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揭示人物个性？《史记》的两大法宝
评论内容：
《陈涉世家》云：“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丞相世家》：“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云）‘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卫将军骠骑列传》：“青尝从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同样是表现对功名利禄的态度，陈涉大声疾呼，陈平从容婉转，主父偃锐身进取，卫青心如死灰，个性特征十分鲜明。尤为可贵的是，这些人物语言不是像先秦史传那样针对一时一事，在叙事中顺带写出，而是登高望远，纵观人物一生，抓住人物性格中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从而表现人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充分体现出作者反映人物个性的自觉意识。
个体之间的差异总是因比较而存在，因比较而得以显现。《史记》区别人物个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运用对比手法。作者以对比法写人，完全出于自觉，而手法也极为娴熟。
首先，表现在总体构思上，《史记》作者非常注意通过对比描写勾画人物形象，这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将同类或不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进行群体间的横向比较，从而揭示这一群与那一群的区别。如同是写侠，《游侠列传》把侠分为三类，一类是“王者亲戚”，一类是“布衣之侠”，一类是“暴豪之徒”。同以侠称，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与朱家、郭解的社会地位判若云泥；郭解等人的仗义疏财与那些“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之徒有霄壤之别。《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对照写来，循吏们的“奉职循理”与酷吏们的“武健严酷”给人的印象更为强烈。
第二，运用对比来准确地揭示同类人物的不同个性特点。同为酷吏，“廉者足以为仪表”，“污者足以为戒”，贪廉有别；郅都不避豪强，王温舒趋炎附势，赵禹“时据法守正”，周阳由以爱憎代法，杜周则“专以人主意志为狱”，共性中包含着不同的个性。同样是以谈笑讽谏的滑稽人物，“淳于髡仰天大笑”，“优孟摇头而歌”，“优旃临槛疾呼”，缓急徐疾及音容笑貌都很有特点。
第三，通过比较强化不同类型人物的个性特征。《陈丞相世家》载：“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娄敬见刘邦，衣羊裘，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又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通过对比，陈平的圆通世故，王陵的戆直不阿；娄敬的进退以道，叔孙通的阿主求宠，都表现得异常鲜明深刻。《绛侯周勃世家》写周亚夫和刘礼、徐厉治军的不同，《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韩安国、汲黯、郑当时东朝廷辩时的情状，《汲郑列传》写武帝对卫青、公孙弘、汲黯礼敬程度的差异，都用对比的方法写出。
其次，在对比手法的具体运用上，《史记》已注意到将人物进行多方面的立体比较。如《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写平原君和信陵君就是如此。毛公、薛公是赵国的两位贤人，信陵君想见两人，两人躲了起来，于是信陵君“乃间步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不仅对毛、薛二人毫无了解，而且对信陵君与他们交往也大不以为然，批评说：“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信陵君考虑的是“此两人贤”，而平原君看到的只是两人出身微贱，是“博徒卖浆者”，至于他们贤与不贤，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取士标准的差别。信陵君主动与毛、薛二人交往犹恐不能如愿，平原君却对信陵君与二人的交游引为耻辱，这是他们待士态度的不同。信陵君访士是为了养贤，而平原君收罗门客只是为了显示豪奢而“不求士”。这是他们养士目的之区别。
这一系列的对比，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信陵君的思贤若渴与平原君“叶公好龙”式的“好士”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此外，平原君不肯杀取笑邻人的宠姬而导致“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信陵君礼敬侯生而赢得贤士归心；平原君不知毛遂之能而几乎使赵楚合纵化为泡影，信陵君得侯嬴之智、朱亥之力顺利地窃符救赵；平原君在赵而赵国几亡，信陵君在魏而诸侯不敢谋魏，都遥相对照，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写项羽、刘邦观看秦始皇出游、入关、还乡等，《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出身、经历、结局、武帝对他们的态度等，都是用对比手法一路写出。
中国有个成语叫作“泾渭分明”。泾河水清，渭河水浊，一般情况下，人们也许并不在意，但当两水并流时，它们之间清浊的不同势必会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这正是对比所产生的效果。而通过比较，将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区别开来，写出“这一个”与“那一个”各自不同的特点，也正是《史记》中的人物大多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先秦史传散文的以叙事为中心，一变而为《史记》的以写人为中心，是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史记》创造以人物纪传为主体的史书编纂体例，第一次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契合点，标志着传记文学的正式诞生。《史记》纪传不仅在形式上以人物为轴心，将人物事迹蝉联而下，而且全方位地、深入地展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根据表现人物的需要来选取和安排史料，组织文章，并自觉意识到人物的个性特点，注意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个体特征。《史记》首创纪传体，而且写下了大量堪称典范之作的优秀人物传记。《史记》写人的成功经验，从总体格局到许多具体方面，对后世的史书及传记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史记〉导论》第十一章第五节，原标题为《注意揭示人物个性》）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在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本书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与价值、述史框架、书法、史学理论、编纂、《史记》纪传与传记文学等方面，探讨《史记》的创作方法和过程等。在熟稔《史记》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为作者在《〈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本次再版，对正文进行了增删润色，增写了绪论，重新核校全书引文并完善出处，另相应添加了部分图片，以使本书臻于完善。
先秦史传散文重点在记事而不在写人，作者对人物形象缺乏宏观的总体把握，也未能自觉地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因此总的说来，书中人物的个性特点还不很鲜明，甚至难免有类型化的倾向。如《左传》写战争及各国的内政外交，《国策》则几乎清一色地载录策士们的辞辩，人物具有比较明显的类型性。《史记》人物纪传重视对人的研究，对人的个体特征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并自觉地注意到揭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别，在表现人物个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
