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也就是俗称的“三打白骨精”一节。这一节的篇幅只有多半回,比起狮驼国、小西天、六耳猕猴等动辄两三回的篇幅,实在是显得寒碜。但是,它的实际影响力并不比那些“大”妖怪差,甚至也不比火焰山牛魔王的情节逊色。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故事被搬上多个剧种的舞台,又被改编成电影,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而“白骨精”也成了一个广为流行的语词,至今应用不衰。
从文学的角度看,白骨精的故事虽然篇幅短小,却涵容了两个重要的“母题”,并且极为生动地将其展开、演绎出来。一个是“妖女”母题。这一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中影响巨大。其内涵也非止一端,包括如“红颜祸水”“尤物倾国”“红粉骷髅”等,表现的是男权社会某种畸形的“恐女”“厌女”心理。
另一个是“忠臣昏君”母题。这一母题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影响巨大。从屈原的忠而见疑、自沉汨罗,到历朝历代的贬谪文学,“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相关的佳作名篇不可胜数。同样,其内涵也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如奸佞谗言、主上昏庸、剖心沥血等,表现的是集权专制社会中具有人格理想士人的生存状态及矛盾心理。
就第一个母题而言,“三打白骨精”的精彩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白骨精形象的巨大反差。前面是“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后面却是“一堆粉骷髅在那里……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由“冰肌”“酥胸”到“骷髅”“白骨”,自会对读者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而为了加强这一效果,作品还描绘了另一组反差,就是美女带来的“美食”——“青砂罐儿、绿磁瓶儿”,里面是“香米饭、炒面筋”。正所谓“食色,性也”,几笔便写出另一方面的诱惑,让唐僧师徒面临人生的双重根本欲望的考验。但转眼间“香米饭、炒面筋”就变为“拖尾巴的长蛆和癞虾蟆”。这与红颜变骷髅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心理冲击。
二是应对诱惑,描画了猪八戒的嘴脸——既贪吃,又好色。寥寥几笔,传神写照,由八戒陷溺之深反衬出妖女欺骗性的可怕。三是写唐僧的昏聩与尴尬。显意识层面,唐僧的受愚上当是出于肉眼凡胎,以及对戒律的片面理解,但作者有意无意之间还把笔墨渗入到潜意识层面:
作者这样写,是和一贯的幽默滑稽风格相关,肯定没有明确的揭示所谓“潜意识”的动机。但是,一旦形诸文字,“羞惭”“羞得个光头彻耳通红”却产生出了暧昧、复杂的况味,使得这段母题文字展现得越发生动、丰满。
第二个母题的精彩在于极力渲染出孙悟空忠而见疑的悲剧意味。作者首先赋予孙悟空“火眼金睛”的特殊功能。这是整个故事展开的基础。这一点肯定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在此前,孙悟空的眼睛并非他的优长。按照第七回的叙述:“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煼红了,弄做个老害病眼,故唤作‘火眼金睛’。”这里的“火眼金睛”乃是一种病态。但是,到了本回,却是这样来写的:“(悟空)睁火眼金睛观看,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如此叙事,似乎“火眼金睛”便具有了超凡的辨识能力。这一点,基本成为现代读者理解作品的共识。如《汉语大词典》“火眼金睛”词条:“原指孙行者能识别妖魔鬼怪的眼睛。后用以指人的眼光锐利,能识别真伪。”强调“火眼金睛”这一超凡功能,是为了反衬唐僧、八戒的肉眼凡胎、不辨人妖。
但是,接下来,孙悟空的优长便成为了他个人悲剧的根源,因为他看出了多数人看不到的危机,结果使自己处于被误解、被孤立的境地,甚至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这种先觉者、独觉者的命运悲剧正如龚自珍所慨叹:“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孙悟空,张旺 绘
而孙悟空的悲剧不仅由于八戒的恶毒谗言,唐僧的耳软昏聩,更因其屡遭打击而痴心不改显得格外令人动容。唐僧对待白骨精是心慈面软的,而对待忠心耿耿的孙悟空却是痛下狠“嘴”,毫不留情的:
把一个不怕雷劈刀砍的铜头铁额“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这种凶狠与唐僧挂在嘴头的“出家人慈悲为怀”形成巨大反差。但是,即便如此,孙悟空出于他的使命感还是打死了白骨精。于是终于被唐僧驱逐。
接下来又写孙悟空的恋恋不舍,乃至于使神通“四面围住师父下拜”表达内心的感恩之情。在无可挽回之后,还殷殷嘱托沙僧照顾好师傅。诚如陆放翁诗云:“志士仁人万行泪,孤臣孽子无穷忧。”
正是把带有母题性质的两个冲突,各自写到了极致,又融合交织于一点,便使这不长的一段文字成为不朽的经典。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下去,会发现这个故事之所以摇曳多姿,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三打”。假如孙悟空将妖魔一棒打死,然后遭谗言、遭驱逐,那故事产生的戏剧性、冲击力必将大为减色。甚至假如只有“二打”,那文学色彩似乎也是大不相同。
可以说,妖魔的“三戏”,与孙悟空的“三打”,是这场大戏成功的关键。前述的两个母题也正是在这个“三”的大框架之下,得到充分展开、精彩表现的条件。
这个“三”由何而来呢?这个与“白骨”纠缠、关联的“三”由何而来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整个故事的来源开始探索。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已露端倪。在《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中,这样写道:
与小说《西游记》相比,这一段有四个要素被吸收、改造到小说文本中。一个是见到一具“白骨”,唐僧不识,猴行者予以指点。第二个是妖魔化身美女,被行者识破后现出狰狞的本相。第三个是妖魔与猴行者较量,失败后不认输,终至灭亡。第四个是老虎精现原形的方式:“面皮裂皱,露爪张牙。”第四个要素被吸收到二十回那个虎先锋现原形的细节中——“那只虎直挺挺站将起来,把那前左爪轮起,抠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唿剌的一声,把个皮剥将下来,站立道旁。”与本节没有关系。而前三个则明显被小说作者吸纳到了这一回书中。
但是,这些要素里面并没有我们关注的那个“三”。也就是说,小说《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借鉴、吸取了《取经诗话》有关“白骨”的思路,并连带而及地与下文妖魔化身美女的情节糅合到一起,便有了“白骨精”的基本框架。然后,把这一框架进一步加工,形成了“三戏”“三打”的新格局。
这进一步加工是纯粹出于文学技巧的提升呢,还是另有所本、另受启发呢?
