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易学想少走弯路，选中华书局《周易十书》
评论内容：
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著名思想家朱熹有一首名诗《观书有感》，其中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加以理解，可以说，《周易》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它就受到人们的推崇，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一书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深刻的理论思维内容，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并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智慧的提高，与对《周易》的研究和阐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易》，尤其是《易传》，对铸造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代有真知灼见的易学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反映各时代、各阶层的重大问题。研究易学，古人有古人的重点，今人有今人的重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先生撰写了150余万字的《易学哲学史》，开创了哲学史研究与经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又与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一道，团结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易学专家、青年学者，致力于正本清源、弘扬理性，提出“疾虚妄”的任务，力图摆脱神学迷信，探讨易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途径。
近年，学术界又在探讨“易学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精神”。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倡导“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推崇“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时中观念；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生生日新”的阴阳变易学说；尊奉“保合太和”、“天下和平”的价值理想；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深入发掘，广泛讨论，各抒己见。尽管见仁见智，不可定于一说，但有一点却是学术界普遍的共同认识，这就是：易学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风俗习惯，都起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块丰碑。这是确定无疑的。
唐孔颖达《周易注疏》，采王弼、韩康伯二注，推崇玄学派易学，但又对王学加以修正和改造，成为宋代易学尤其是张载气学派易学的先驱。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汇集汉易系统中象数学派的注解，“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以纠孔疏之偏，乃提倡象数之学的代表。二者都具有融合象数和义理两派易学的倾向，标志着唐代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仿王弼《周易注》，只注解《周易》经文和《彖》、《象》、《文言》三传，对《系辞》以下皆无注解，对王弼的观点，有吸收，有扬弃，开创了理学派易学以天理解《易》的易学体系。
南宋朱震的《汉上易传》，对汉易和北宋象数之学的观点作了初步整理和介绍，为象数派的易学提供了一套理论体系，对清代汉学家研究汉易和图书学派的演变，起了很大影响；同时又对程氏和张载易学有所阐发，对宋明哲学中本体论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周易本义》，其目的在于说明《易》本卜筮之书，但重点是解说卦爻辞，注重文义，言简义赅，不通之处，宁可存疑，是理学派易学的重要著作，明清时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明清之际经学大师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并不逐句解释经文，而是依据《周易》经传中的概念、范畴、命题及其理论思维加以发挥，用来解释世界和处理人类生活，实乃易学史上的名著，成为宋明易学的集大成者。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对汉代易学、象数图书之学加以考辨，穷本溯源，探其流变，以辨象学之讹，以订数学之失。
清代惠栋的《周易述》，依汉儒诸家之说，逐句解释《周易》经传，自为注，又自疏之，乃清代易学家研究汉易的代表。
清末民初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继承象数学的传统，重在以象释易，并与焦氏《易林》相互发明，是民初以来不可多得的自成体系的易学著作。
这套书的整理者既有知名的易学大家和古籍整理专家，又有近二十年来涌现的中青年易学专家，他们有系统的古典文献科学训练的基础，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严肃认真的学风，易学造诣各有专攻。这套书版本精良，校勘严谨，断句准确，又保留了专名线和相关附录，它的面世，必将为初学者提供绝佳的入门津梁，为高深造诣者研究易学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
在这套《周易十书》付梓出版之际，中华书局嘱我写一序言，盛情难却，于是不揣浅陋，略述感想，以为之序。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历代有真知灼见的易学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反映各时代、各阶层的重大问题。研究易学，古人有古人的重点，今人有今人的重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先生撰写了150余万字的《易学哲学史》，开创了哲学史研究与经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又与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一道，团结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易学专家、青年学者，致力于正本清源、弘扬理性，提出“疾虚妄”的任务，力图摆脱神学迷信，探讨易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途径。
近年，学术界又在探讨“易学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精神”。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倡导“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推崇“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时中观念；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生生日新”的阴阳变易学说；尊奉“保合太和”、“天下和平”的价值理想；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深入发掘，广泛讨论，各抒己见。尽管见仁见智，不可定于一说，但有一点却是学术界普遍的共同认识，这就是：易学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风俗习惯，都起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块丰碑。这是确定无疑的。
《周易》系统的典籍，有史可查的逾四千种，目前流传下来的也有近千种之多，可谓浩如烟海，洋洋大观。为解决易学爱好者文本选择方面的难题，使之在研读《周易》时少走弯路，中华书局推出了这套《周易十书》。
其中有现存最早的注本王弼《周易注》，此书以老庄玄学注解《周易》，一扫汉易中象数之学的烦琐解易学风，给人以清晰明快而又意义深远之感，是易学史上的一大转变。
唐孔颖达《周易注疏》，采王弼、韩康伯二注，推崇玄学派易学，但又对王学加以修正和改造，成为宋代易学尤其是张载气学派易学的先驱。
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汇集汉易系统中象数学派的注解，“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以纠孔疏之偏，乃提倡象数之学的代表。二者都具有融合象数和义理两派易学的倾向，标志着唐代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仿王弼《周易注》，只注解《周易》经文和《彖》、《象》、《文言》三传，对《系辞》以下皆无注解，对王弼的观点，有吸收，有扬弃，开创了理学派易学以天理解《易》的易学体系。
南宋朱震的《汉上易传》，对汉易和北宋象数之学的观点作了初步整理和介绍，为象数派的易学提供了一套理论体系，对清代汉学家研究汉易和图书学派的演变，起了很大影响；同时又对程氏和张载易学有所阐发，对宋明哲学中本体论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周易本义》，其目的在于说明《易》本卜筮之书，但重点是解说卦爻辞，注重文义，言简义赅，不通之处，宁可存疑，是理学派易学的重要著作，明清时期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明清之际经学大师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并不逐句解释经文，而是依据《周易》经传中的概念、范畴、命题及其理论思维加以发挥，用来解释世界和处理人类生活，实乃易学史上的名著，成为宋明易学的集大成者。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对汉代易学、象数图书之学加以考辨，穷本溯源，探其流变，以辨象学之讹，以订数学之失。
清代惠栋的《周易述》，依汉儒诸家之说，逐句解释《周易》经传，自为注，又自疏之，乃清代易学家研究汉易的代表。
清末民初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继承象数学的传统，重在以象释易，并与焦氏《易林》相互发明，是民初以来不可多得的自成体系的易学著作。
这套书的整理者既有知名的易学大家和古籍整理专家，又有近二十年来涌现的中青年易学专家，他们有系统的古典文献科学训练的基础，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严肃认真的学风，易学造诣各有专攻。这套书版本精良，校勘严谨，断句准确，又保留了专名线和相关附录，它的面世，必将为初学者提供绝佳的入门津梁，为高深造诣者研究易学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
在这套《周易十书》付梓出版之际，中华书局嘱我写一序言，盛情难却，于是不揣浅陋，略述感想，以为之序。
（本文摘自《周易十书》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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