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志：小中见大 新意迭出——读高桥文治先生《元好问与他的时代》
评论内容：
近两三年，元好问研究迎来一个高潮。国内狄宝心《元好问集》（列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查洪德《元好问诗词选》以及拙撰《元好问传论》先后面世，日本学者高桥文治先生《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以下简称《时代》）2021年由大阪大学出版会出版。我们曾用微信公众号推送过该书的封面、摘要、目录等信息，但苦于不懂日文，不能领略其中精彩妙论，所幸这部著作很快由其弟子陈文辉博士翻译成中文，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
从小处入手，细读文本，深入挖掘，是很多日本学者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时代》也是如此。有些章节直接以某篇诗文为标题，如“《宛丘叹》的真意”“《续小娘歌十首》”。对具体诗句的理解，《时代》往往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出人意外的新见。金亡后，元好问一再表达对金史著述的担忧，说“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 （《学东坡移居八首》）。这两句诗明白如话，很容易理解成十年以后，没有人知道金朝历史了。《时代》将“后十年”理解成“正大元年（1224）到金朝灭亡的天兴三年（1234）”，因为这十年的《实录》还没有编纂，很多时事尤其是朝廷大事无人知晓，这样理解显然更加确切。战乱后，元好问回家乡忻州，目睹山中风光：“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园。亦有野人居，层崖映柴门。”（《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这几句也是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将“野人”当成普通的村民。《时代》指出，这里的“野人”是指那些“因为战乱和繁重的税金，主动脱离社会团体而失去户籍的农民”，由此可以见出“当时华北地区重大的社会问题”——“逃户”，这才是华北地区的真实乡村。
元好问诗中有些疑难，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丧乱诗为例，由于元好问对具体的史实背景语焉不详，导致难以理解。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一）尾联“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注家多不出注，以为是元好问抒发其思乡之情，《时代》却揭示出另一史实。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让皇后的弟弟徒单四喜从归德（今河南商丘）回京城，迎接“两宫”，不料遭遇崔立兵变，徒单四喜只接出自己的家人，置两宫不顾，惹得金哀宗大怒，将之斩首。有此背景，再看这两句，《时代》认为“或许这是元好问在感慨金朝竟然没有像范蠡、严光那样——在实现了国家再建以后以隐逸的方式韬晦于江湖——的人物吧”。再如这组诗第三首的后两联：“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字面意思并不深奥，可以将“地行仙”泛泛理解成享乐之人，但《时代》在施国祁旧注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索，认为这是批评“金朝将领移剌瑗、移剌粘古兄弟也像五代的张筠兄弟那样，为了自身的安逸，在金朝、南宋、蒙古军之间反复变节自保”。“西南三月音书绝”，通常理解为担忧其家人，但缺少足够的文献支撑，《时代》认为是指担心“出奔西南以后毫无音讯的哀宗、白华等的安危”，因为金哀宗先“东狩”归德，再南逃蔡州（在开封正南方向），白华此时逃至邓州（今河南邓州，在开封西南方向）。这些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
高桥文治先生长期关注金元时期宗教、戏曲，擅长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相关文学资料，正如《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书名所示，《时代》尤其注意从时代大背景下来研究元好问，从而得出很多中观或宏观层面的新论断。《时代》以“时代的空白”开篇，敏锐地指出金王朝灭亡后华北地区出现了“约三十年间历史上的王朝空白”，没有王朝，“只有蒙古政权以榨取为目的的税收体系”，元好问等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元好问对撰述金朝史的执着与焦虑。他担心，可有人来撰述金朝史？金史会不会被当成边缘化的“载记”？金史当然最好由金王朝的遗民如元好问、王鹗等人来撰写。也只有结合“蒙古的战后体制”，尤其是税收给广大民众（包括文人）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在佛、道界纷纷获得税收豁免之后，元好问、张德辉等人为何要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地奔赴开平府（后来的上都），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这样可笑、奇怪的称号，其目的就是请求豁免文人的税收，真是用心良苦。
