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绘故宫“掌门人”的精神肖像——评《故宫掌门人：1925-1949》
评论内容：
故宫，这座矗立于首都中轴线上的皇家宫殿，不仅是明清两代的政治要津和权力中枢，更是中华文明最恢宏的物质载体和最壮观的人文标识。它如同一部凝固的史诗，每一块砖瓦都镌刻着历史的记忆，每一处殿宇都见证着帝国的兴衰。由学者章宏伟撰写的《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华书局2025年3月出版）一书，通过追寻历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生命轨迹，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更为深邃的主题：故宫不仅是一方历史文化的珍贵遗存，更是一代代守护者用智慧、勇气、担当与情怀铸就的文化生命体。可以说，《故宫掌门人》这部跨学科专著，以学术的严谨、诗性的笔触和历史的纵深感，完美勾勒出故宫从皇家禁苑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嬗变历程，进而展现了那些在历史洪流中坚守文化初心与文明使命的“掌门人”的精神肖像。
《故宫掌门人：1925-1949》，章宏伟 著，中华书局2025年出版
传统的故宫书写大都聚焦于器物、建筑或事件，而《故宫掌门人》一书则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那些在故宫演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这一视角的确定与转换，使该书超越了普通的文化史的范畴，成为一部兼具传记属性与制度研究色彩的跨学科著作。本书以求实的史学态度系统梳理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历程，通过扎实细密的文献考证还原历史本相，廓清诸多文化讹传。作者运用丰富的档案史料配以珍贵历史图像，构建出清晰的 institutional history 发展脉络。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精确书写，既是对故宫先驱者的追忆与致敬，更揭示了文化遗产守护的艰巨性和繁重性。当然，作者并未满足于简单地勾陈和罗列历任故宫院长的业绩萍踪，而是集中且深刻地探讨了他们在不同时代面临的挑战、实施的策略以及经他们最终塑造的故宫形象。例如，书中对首任院长易培基（1925-1933年任职）的描绘与叙述，不仅重点回顾了他如何在时局动荡的乱世中保护故宫文物，还深透分析了他在西方博物馆理念影响下对故宫现代转型的尝试，也就是说如何既保持故宫作为历史遗存的完整性，又赋予其现代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书中详细记述了易培基建立藏品编目制度、开放参观区域、创办学术刊物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这些举措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现代转型的可行路径。抗战时期的大批文物南迁，构成了故宫历史上另一个治理典范。时任院长马衡主持的这场“文化长征”，将超过1.9万箱珍贵文物安全转移至大西南大后方，创造了战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奇迹。《故宫掌门人》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不仅突破了简单的史实记录，而且将其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作为具有文明载体与国家象征双重属性的文物，如何在国难当头之时被忠诚守卫和竭力保护？南迁路线上的每一个中转站，都成为临时性的“文化飞地”，而每一处“文化飞地”都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
图源：视觉中国
如上所述，《故宫掌门人》一书还具备鲜明的制度史视角。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其管理模式的演变本身就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的表征与缩影。从民国时期的初步建制，到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化改造，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化发展，《故宫掌门人》通过历任院长的决策与行动，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文化逻辑。《故宫掌门人》的核心在于塑造了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翰、王士珍、易培基、马衡等一系列鲜活的守护者形象。他们有的是学者身份，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革故鼎新的改革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故宫的责任与情怀。书中对他们的刻画绝不是简单的褒扬，而是呈现了其复杂性与时代局限性，从而使人物更具立体感、真实感与可信感。
《故宫掌门人》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对故宫物质本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探索。作者以诗性的笔触描绘了这座建筑群如何超越单纯的物理存在，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性容器。翻开书页，好像跟随一位耐心的文化向导穿越时光长廊。作者用考古学家般的细致，将尘封的档案化作鲜活叙事：那些泛黄的账本记录着创业维艰，老照片定格了守护者的身影，手稿字迹仍带着当年的温度。这不仅是一部制度沿革史，更是一曲文明守护者的赞歌——在虚实交织的历史迷雾中，他们用毕生心血守护着紫禁城的文化之光。当我们看清每一块基石背后的故事，才会真正懂得：600年宫阙巍然屹立的背后，是无数人托举的重量。故宫的建筑不仅是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其本身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块金砖的烧制工艺、每一处彩绘的矿物颜料、每一件瓷器的釉色变化，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技艺体系与审美观念。本书特别关注了文物修复师这一群体。当“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者回溯了故宫修复技艺的传承谱系，指出这种“以手传心”的实践知识，构成了与学院派艺术史并行的另一条认知路径。当一位老师傅用传统方法揭裱古画时，他不仅是在修复物质载体，更是在延续一种文明传承的独特方式。
图源：视觉中国
《故宫掌门人》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其学术深度，更在于其诗化的语言风格。作者善于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文学表达相结合，使故宫成为一座有血有肉的“文化身体”。诗化文字不仅赋予建筑以艺术生命，更引导读者进入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在作者灵动的笔下，紫禁城不再只是砖木结构的集合，而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活体”，它的每一道宫门、每一段红墙，都在向文明倾诉，都在与历史对话。书中还频繁运用隐喻手法，将故宫比作“文明的方舟”“时间的琥珀”“历史的剧场”等，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著作文本的文学性，也深化了读者对故宫文化价值的认知与理解。
故宫，不仅仅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文化的宝库，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学习、感悟。在这里，人们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故宫掌门人》最终告诉读者：这座宫阙的伟大与长久，不仅在于它辉煌的过去，更在于它持续向未来开放的可能性。历任院长恪尽职守的工作，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翻译：将古代文明的密码，转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故宫掌门人》一书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敏锐的时代洞察，为我们理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故宫掌门人》向我们昭示：故宫的神奇与瑰丽，一方面在于其建筑与藏品的物质价值，另一方面更在于它作为文明符号的精神意义。而那些守护它的人，无论是院长还是普通员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文明的火种最终要靠人来传递和赓续，而《故宫掌门人》正是对这种传递和赓续最真实动人的记录。
