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远祖来自安徽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参加红巾军，追随朱元璋征战四方。后来被授予军职，分配到荆州。所以说，张居正是世袭的军户家庭出身。军户家庭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张居正屡次说自己“家世寒贱”，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他的父亲就曾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没有成功，甚至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一点，和清末大员曾国藩有相似之处。不过，比起曾国藩，张居正的仕途之路要顺利得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神童。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受到了地方官员的赏识。

张居正进士考了两次才考中，即便如此，已经是非常顺利的了，当时他才23岁。他还觉得不满意，在后来给儿子的信中反思道，自己是由于小小年纪考中秀才、举人，以为进士及第很容易，于是放松了对于科考项目的钻研，而关心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的实际事务。在落第后，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才顺利考中，成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

（清）梁亯《观榜图》局部

关于张居正的科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佳话，就是说，他13岁考乡试时被主考官故意落榜，因为怕他这么年轻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想磨练他的志气。这其实是一种有心栽培的表现。张居正后来在一封书信里曾提到自己少年时受到的礼遇：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寇公（顾璘）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又解束带以相赠。“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日，“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这里的“吕虔”是有典故的。三国时的吕虔有一把佩刀，工匠观看后，认为佩有此刀的人一定会登上三公之位。吕虔对别驾王祥说：“我不是可以做三公的人，这刀对我说不定还有害。而您有公辅的器量，所以送给您。”王祥坚决推辞，吕虔强迫他才接受。后来王祥官至太保。王祥临终前，又将这把刀送给其弟王览，说：“你的后代一定兴盛，足以配此刀。”果然，王览的后代之中便有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琅琊王氏家族从东晋开始贤才济济，成为其后光耀几百年的望族。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顾璘用这个典故，足以看出对少年张居正的赏识。

此时的张居正真可谓少年得志。进士及第后，按照常规，进士里面的佼佼者可以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当时翰林院可以说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至关重要，内阁大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进入翰林院，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远大的前程在向他招手。

关于张居正在翰林院的表现，与他同科中进士，又同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王世贞，回忆说：

（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不过，在一开始的做官之路上，张居正似乎并不顺利，他在翰林院的编修职务上徘徊了十年之久，而这个职务仅仅是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竟然一度遇挫，想打退堂鼓。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一位是嘉靖帝，一位是万历帝。明朝的皇帝很有个性特点，嘉靖帝最大的特点就是崇信道教。他把权力委托给内阁大臣，自己则躲在宫里，和一群道士一起修炼。在举行道教仪式时，需要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使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的，因而又叫青词贺表。当时涌现出一批因善写青词而受宠的臣子。权臣严嵩就是最大的代表，《明史》中就说，写青词的话，除了严嵩，没有能让嘉靖满意的。因而严嵩有“青词宰相”的美名。严嵩之所以能得到嘉靖的信任，专擅朝政二十年，这是其中的一个奥秘。

张居正进入政坛时，正是严嵩、严世蕃父子呼风唤雨的时候，形成了一个以严氏父子为中心的巨大权力网络。严氏父子在卖官鬻爵、聚敛财富、排斥异己等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一个说法叫做：“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可见严嵩的恶劣影响。当时的言官虽然也有许多谏言，但嘉靖帝根本听不进去。

初出茅庐的张居正，想依靠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上呈的一封《论时政疏》指出皇帝沉迷于道家，不理朝政，拒绝大臣批评批评，导致政局紊乱，结果完全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另外有一件事也刺激到他，就是先前的内阁首辅夏言受严嵩陷害，而被处死。严嵩平日里对夏言毕恭毕敬，利用嘉靖帝对夏言的不满，说他是收复河套地区的幕后指使人。皇帝对此本来就持消极态度。夏言未能审时度势，加上严嵩的谗言。导致夏言被当众处死。当时不知道张居正有没有现场观刑，但此事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堂堂内阁首辅竟然被当众处死，且罪名很难支撑。由此他深刻领略到官场权力斗争的险恶。等到严嵩父子权倾天下的时候，更是如此。难怪在张居正后来的回忆中，对于嘉靖朝的政治批评很多。

