任上主导了财政改革，但终究不能挽救时局；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倪元璐杀身成仁，收获忠义之名。作者认为，以倪元璐为代表的晚明士人，“在时代激流中浮沉，波澜起伏，曲折坎坷，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个人命运的无可奈何”。
樊树志的著作在学界与公众阅读领域均广受欢迎。究其原因，既得益于他宏阔的史学视野，更离不开他对于辞章与考据的双重把握。这种“史笔双璧”的书写特质，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文史互济”精神的赓续，在学术深度与阅读体验间架起一座通达之桥。
学界对樊树志“运笔之法”的赞誉甚多，比如范金民评价《晚明大变局》：“全书以叙事方法，流畅的语言，传神的文字，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这一特点，在《人世间，几完缺》中亦有突出表现。如《悲情的骨鲠之士——文震孟与郑鄤》一文，在叙事中运用“以言证史”的策略：文中各节标题直引原始文献，如第三节标题“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生”，语出黄道周得知郑鄤被凌迟处死后的激愤之语。再如《“一代完人”刘宗周》一文，描写刘宗周与崇祯帝的朝堂论辩，在保留原始对话的基础上，通过细腻的神态描摹与心理刻画，将凝固于史籍的君臣奏对转化为具象可感的视听图景，令读者仿佛亲历了帝王与朝臣的言语交锋，三百余年的时空阻隔在具象化的叙事中悄然消融。
本书收录的诸篇文章，对各类史料的大量引用和辨误，无不彰显其作为史学工作者“无征不信”的治学准则。如《高处不胜寒——内阁倾轧中的徐阶》一文，针对“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是否系徐阶授意”展开讨论。樊树志先是指出，关于此事，“史家有另一种说法”，即邹应龙得知嘉靖决心抛弃严嵩后，“以为奇货可居”，便独自发难，于次日递上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作者继而通过逻辑推理与核心文献的双重论证，对此进行批驳。逻辑上，“从邹应龙上疏以后，畏首畏尾的表现来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他绝对不敢冒险行事”。万斯同《明史》中，关于徐阶授意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也有明确记载。因此樊树志得出结论，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乃是徐阶授意。这种在通俗写作中坚守专业规范的自觉，正好印证了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学术精神——史学研究始终需要以扎实的史料开掘为根基。
读罢此书，会触发读者对晚明史的进一步思考。晚明时期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源自商品经济勃兴、思想激变等内生动力，并与世界近代化的历程产生了某些合辙。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4月5日8版。作者陈宝良、周远航，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仅丰富多彩，且极具变化，尤以晚明最为引后人瞩目。晚明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出现了诸多近代化的因素。如此急剧的社会文化变动，引发了众多学者对晚明史的研究兴趣。如商传、万明乃至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无不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解析晚明社会的多重面相，诠释晚明时代的基本特征，随之使晚明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
在纷繁的晚明史研究中，樊树志教授提出的“晚明大变局”观点尤其值得关注。樊树志教授于耳顺之年开始聚焦晚明史研究，迄今已有20余年，其间潜心钻研，笔耕不辍。2024年夏，已届米寿之年的樊树志出版了5卷本《重写晚明史》，再次引发学界的热烈反响。与这套著作一同问世的，尚有这册《人世事，几完缺》，收录了樊树志2006年至2023年间发表的晚明史文章13篇，不仅便于读者了解晚明史的主要脉络，而且可以借此以观一位耄耋学者数十年的学术心路历程。
经纬纵横：晚明社会世相钩沉
本书收录的《王阳明与晚明思想解放潮流》《魏忠贤崇拜面面观》《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等文章，聚焦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为我们认识晚明的思想动向、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提供了很好的切入口。
晚明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源自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也与阳明心学的崛起密切相关。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以及颇具“异端”色彩的自由观念倾向，打破了程朱理学正统对明代思想的控制，进而导致思想界出现了活跃的景象。樊树志将王阳明的贡献提升至“思想解放”的高度，盛赞其思想价值，认为王阳明开启了晚明思想的潮流。至于王门后学“掀翻天地”“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精神，更是将这股潮流推向极致。
王阳明画像（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把持内廷大权，外朝一大批文武官员投向魏忠贤及其党羽，是为阉党专政，被樊树志称为“明朝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晚明阉党专政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典型表现，书中谈到的“六君子之狱”和“魏忠贤崇拜运动”，即是显证。大量清流被血腥清洗，是党争严重失控下的政治迫害，而官员争相献媚于魏忠贤的怪象，更是标志着官僚体系的道德崩坏。晚明政治生态的急剧恶化，由此可见。