展现了那些在历史洪流中坚守文化初心与文明使命的“掌门人”的精神肖像
传统的故宫书写大都聚焦于器物、建筑或事件，而《故宫掌门人》一书则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那些在故宫演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这一视角的确定与转换，使该书超越了普通的文化史的范畴，成为一部兼具传记属性与制度研究色彩的跨学科著作。本书以求实的史学态度系统梳理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历程，通过扎实细密的文献考证还原历史本相，廓清诸多文化讹传。作者运用丰富的档案史料配以珍贵历史图像，构建出清晰的 institutional history 发展脉络。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精确书写，既是对故宫先驱者的追忆与致敬，更揭示了文化遗产守护的艰巨性和繁重性。当然，作者并未满足于简单地勾陈和罗列历任故宫院长的业绩萍踪，而是集中且深刻地探讨了他们在不同时代面临的挑战、实施的策略以及经他们最终塑造的故宫形象。例如，书中对首任院长易培基（1925-1933年任职）的描绘与叙述，不仅重点回顾了他如何在时局动荡的乱世中保护故宫文物，还深透分析了他在西方博物馆理念影响下对故宫现代转型的尝试，也就是说如何既保持故宫作为历史遗存的完整性，又赋予其现代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书中详细记述了易培基建立藏品编目制度、开放参观区域、创办学术刊物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这些举措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现代转型的可行路径。抗战时期的大批文物南迁，构成了故宫历史上另一个治理典范。时任院长马衡主持的这场“文化长征”，将超过1.9万箱珍贵文物安全转移至大西南大后方，创造了战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奇迹。《故宫掌门人》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不仅突破了简单的史实记录，而且将其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作为具有文明载体与国家象征双重属性的文物，如何在国难当头之时被忠诚守卫和竭力保护？南迁路线上的每一个中转站，都成为临时性的“文化飞地”，而每一处“文化飞地”都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
图源：视觉中国
如上所述，《故宫掌门人》一书还具备鲜明的制度史视角。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其管理模式的演变本身就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的表征与缩影。从民国时期的初步建制，到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化改造，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化发展，《故宫掌门人》通过历任院长的决策与行动，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文化逻辑。《故宫掌门人》的核心在于塑造了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翰、王士珍、易培基、马衡等一系列鲜活的守护者形象。他们有的是学者身份，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革故鼎新的改革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故宫的责任与情怀。书中对他们的刻画绝不是简单的褒扬，而是呈现了其复杂性与时代局限性，从而使人物更具立体感、真实感与可信感。
《故宫掌门人》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对故宫物质本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探索。作者以诗性的笔触描绘了这座建筑群如何超越单纯的物理存在，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性容器。翻开书页，好像跟随一位耐心的文化向导穿越时光长廊。作者用考古学家般的细致，将尘封的档案化作鲜活叙事：那些泛黄的账本记录着创业维艰，老照片定格了守护者的身影，手稿字迹仍带着当年的温度。这不仅是一部制度沿革史，更是一曲文明守护者的赞歌——在虚实交织的历史迷雾中，他们用毕生心血守护着紫禁城的文化之光。当我们看清每一块基石背后的故事，才会真正懂得：600年宫阙巍然屹立的背后，是无数人托举的重量。故宫的建筑不仅是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其本身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块金砖的烧制工艺、每一处彩绘的矿物颜料、每一件瓷器的釉色变化，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技艺体系与审美观念。本书特别关注了文物修复师这一群体。当“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者回溯了故宫修复技艺的传承谱系，指出这种“以手传心”的实践知识，构成了与学院派艺术史并行的另一条认知路径。当一位老师傅用传统方法揭裱古画时，他不仅是在修复物质载体，更是在延续一种文明传承的独特方式。
图源：视觉中国
《故宫掌门人》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其学术深度，更在于其诗化的语言风格。作者善于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文学表达相结合，使故宫成为一座有血有肉的“文化身体”。诗化文字不仅赋予建筑以艺术生命，更引导读者进入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在作者灵动的笔下，紫禁城不再只是砖木结构的集合，而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活体”，它的每一道宫门、每一段红墙，都在向文明倾诉，都在与历史对话。书中还频繁运用隐喻手法，将故宫比作“文明的方舟”“时间的琥珀”“历史的剧场”等，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著作文本的文学性，也深化了读者对故宫文化价值的认知与理解。
故宫，不仅仅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文化的宝库，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学习、感悟。在这里，人们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故宫掌门人》最终告诉读者：这座宫阙的伟大与长久，不仅在于它辉煌的过去，更在于它持续向未来开放的可能性。历任院长恪尽职守的工作，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翻译：将古代文明的密码，转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故宫掌门人》一书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敏锐的时代洞察，为我们理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故宫掌门人》向我们昭示：故宫的神奇与瑰丽，一方面在于其建筑与藏品的物质价值，另一方面更在于它作为文明符号的精神意义。而那些守护它的人，无论是院长还是普通员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文明的火种最终要靠人来传递和赓续，而《故宫掌门人》正是对这种传递和赓续最真实动人的记录。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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