其实,探索这问题的入口便在于这段故事的回目之中——《尸魔三戏唐三藏》。“尸魔”之称号固然与“白骨”成精相关,其来源却直接指向道教。如编成于元代的《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
又如元人李道纯所撰《中和集》:
再如元明之际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
在前面的第二讲中,我们已发现《西游记》中相当多的文字与张紫阳的《悟真篇》有关。这里再次表现出张紫阳著作与小说成书的关联。不过,这一话题,要留待下一讲再充分展开。这一讲中,值得注意并可进一步讨论的是《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这一段。这段中,与“尸魔”相关联的又提到了“三彭”“三尸”与“六情垢翳”。这正是解读“三戏”“三打”的关键之处。
“三尸”是道教理论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一个相当常用的术语。检索《道藏》,可得451条。而与全真道关系密切的《鸣鹤馀音》中出现过十次。全真教祖王重阳的集子中出现了八次。其大弟子马丹阳的集子中出现更多,达到十六次。全真七子的丘处机、谭处端、郝大通等也多少不一。
上面提到的《悟真篇》《中和集》,在使用“尸魔”的同时,也使用了“三尸”一词:
第一段《悟真篇》注疏中的“情欲方动,心君亦淫”,几乎可以搬过来评论“尸魔三戏”中猪八戒、唐三藏的言行了。
王重阳谈及“三尸”时,连带出现了“心猿”:
马丹阳则是个人使用“三尸”一词最多的,如:
又如王处一:
这些文例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尸”多与“六贼”连用,二是“三尸”与“阴魔”“阴魄”连用,三是使用“三尸”一词的同时,有“顿把心歇”“不使心猿戏”的表述。“六贼”的话题留待下文分说。至于“阴魔”“心猿”与“三尸”的连类而及,如果说与“尸魔三戏唐三藏”一节具有互文的关系,也不能视为牵强。
至于“三尸”的含义,据《中山玉柜服气经·录神诚戒序》:
也就是说,“三尸”是人体内戕害生命的三个邪魔,是修道者的大敌。她们会诱使人“好嗜欲”“重腥秽”“乱意识”“蹈颠危”“增喜怒”“行恶事”。而这三个邪魔以女性的形象出现,名为“青姑”“白姑”“血姑”。而在另一段有关“三尸”的表述中,称之为“鬼精”,并与“白骨”连类而及。
“三尸”别称为“三彭”“三虫”,其名虽异,内涵大端无别。而修道之人必须对“三尸”痛下杀手。这方面的要求可谓比比皆是,如:“屏杂念,绝嗜欲,斩三尸,舍一炁。”“吾之慧剑斩三尸六贼,责瞋爱欲烦恼障。”“为人硎慧剑,砺神锋,斩三尸,诛六贼,解缚缠,脱桎梏,破忧疑网,断烦恼障。”“诀者全凭慧剑施,断除六贼斩三尸。”“定心之法,贵斩三尸,去六贼,命魔以伐其害道之端,息炁以造其入神之妙。”“猿马住,性命自然知。一粒刀圭开四象,两般枪法杀三尸。神水溉华池。”“铅刀起处通神妙,汞剑开时仗慧钢。杀却三尸阴鬼尽,一团红焰覆琼岗。”“第一先战退无名烦恼;第二夜间境中,要战退三尸阴鬼。”如此等等,“斩却”“杀却”“战退”,都是一派杀气腾腾。由“白骨”而“尸魔”,由“尸魔”而“三尸”,由“三尸”而“三戏”,由“三戏”遂有“三打”。“三打白骨精”故事的大框架就是这样形成的。
本来只是一个宗教观念、一个宗教名词,但它激发了作者的想象力,于是转化成了富有文学表现力的情节框架。
陈洪 著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5890-8
58.00元
内容简介
《西游记》是一部影响久远、风格独特的古典名著。一方面,通俗、浅显,所包含的童话元素使其读者群体“咸宜老幼”;另一方面,自问世以来,歧解纷纭,特别是其独树一帜的话语状态,引发了种种相差悬殊的解读。
与作品阐释密切相关的有两个根本性难题待解:一个是作品的主旨问题。读者历来把“大闹天宫”当作反抗昏聩的天庭统治来理解,甚至有“折射农民起义”的说法。但是,这就与后文的悟空皈依,特别是皈依后剿灭其他魔怪的情节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现在对此矛盾的一般解读办法就是“两截化”,各说各的。但这样绕过矛盾来解读一部长篇名著,毕竟不是谨严、有说服力的做法。另一个则是作品的话语系统与叙事态度之间的矛盾。作品在叙事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内丹学的话语,甚至抄录了为数不少的全真道诗词、文章。但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却有很多对道教不利,甚或敌视的安排。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西游”新说十三讲》就是为解决这两个难题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