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继获得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之后，中华书局出版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又入选第二十二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
钱锺书除了是《围城》的作者，还是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大师级学者。王水照教授作为钱锺书的学生和朋友，以亲身见闻，运用大量一手材料，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展现了《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今天我们就选取本书的一个段落，与大家分享。
从钱锺书先生的闲聊中，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艺术思维的路数和特点，再来读他的著作，对其中开启心扉、点拨心灵之处有时会获得冥契神会的乐趣。
《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虽有白话和文言之别，但都具有点到即止、高度浓缩、“蕴而不发、发而不尽”的特点，需要我们寻找多方面的参照系来加深领会和理解。
钱先生的日常谈话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启发比照资料。
我于1984年至1986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有次应爱知大学之邀去作学术报告。替我翻译的荒川清秀先生对我说：“1980年秋钱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兴式的讲演，还留下手稿。”
我知道钱先生访美时，不喜作有事先准备的讲演，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当场答难解疑，举座惊服。他精通数国语言，唯独不谙日语，这次只好写稿供翻译之用。
我就请荒川先生复印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早知道钱先生来演讲过，我就不敢来献丑了。”手稿一共有五页，三页用的是东京新大谷饭店的笺纸，另两页则是名古屋饭店的。
在异国他乡，读着熟悉的挥洒飞舞的手迹，如亲謦欬，我不仅想象到他旅途倥偬、振笔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谈话时那种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不同一般：
亦庄亦谐，而又有一股英迈凌厉之势。
在这之前不久，他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作过一次演讲《诗可以怨》，开头也有一段“客套话”，讲了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去发现知识宝库的“穷光棍”，讲了自称发明了雨伞、孤陋寡闻的意大利“土包子”，妙趣横生，新颖生动。
两次开场白皆表自谦之意，但用语和设譬竟毫不雷同。读到这种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
例如《宋诗选注》讲苏轼用“博喻”之妙：“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
或许可以说，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苏轼的“博喻”，并用生花妙笔加以精辟的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话”实不“普通”。他的日常谈吐实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
我们在文学研究所时，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恼或可喜可慰的事情，却又苦于无法表达时，同事间总会说：“如果钱先生在，一定又会有几句妙语来勾勒了！”
（本文节选自《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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