张居正自己作为晚辈，也没有办法，虽然对严嵩有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甚至表面上需要敷衍乃至讨好，比如帮助严嵩起草过一些青词。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严嵩七十大寿时，张居正也写过俗不可耐的贺诗，诸如“声名悬日月”等。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关系里，张居正无疑是倾向于徐阶的。只不过，在他初步领略到官场的险恶和无奈时，倍感失望，绝意辞官回乡休养一阵。就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以身体欠佳为理由，辞官回乡休养。就这样，张居正居乡6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重回朝堂。

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在逃避。但以后见之明，也可以说成是在规避风险，韬光养晦。之所以如此说，乃是因为张居正在家乡表面上过着悠游闲适的生活，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却流露出几分真心情。比如屡次言及对于京城政局走向的忧虑，并慨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可见他的自我期许和胸怀抱负。他绝对不甘于做一个阿谀奉承的小官。他需要大展身手的平台，更需要超越常规的权力，“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而这种机会，在严氏父子倒台后才有可能浮现。

张居正回到官场后，受到了老师徐阶的关照，被安排到裕王府，担任讲读官。因为按照惯例，皇长子裕王继承大统是早晚的事情。徐阶担任内阁首辅后，颇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味。在内阁办公室里写了一副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像严嵩那样独揽权力，而是让权力各安其位。在嘉靖帝驾崩后，徐阶拉拢张居正一起起草皇帝遗诏，促成了嘉靖帝、隆庆帝的顺利交接。而张居正也距离权力中枢有了更进一步的距离。

然而，就在嘉靖、隆庆之际，徐阶与另一位耿直的权臣高拱之间的矛盾也愈趋明朗化。高拱是一位能臣干吏，被认为是明朝最有作为的吏部尚书。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入内阁。高拱性格耿直，与徐阶常有冲突，尤其对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瞒过同僚起草遗照耿耿于怀，于是多方面制造“倒徐”的舆论。可结果是朝中之人纷纷赞誉徐阶，弹劾高拱，导致高拱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而去。但是徐阶不久也遭到弹劾，再加上与高拱亲善的隆庆帝本来就对高拱的离去有所不满，于是同意徐阶退休离去。

值得注意的是，张居正在徐阶的栽培之下，一年多的时间里，便由五品的翰林院学士，一跃成为内阁辅臣。尤其在高拱徐阶相继辞官之后，在内阁中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威望。隆庆二年（1568）曾提出很有分量的《陈六事疏》，提出了六条改革主张，包括“省议论”（少发议论，多干实事）、“振纪纲”（加强法纪、统一号令）、“重诏令”（朝廷要审慎制订政令，一旦制订，便要不折不扣执行）、“核名实”（综核名实）、“固邦本”（巩固国家的根本，照顾人民的利益）、“饬武备”（加强国防建设）。可以说，这六条主张，充分体现了张居正的法治思想。隆庆帝对此似乎表示欣赏，但是内阁掌权者李春芳、陈以勤都是明哲保身、不想大动干戈的人物。张居正对此心知肚明，于是暗中策划鼓动皇帝重新召用高拱，因为高拱毕竟是能干实事的。于是到了隆庆三年（1569），隆庆帝召回辞官两年的高拱。高拱成为内阁中大权在握的人物。

高拱掌权后，两个铁腕人物必然会有冲突。高拱虽然是一个做事的能臣，却喜欢独断专行。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有着难以调解的矛盾，也看不惯冯保的权力膨胀。不过，他也担心张居正与冯保的结盟。在小皇帝万历即位以后，高拱和张冯的斗法到了更进一步的阶段。就在冯保遭受弹劾，危机四伏的时候，张居正献计，让冯保转告太后高拱曾经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极力凸显高拱的跋扈和对孤儿寡母的蔑视。果然，高手过招，一招毙命，高拱被赶出朝廷了。

这个时候，内阁大权独揽的张居正，以内阁首辅而兼任帝师，在内廷冯保和太后的支持之下，权势逐渐到达了巅峰状态。张居正自己的一句名言“吾非相，乃摄也”，很能说明这种状态。于是，张居正在教导小皇帝的同时，也就有能力推行谋划已久的改革。在此前的直播中，我们讨论过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教导，以及他推行变法的主要内容。总之，小皇帝虽然对张居正有心悦诚服的一面，但在逐渐长大，尤其是成年后还无法掌握权力，对张居正的敬服便逐渐转变为恨，最终导致了张居正在死后被抄家的局面。