对研究得很多的丧乱诗，《时代》也能自出机杼。元好问的丧乱诗以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备受称赞，《时代》却别具只眼，说元好问“即使在题为‘即事’这样的作品中，他也在慎重地权衡‘国家的不幸’，精确地选择与之相契合的典故，从而构筑出他叙事诗独有的壮丽” 。他的丧乱诗“绝不是为了进行事实的直叙，将眼前的事态进行‘抽象化’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丧乱诗的着眼点绝不是他自身所侍奉的金朝的灭亡，他想要表达的是被历史和传统所点缀的华丽的中华王朝在他眼前的崩坍”。这不仅揭示了元诗与杜诗的区别，还揭示了元好问超越金王朝的中华民族观。“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历史的证言”，这是元好问“沁入骨子里的中华传统意识”。
《时代》最让人称奇叫绝之处，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记录的东西中寻找没有被记录的东西”。初看此语，似有无中生有的冒险，但是在他有意留心元好问“不想写也没有写的又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之后，通过研究，会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时代》发现，元好问“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充满了丝毫不愿直叙新体制的制度或实情的‘倾向’与‘意图’”。《时代》举《中州集》中李天翼小传及选诗为例，指出元好问没有记载他熟知的李天翼生卒年和死因，“只是用一篇充满了个人主观情感的煽情文章来代替了他的略传”。更典型的是《金史·白华传》以及相关诗文。《金史·白华传》应该取材于元好问收集的原始资料，用超长的篇幅，只写他十二年间的事迹，对其他漫长的人生经历，一笔带过，甚至连其卒年都没有记载。《时代》指出，《白华传》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辩亡”，“在金朝的历史中搜求着他心中的中华王朝应有的理想状态”，忠实地向后世传递中华传统。元好问与白华交往的诸多诗文，“对于亡国后的白华的生活，元好问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原因是白华的降宋经历是元好问不愿意面对的人生污点。类似的还有张汝明墓表和张汝翼神道碑。《时代》发现，张汝明墓表对其亡国后的十七年生活只字不提，只留下“其他尚多可称，弗著”这样暧昧的表达；在张汝翼神道末尾，元好问同样留下了“君尚多可称，弗著”的话。对此，《时代》做出诛心式的解释，认为元好问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写出来的不端行为，那是要多少有多少的”。由此可见，元好问“的确是一个有节制的，在文字表达上不去刻意揭短评恶的人”。
总之，《时代》胜意纷披，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读者如果阅读该书，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有益的启示。
当然，《时代》也有个别可商之处。如对《宛丘叹》题目命名的疑惑：“为何会用金朝区划下与南阳完全不属于同一地区的‘宛丘’来做诗题呢？”那是因为李国瑞、刘从益是“皆家宛丘”的县令，元好问比较他们两位县令的不同作为，目的是思考自己如何当好南阳县令这一现实问题。
元好问诗中有些疑难，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丧乱诗为例，由于元好问对具体的史实背景语焉不详，导致难以理解。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一）尾联“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注家多不出注，以为是元好问抒发其思乡之情，《时代》却揭示出另一史实。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让皇后的弟弟徒单四喜从归德（今河南商丘）回京城，迎接“两宫”，不料遭遇崔立兵变，徒单四喜只接出自己的家人，置两宫不顾，惹得金哀宗大怒，将之斩首。有此背景，再看这两句，《时代》认为“或许这是元好问在感慨金朝竟然没有像范蠡、严光那样——在实现了国家再建以后以隐逸的方式韬晦于江湖——的人物吧”。再如这组诗第三首的后两联：“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字面意思并不深奥，可以将“地行仙”泛泛理解成享乐之人，但《时代》在施国祁旧注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索，认为这是批评“金朝将领移剌瑗、移剌粘古兄弟也像五代的张筠兄弟那样，为了自身的安逸，在金朝、南宋、蒙古军之间反复变节自保”。“西南三月音书绝”，通常理解为担忧其家人，但缺少足够的文献支撑，《时代》认为是指担心“出奔西南以后毫无音讯的哀宗、白华等的安危”，因为金哀宗先“东狩”归德，再南逃蔡州（在开封正南方向），白华此时逃至邓州（今河南邓州，在开封西南方向）。这些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
