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的《唐诗选注》第一次在中华书局出版是2018年。初次接触该书时，我出于编辑的工作惯性，一头扎进了文献核查工作中，忽略了对书的整体把握，以至于没能深入理解这本书的精髓。这次借改精装版的机会，重新把《唐诗选注》读了一遍，才终于明白这本1994年就已经出版的书，为什么30年来长盛不衰。

　　“选注”，首先是选诗。想在选诗上别出心裁，殊为不易。毕竟，从唐人选唐诗开始，唐诗已经被选了无数次，今人无论怎么细心筛选，“也只是在他人掘过的番薯地里捡漏，拣到了剩番薯个头也不大”。但葛兆光先生基于对诗史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唐诗的细致体验，从浩瀚的唐诗海洋中选出了282首。其中，好诗名篇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若只选好诗，就像是选“劳模”，劳模虽好，但并不能反映全貌。所以，葛先生说自己还另有一种选“代表”的方法，即按照诗史的轨迹与诗人的特色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至分水戍》（骆宾王）、《深湾夜宿》（王勃）、《古兴》（常建）、《苔藓山歌》（顾况）、《秋怀》（孟郊）、《神弦曲》（李贺）、《重过圣女祠》（李商隐）等都是依据这个原则，而杜甫多选律诗、李贺多选七言歌行、李商隐多选七言律诗等也是出于这些考虑。可以说，这个选本里的每一首诗，都有它入选的充分理由。

　　该书所选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小传。作者通过小传，梳理唐代诗风的承袭与演变，锚定众多诗人各自在唐代诗史中的位置，单拿出来几乎可当一部极简唐诗史。

　　人物小传或繁或简，各有侧重。诗人生平部分及诗人排列的先后顺序均依据《唐才子传校笺》。至于诗风，作者则遍翻历朝历代选本与诗歌评论，如在讨论孟郊的诗风时，作者列举了《中山诗话》《临汉隐居诗话》《沧浪诗话》《论诗绝句》《贞一斋诗话》《兰丛诗话》《载酒园诗话》《养一斋诗话》等9种前人诗话中对于孟郊诗之风格的评论，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一方面也体现了其用力之深。其他诗人小传莫不如此。

　　当然，小传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还是葛先生的“我情我思我见”。他把自己读诗、读史、读人时的感受如实道出，直达诗人的要紧处。比如关于李白的诗风，作者专门选取了王安石首先使用过的“快”字，并深入阐释道：“李白的诗一方面由于‘迅快’而自然流畅气脉贯通，一方面由于‘迅快’而显出了豪爽潇洒。可是由于太‘快’，也会导致诗思来不及细细琢磨。因此，李白尽管囊括了古代诗歌传统却没有把它消化吸收成自己的东西，他的天才足以让他左右采撷随心所欲，但他的‘迅快’并不足以让他重建一套新的诗歌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总结前代的诗人而不是开创后代的诗人，不像杜甫那样善于把诗史传统的终点和未来诗史的起点连接在自己手中。”类似这样的精彩论断几乎每篇小传皆可见，对读者极富启发性。

　　该书注释堪称广征博引。作者说自己在注释杜甫的“独树花发自分明”时，为了说明诗人为何要用“明”来写花的艳丽和灿烂，当时收集了李峤的“岸花明水树”、钱起的“高花映竹明”、朱庆余的“孤花晚更明”、苏舜钦的“时有幽花一树明”、郑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陈后山的“水净偏明眼”、陆游的“频报园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打算对诗歌里用“明”字来形容“花”之灿烂的各种方式作一个注解和分疏，只是因这首诗后来没有选入，这些材料也就被舍弃了。大家可以想见，那是完全没有电子检索的1990年，作者除了苦苦翻书，别无他法。

　　与其他选本相比，该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抛弃了传统的诗歌批评“印象和感悟”的方式，而是更加关注诗歌的语言与形式。毕竟，诗歌不是靠你写什么，只能靠你怎么写，也就是如何变化、创新诗歌语言技巧来决定诗人的“诗史意义”。此外，作者还指出诗歌语言技巧的沿袭及影响，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与感受。

　　关于该书的语言风格，有一个豆瓣网友的评价比较中肯：“感谢葛老师俯就读者的写作态度，语言通俗易懂，分析具体而微，没了那些玄之又玄的印象式词汇，就连我这种感官迟钝的人，也能将诗的妙处领会一二。”该书虽然引用材料很多，但丝毫没有堆砌材料的压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葛兆光先生善用比喻，时有妙语。

　　总之，该书无论是选诗、撰写小传及注释上，均有新意。该书破除了古典诗歌批评云里雾里的魔障，在梳理诗歌发展沿袭中提供了清晰理解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葛兆光先生走出了一条诗歌评论的新路径，所以，这必将是一本传诸久远的书。

　　读这本书时，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场景。那是1990~1991年，40岁的葛兆光先生在北京城西一个9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摊开满床书册拣选唐诗、查阅各种资料给唐诗作注。这个小房间正是中华书局位于“翠微”的集体宿舍。那时候，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兜兜转转，终于还是到了中华书局。缘分之玄，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