那么在权力巅峰的时候，眼看着小皇帝一天天长大，张居正有没有过急流勇退的念头？当然是有的，尤其在皇帝年满十八岁，独立治理朝政的条件成熟之时。张居正的头脑非常清醒。其实，在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巅峰时期急流勇退，是历代政治家推崇的最佳选择。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表达的就是这种理想。张居正又何尝没有这一念头！在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呈送《归政乞休》的奏疏，请求退休，把权力归还给皇帝，即所谓“归政”。这篇奏疏情真意切，不妨一阅：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舁（音于）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

这段文字读起来颇有诸葛亮《出师表》的韵味。但张居正讲这些，不是为了“出师”，而是要“急流勇退”。张居正的奏章写出来诸葛亮的味道，实是因为张居正的确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的确也是不避嫌怨，不辞辛劳。

当然，除了表达对皇帝信任的感激之外，他也意识到“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其实张居正并不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人物，他做事敢作敢为，大刀阔斧。根据樊老师的分析，这种急流勇退的想法在他心里其实早就有所酝酿，直到皇帝成年的这个时机才选择和盘托出。

张居正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能透露这一点。他说“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霍光、宇文护都是权倾一时的大臣，但霍光死后被满门抄斩，宇文护被处死，他们的结局都不是很好。可见，张居正已经意识到久在高位，可能会不得善终，有一种内在的危机感。

奏疏呈上以后，皇帝却似乎没有准备，毫不犹豫地驳回。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乞休，进一步袒露自己的心迹，说自己自从隆庆六年（1572）至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也就是没有一天不在胆战心惊。皇帝收到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便征询太后的意见。但太后却果断做出决定：“张先生亲受先帝托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激化了万历帝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本来如果张居正急流勇退，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欲退而不能的张居，只能继续承受“高处不胜寒”的命运。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则产生重要转变。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的场景非常凄惨，在《张居正与万历皇帝》里有非常细腻的描述。可以说是墙倒众人推，哭诉无门，长子张敬修被迫上吊自杀，写了一份绝命书，供述了张府被抄家的惨状。

任何一个大人物都有思想复杂的一面，张居正也不例外。他早年第一次辞官的时候，其实也曾流露出一点归隐的思想，当然不占主要部分，主要部分仍然是想要等待好的机会来施展抱负，所谓“大破常格，扫除廓清”。而在他掌权的过程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指导改革。

“愿以深心奉尘刹”来自张居正的一首诗，全句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据说是他在读《华严经》时有所感悟而写下来的。从表面上，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也就是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心为民。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和海瑞对张居正的一个评价对照来看，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收获。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拙于谋身”和“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有相通之处。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畏人言，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确有无私的一面。从其结果来看，也的确是“拙于谋身”，没有给自己谋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反而树敌无数，在死后被围攻。所以张居正对于这句诗的确是有所实践的。

近代大儒熊十力有一篇有名的《与友人论张江陵书》，里面提到：“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于法，以成一家之学”，“江陵之学毕竟归本儒家，融会于佛者较深，资于老者少，取于商韩者更少”，认为“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见诸实用，则江陵为盛”。可见在他看来，张居正有着很深的佛学造诣。所谓的“愿以深心奉尘刹”，即表达了张居正本人对于佛学的契合与投入。

其实如果读过《韩非子》《商君书》，会觉得的确像熊十力先生讲的那样，法家的富强是不惜剥削百姓的。如果注意到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向皇帝呈进《陈六事疏》中的条目，会发觉他非常重视维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会有人说张居正其实本质还是有着儒家的精神。这一点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如果对张居正及其主持的改革有兴趣，推荐阅读樊树志先生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万历帝》《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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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

著 者：樊树志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定 价：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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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以全球史的视野细讲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从嘉靖间内阁更替下笔，描述了张居正从内阁中脱颖而出，并以天下为己任实施新政改革等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