高桥文治先生长期关注金元时期宗教、戏曲，擅长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相关文学资料，正如《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书名所示，《时代》尤其注意从时代大背景下来研究元好问，从而得出很多中观或宏观层面的新论断。《时代》以“时代的空白”开篇，敏锐地指出金王朝灭亡后华北地区出现了“约三十年间历史上的王朝空白”，没有王朝，“只有蒙古政权以榨取为目的的税收体系”，元好问等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元好问对撰述金朝史的执着与焦虑。他担心，可有人来撰述金朝史？金史会不会被当成边缘化的“载记”？金史当然最好由金王朝的遗民如元好问、王鹗等人来撰写。也只有结合“蒙古的战后体制”，尤其是税收给广大民众（包括文人）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在佛、道界纷纷获得税收豁免之后，元好问、张德辉等人为何要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地奔赴开平府（后来的上都），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这样可笑、奇怪的称号，其目的就是请求豁免文人的税收，真是用心良苦。
对研究得很多的丧乱诗，《时代》也能自出机杼。元好问的丧乱诗以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备受称赞，《时代》却别具只眼，说元好问“即使在题为‘即事’这样的作品中，他也在慎重地权衡‘国家的不幸’，精确地选择与之相契合的典故，从而构筑出他叙事诗独有的壮丽” 。他的丧乱诗“绝不是为了进行事实的直叙，将眼前的事态进行‘抽象化’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丧乱诗的着眼点绝不是他自身所侍奉的金朝的灭亡，他想要表达的是被历史和传统所点缀的华丽的中华王朝在他眼前的崩坍”。这不仅揭示了元诗与杜诗的区别，还揭示了元好问超越金王朝的中华民族观。“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历史的证言”，这是元好问“沁入骨子里的中华传统意识”。
《时代》最让人称奇叫绝之处，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记录的东西中寻找没有被记录的东西”。初看此语，似有无中生有的冒险，但是在他有意留心元好问“不想写也没有写的又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之后，通过研究，会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时代》发现，元好问“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充满了丝毫不愿直叙新体制的制度或实情的‘倾向’与‘意图’”。《时代》举《中州集》中李天翼小传及选诗为例，指出元好问没有记载他熟知的李天翼生卒年和死因，“只是用一篇充满了个人主观情感的煽情文章来代替了他的略传”。更典型的是《金史·白华传》以及相关诗文。《金史·白华传》应该取材于元好问收集的原始资料，用超长的篇幅，只写他十二年间的事迹，对其他漫长的人生经历，一笔带过，甚至连其卒年都没有记载。《时代》指出，《白华传》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辩亡”，“在金朝的历史中搜求着他心中的中华王朝应有的理想状态”，忠实地向后世传递中华传统。元好问与白华交往的诸多诗文，“对于亡国后的白华的生活，元好问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原因是白华的降宋经历是元好问不愿意面对的人生污点。类似的还有张汝明墓表和张汝翼神道碑。《时代》发现，张汝明墓表对其亡国后的十七年生活只字不提，只留下“其他尚多可称，弗著”这样暧昧的表达；在张汝翼神道末尾，元好问同样留下了“君尚多可称，弗著”的话。对此，《时代》做出诛心式的解释，认为元好问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写出来的不端行为，那是要多少有多少的”。由此可见，元好问“的确是一个有节制的，在文字表达上不去刻意揭短评恶的人”。
总之，《时代》胜意纷披，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读者如果阅读该书，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有益的启示。
当然，《时代》也有个别可商之处。如对《宛丘叹》题目命名的疑惑：“为何会用金朝区划下与南阳完全不属于同一地区的‘宛丘’来做诗题呢？”那是因为李国瑞、刘从益是“皆家宛丘”的县令，元好问比较他们两位县令的不同作为，目的是思考自己如何当好南阳县令这一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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