文人结社之风，至晚明达于极盛。不同于前代，晚明文人的结社，呈现出学术、政治、文学多重属性交织的特征。樊树志指出：“晚明文人结社，固然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目光犀利，看到了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弊端，力图跳出来另辟蹊径。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时，更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探寻解决之道。”换言之，晚明文人结社是士人群体应对政治腐败与文化危机的集体行动，由此更加彰显了晚明独特的文化生态。
知人论世：晚明名贤浮沉群像
书名“人世事，几完缺”六字，取自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贺新郎·病中有感》。明清鼎革之际，文人士大夫的感伤之怀蔚然成风，吴伟业诗中的感怆，正是幻灭、负罪、感伤等情绪的真实写照。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可以窥见晚明历史的复杂多样。
书中勾勒的晚明名贤浮沉群像，包括徐阶、张居正、文震孟、郑鄤、倪元璐、吴应箕、黄道周、刘宗周、吴伟业等人。樊树志以老练的笔力，将这群士人的仕宦与心路历程细致铺陈，还原他们在动荡政局中的抉择与挣扎。如《为正人增华，为文人吐气》一文，开篇先以近代书法家台静农研习书法时，弃学人品有碍的王铎，转而师法倪元璐书风一事，从侧面烘托晚明学者型官员倪元璐兼具才情与气节的士人形象。而后以时间为序，讲述其从科举入仕到以身殉国的经历，尤其明亡前夕，倪元璐为朝廷献计献策，并在户部尚书任上主导了财政改革，但终究不能挽救时局；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倪元璐杀身成仁，收获忠义之名。作者认为，以倪元璐为代表的晚明士人，“在时代激流中浮沉，波澜起伏，曲折坎坷，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个人命运的无可奈何”。
倪元璐画像及其草书作品
历史人物往往复杂多样难以定评。清代史家赵翼曾有如下慨叹：“闲翻青史几悲凉，功罪千秋少尺量。”学者对历史人物评骘品鉴，既要通过严谨考证还原历史原貌，又要超越时代局限保持客观立场。本书对各式人物的臧否，可谓公允。如《“好申韩法”的张居正》一文，谈到时人对张居正“治乱国用重典”的非议，作者严词驳斥道学家的迂阔之论，“一言以蔽之，苛责他（张居正）过于‘操切’，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立场，对于秉持申韩法术的偏激之词”，并反诘道：“不‘操切’何以反正，不‘操切’怎能力挽狂澜？”对于这位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改革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张居正的改革，“功绩不可抹杀”。这般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评判，方显史家知人论世的真功夫。
考证微详：史笔双璧辉映
樊树志的著作在学界与公众阅读领域均广受欢迎。究其原因，既得益于他宏阔的史学视野，更离不开他对于辞章与考据的双重把握。这种“史笔双璧”的书写特质，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文史互济”精神的赓续，在学术深度与阅读体验间架起一座通达之桥。
学界对樊树志“运笔之法”的赞誉甚多，比如范金民评价《晚明大变局》：“全书以叙事方法，流畅的语言，传神的文字，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这一特点，在《人世间，几完缺》中亦有突出表现。如《悲情的骨鲠之士——文震孟与郑鄤》一文，在叙事中运用“以言证史”的策略：文中各节标题直引原始文献，如第三节标题“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生”，语出黄道周得知郑鄤被凌迟处死后的激愤之语。再如《“一代完人”刘宗周》一文，描写刘宗周与崇祯帝的朝堂论辩，在保留原始对话的基础上，通过细腻的神态描摹与心理刻画，将凝固于史籍的君臣奏对转化为具象可感的视听图景，令读者仿佛亲历了帝王与朝臣的言语交锋，三百余年的时空阻隔在具象化的叙事中悄然消融。
《人世事，几完缺》内页
本书收录的诸篇文章，对各类史料的大量引用和辨误，无不彰显其作为史学工作者“无征不信”的治学准则。如《高处不胜寒——内阁倾轧中的徐阶》一文，针对“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是否系徐阶授意”展开讨论。樊树志先是指出，关于此事，“史家有另一种说法”，即邹应龙得知嘉靖决心抛弃严嵩后，“以为奇货可居”，便独自发难，于次日递上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作者继而通过逻辑推理与核心文献的双重论证，对此进行批驳。逻辑上，“从邹应龙上疏以后，畏首畏尾的表现来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支撑，他绝对不敢冒险行事”。万斯同《明史》中，关于徐阶授意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也有明确记载。因此樊树志得出结论，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乃是徐阶授意。这种在通俗写作中坚守专业规范的自觉，正好印证了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学术精神——史学研究始终需要以扎实的史料开掘为根基。
读罢此书，会触发读者对晚明史的进一步思考。晚明时期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源自商品经济勃兴、思想激变等内生动力，并与世界近代化的历程产生了某些合辙。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4月5日8版。作者陈宝良、周远航，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书籍详情
书 名：《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
著 者：樊树志
丛 书 名：樊树志作品系列
书 号：978-7-101-16728-3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定 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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