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是一个女卫生员，千方百计想办法能多抢救点伤员。有负伤的，有死的，都要去弄。只要到朝鲜去之后，男的女的都是那样跟着领队一块，比较艰苦，也比较紧张。飞机在脑袋上轰炸，那个时候就是把人抢救过来就行了。战友抢救活了，就行了，其他的就不能想什么了。难过也没有用嘛，根本就不害怕，也顾不上害怕了。
——吴炯

在部队，吴炯学习了医护知识，成为一名卫生员。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正酣，她坚决要求上前线：
有战斗就有流血牺牲，我要去救助伤员。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第15军45师监工1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
在朝鲜，吴炯和英雄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保卫祖国不分男女，她把头发剪短压在军帽里，根本看不出这是连里唯一的女战士。
到连队后，我同战友们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炮火连天的，一个女娃来了能干啥？”当时有战士这样说，因为监工连的工作艰巨而危险，运送作战物资，修工事，挖防空洞，抢送伤员……吴炯听到后也不生气，常常用军首长的一句话“不写英雄榜，便涂烈士碑”来鼓励自己。但没过多久，这个姑娘就让战友刮目相看。

一次，吴炯同2排1班往前线运送炮弹时，突然遭到敌机袭击，运输车中弹起火，眼看就有发生炮弹爆炸的危险，她和战友们当即奋力用棉大衣扑灭了大火。而吴炯虽被严重烧伤，但仍坚持将炮弹运到前线。
行军中她背着沉重的药箱，还帮着伤员扛背包。到了宿营地也顾不上休息，就背着药箱到各班巡诊。

45年后也就是1997年，这名叫姚徐达的战士，几经辗转从武汉来到天津与吴炯重逢。身穿旧军装，挂满军功章，两位老人见面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拥抱在一起。
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上甘岭》，导演和编剧根据她和战友王清珍的事迹塑造了王兰的角色。吴炯说，每次看电影，她总想起战斗的激情岁月。

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模糊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场景，在讲述这些经过的时候，吴炯的情绪并没有波动，非常平静，神情严肃。说到抢救伤员，她给我讲了几个细节：
一次，天下大雪，我连多处防空洞被炸弹炸塌，一位战友从洞里被救出时，已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便把大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用雪浴方法为他搓擦，然后又把他的脚放在我的胸前，用自己的体温终于将他抢救过来。
一次，我连在抢修坑道时发现了哑炮，在排除时，哑炮突然发生爆炸，5位战友受了重伤，经我抢救后又送往医院，他们都保住了生命。我们生活在坑道里，天太冷，大家用木炭取暖。一次，一个班有8人一氧化碳中毒，失去了知觉。我立即将他们背出坑道呼吸新鲜空气，结合药物治疗，使他们第二天便又投入了战斗。
像这样的故事，吴炯和她的战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看到不断有伤员抬进来，她和卫生队的战友们根本来不及休息。听着满山洞负伤战士们的痛苦哀叫，她们就想着尽快给每一位受伤的战友包扎。最让她感到难过的是一个个战友从身边倒下，自己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她告诉我，那时候的她和大家一样，只想着有一丝希望就不放弃每一个战士，哪怕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朝鲜期间，吴炯先后荣立三等功2次，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了二等功。而最让她感到光荣的，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五一”劳动节时，吴炯作为第15军6位英模代表中唯一的女英雄，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仪式。作为唯一的女代表，她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还在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吴炯讲到这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2013年，吴炯80岁生日那天，她郑重地对家人讲了自己深藏已久的心愿：死后将遗体捐献做医学研究。这一年，她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填写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表。
吴炯的丈夫去世后，她住进了养老院。虽然吴炯也还是爱说爱笑，但因为年事已高，加上当年爬冰卧雪、翻山涉水留下的腰腿疼痛的病根，她常常彻夜难眠。吴炯说，当年战友们在朝鲜战场上浴血杀敌，那时他们大多不到20岁，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命运给予自己的已经够多了：
和一些牺牲的战友比，我现在挺知足的，那个时候非常艰苦，能活着回来就不简单！
从采访开始，我向吴炯的提问并不多，但已经触及老人内心中最深处的记忆。我们静静地听这位老人讲述她在战场上遇到的一桩桩、一件件。最后，她再次庄严地喊出自己的番号：
我叫吴炯，今年88岁，我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后勤部连队卫生员！
随后，她庄重地对着镜头敬了一个军礼。这一画面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采访中我了解到，在天津市和平区这家养老院的日子，吴炯喜欢早上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和她一起聊天的老人们大多不知道，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是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原型之一，曾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战功。深藏功名，默默奉献，体现的正是志愿军战士的高贵品质，也是第15军的光荣传统。
我们临走时，吴炯谦虚地说：
虽然我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但与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烈士们相比差距太大了，对人民的贡献也太少了，但党和人民还是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谢谢你们还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