一 精心提炼人物语言
《陈涉世家》云：“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丞相世家》：“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云）‘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卫将军骠骑列传》：“青尝从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卫青
同样是表现对功名利禄的态度，陈涉大声疾呼，陈平从容婉转，主父偃锐身进取，卫青心如死灰，个性特征十分鲜明。尤为可贵的是，这些人物语言不是像先秦史传那样针对一时一事，在叙事中顺带写出，而是登高望远，纵观人物一生，抓住人物性格中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从而表现人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充分体现出作者反映人物个性的自觉意识。
二 巧妙运用对比手法
个体之间的差异总是因比较而存在，因比较而得以显现。《史记》区别人物个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运用对比手法。作者以对比法写人，完全出于自觉，而手法也极为娴熟。
首先，表现在总体构思上，《史记》作者非常注意通过对比描写勾画人物形象，这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将同类或不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进行群体间的横向比较，从而揭示这一群与那一群的区别。如同是写侠，《游侠列传》把侠分为三类，一类是“王者亲戚”，一类是“布衣之侠”，一类是“暴豪之徒”。同以侠称，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与朱家、郭解的社会地位判若云泥；郭解等人的仗义疏财与那些“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之徒有霄壤之别。《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对照写来，循吏们的“奉职循理”与酷吏们的“武健严酷”给人的印象更为强烈。
第二，运用对比来准确地揭示同类人物的不同个性特点。同为酷吏，“廉者足以为仪表”，“污者足以为戒”，贪廉有别；郅都不避豪强，王温舒趋炎附势，赵禹“时据法守正”，周阳由以爱憎代法，杜周则“专以人主意志为狱”，共性中包含着不同的个性。同样是以谈笑讽谏的滑稽人物，“淳于髡仰天大笑”，“优孟摇头而歌”，“优旃临槛疾呼”，缓急徐疾及音容笑貌都很有特点。
第三，通过比较强化不同类型人物的个性特征。《陈丞相世家》载：“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娄敬见刘邦，衣羊裘，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又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通过对比，陈平的圆通世故，王陵的戆直不阿；娄敬的进退以道，叔孙通的阿主求宠，都表现得异常鲜明深刻。《绛侯周勃世家》写周亚夫和刘礼、徐厉治军的不同，《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韩安国、汲黯、郑当时东朝廷辩时的情状，《汲郑列传》写武帝对卫青、公孙弘、汲黯礼敬程度的差异，都用对比的方法写出。
陈平
其次，在对比手法的具体运用上，《史记》已注意到将人物进行多方面的立体比较。如《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写平原君和信陵君就是如此。毛公、薛公是赵国的两位贤人，信陵君想见两人，两人躲了起来，于是信陵君“乃间步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不仅对毛、薛二人毫无了解，而且对信陵君与他们交往也大不以为然，批评说：“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信陵君考虑的是“此两人贤”，而平原君看到的只是两人出身微贱，是“博徒卖浆者”，至于他们贤与不贤，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取士标准的差别。信陵君主动与毛、薛二人交往犹恐不能如愿，平原君却对信陵君与二人的交游引为耻辱，这是他们待士态度的不同。信陵君访士是为了养贤，而平原君收罗门客只是为了显示豪奢而“不求士”。这是他们养士目的之区别。
这一系列的对比，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信陵君的思贤若渴与平原君“叶公好龙”式的“好士”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此外，平原君不肯杀取笑邻人的宠姬而导致“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信陵君礼敬侯生而赢得贤士归心；平原君不知毛遂之能而几乎使赵楚合纵化为泡影，信陵君得侯嬴之智、朱亥之力顺利地窃符救赵；平原君在赵而赵国几亡，信陵君在魏而诸侯不敢谋魏，都遥相对照，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信陵君救赵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写项羽、刘邦观看秦始皇出游、入关、还乡等，《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出身、经历、结局、武帝对他们的态度等，都是用对比手法一路写出。
中国有个成语叫作“泾渭分明”。泾河水清，渭河水浊，一般情况下，人们也许并不在意，但当两水并流时，它们之间清浊的不同势必会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这正是对比所产生的效果。而通过比较，将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区别开来，写出“这一个”与“那一个”各自不同的特点，也正是《史记》中的人物大多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先秦史传散文的以叙事为中心，一变而为《史记》的以写人为中心，是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史记》创造以人物纪传为主体的史书编纂体例，第一次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契合点，标志着传记文学的正式诞生。《史记》纪传不仅在形式上以人物为轴心，将人物事迹蝉联而下，而且全方位地、深入地展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根据表现人物的需要来选取和安排史料，组织文章，并自觉意识到人物的个性特点，注意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个体特征。《史记》首创纪传体，而且写下了大量堪称典范之作的优秀人物传记。《史记》写人的成功经验，从总体格局到许多具体方面，对后世的史书及传记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史记〉导论》第十一章第五节，原标题为《注意揭示人物个性》）
文献结合史论，系统揭示《史记》的编纂成书与史料价值。
赵生群 著
978-7-101-15950-9
65.00元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在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本书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与价值、述史框架、书法、史学理论、编纂、《史记》纪传与传记文学等方面，探讨《史记》的创作方法和过程等。在熟稔《史记》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认真辨析，于前人旧说去粗存精，于己立新说详明其故，自成一家之言。
本书为作者在《〈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初版）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本次再版，对正文进行了增删润色，增写了绪论，重新核校全书引文并完善出处，另相应添加了部分图片，以使本书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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