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流行一句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尽管人成年后的行径不能总是找童年背锅，但童年在人的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句话如果用在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身上，似乎也无不可。朱翊钧身为一国之君，他的童年对日后行径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进而影响了明朝的命运。

4月10日，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直播活动如期开展。《万历传》责编吴艳红和《张居正与万历皇帝》责编董洪波一同引领读者走近万历帝，了解明朝衰亡的根源。

朱翊钧十岁登基，可谓少年天子。天资聪颖，加上母后的严厉管束和首辅张居正的尽心辅佐，朱翊钧颇有“读书种子”的潜力。

做皇帝要学习的知识和道理有许多。朱翊钧潜心于日讲与经筵，明事理，耐勤苦，深孚众望。如果沿着这条轨迹走，说不定日后能成为明君。

朱翊钧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自鸣得意的他多次赏赐辅臣盈尺大字，以得到夸赞为乐。这本无可厚非，但张居正怕他耽于书法，怠慢学习治理之道，郑重其事地上书规劝。张居正先是肯定皇上数年留心翰墨取得的成效，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举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画，然无救于乱亡。朱翊钧受此耳提面命，自此再不轻易以书法赏赐大臣。

做皇帝并不是美差，朱翊钧每天清晨四点多就得起床，这对于十来岁的孩子而言，需要极大的自律与自励。而张居正打击他对书法的热爱，未免戕害天性，有违人道，或许也埋下了日后反叛的种子。

人性是复杂的，童年的“乖孩子”天性受到压抑，而至高无上的皇权使朱翊钧日后的刚愎自用、弄性使气等恶习释放到最大化。

朱翊钧母亲李太后教子极严，管束、督促儿子读书甚勤，与儿子同住乾清宫，朝夕相处，饮食起居有节度，小有过失，即当面谴责。朱翊钧对母亲也是谨奉孝道，不敢有违。

朱翊钧成年后，太后令太监冯保严密监视，严加管束，不可稍有放纵。一次，朱翊钧在小太监怂恿下，喝醉了酒，佩剑夜游，行状不堪，有失体统。太后得知后震怒，扬言要废朱翊钧，另立朱翊钧弟弟潞王为帝。朱翊钧听到消息后，大惊失措，赶忙去向母亲请罪，太后以汉朝霍光废黜汉废帝刘贺的事例数落他。朱翊钧跪在地上哭泣多时，才得到宽恕。

“垂帘听政”的太后对朝政影响可谓不小，她对张居正毫无保留的信任保障了朝政的稳定性、持续性，也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国本之争”中，她站在朱翊钧皇长子一边，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朱翊钧的一意孤行。

天伦之乐的亲情在皇权制度下受到压抑，加上母亲对其严厉盖过了慈爱，朱翊钧在母亲那里感受到的爱或许稀薄了许多。他自己传递给长子朱常洛的爱更是少之又少。

张居正在朱翊钧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帝王师的身份教导小皇帝，获得极大尊重，被小皇帝尊称为“张先生”。张居正对小皇帝尽心尽力，带头编《帝鉴图说》，以史上明君、昏君为鉴，教朱翊钧学做好皇帝；进奉职官书屏，绘全国疆域，登录知府以上官员姓名籍贯，以供朱翊钧用人时省览。张居正苦心孤诣教导朱翊钧，为他日后亲政做准备。此时的朱翊钧对张居正可谓言听计从。

朱翊钧与张居正不仅有君臣之别，更有师生之谊，而且政见相通。由朱翊钧支持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就是君臣政见一致的成果。新政进行了吏治、经济、边防等一系列改革，如考成法、一条鞭法、清丈田亩，取得巨大成效，国库丰盈，民生富庶。

伴随新政的是张居正无可比拟的权力，及来自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张居正以铁腕手段排除异己，确保新政顺利进行。其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理他得回乡丁忧，或许是贪恋权位，或许是顾念新政，他在半推半就下服从“夺情”，以在官守制的形式将新政持续推进下去。

朱翊钧十八岁成年后，张居正屡屡上书乞归还政。朱翊钧从最初毫不犹豫地拒绝到向太后请示，反映了他内心有亲政的欲望。可是太后的“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直接打击了朱翊钧的志气和信心。这意味着张居正在世一日，他就难以亲政。这大概是他对张居正由爱敬而生恨意的重要契机。

没等到朱翊钧三十岁，张居正在朱翊钧二十岁、新政十年时病逝，死后上谥号、封荫子嗣等等，备极哀荣。然而，“皇帝的天，六月的脸”，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朱翊钧对功高震主的张居正进行彻底清算，予以籍没家产。这也导致新政的多数成果随张居正的去世而毁于一旦，所剩者寥寥。万历新政虽在前期取得显著成效，但到底还是失败了。

从权倾一时的明朝第一首辅到死后被彻底清算，张居正的善始不善终彰显了君臣间相爱相杀的关系。

“万历帝亲政后，对功劳盖世的张居正居然如此恨之入骨，竟以为罪该断棺戮尸，给予籍没家产的极端惩处，使张居正及其家属蒙不白之冤。这显然是意气用事，是他的尚气心理作祟的大暴露，是他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对辅政大臣威权震主的一种无情报复。”明史大家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里如是说。

谁来继承皇位，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家事，而是朝廷、天下的大事。皇后不受宠，皇帝无嫡子，国统成问题。朱翊钧自己为宫女所生，偏偏歧视同样为宫女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他宠爱郑氏，从晋封贵妃到皇贵妃，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试图子凭母贵，立郑氏子朱常洵为太子，却遭到朝臣旷日持久的极力反对。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提出建储——册立皇太子，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储位始定，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其间，朱翊钧上演了一幕幕一拖再拖、出尔反尔的戏码。朱常洛十九岁终于当上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太子地位就稳固了，其后的妖书案、梃击案一次次冲击着他的地位。只要一日不登基，就有翻盘的可能，这大概是郑氏亡其之心不死的动机。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直到他去世，三十八岁的朱常洛才即位，短短一月就暴病而亡，“一月天子”真称得上悲情天子了。

朱常洛作为“国本之争”的核心人物，整个人生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国本之争”对皇帝与朝臣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对政权交接酿成了祸患。

朱翊钧大婚以后沉迷于酒色，身体逐渐虚空。大臣雒于仁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谴责皇上酒、色、财、气的奏疏， 批评皇上的品行与私生活，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皇帝的个性秉赋直接影响着朝政的走向乃至国家的命运。他的好色，导致宠幸郑贵妃，造成长达十数年的“国本之争”；他的好财，导致他一生沉迷于聚敛财富，查抄冯保、张居正家产，派遣矿税太监，与这种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好气，使他刚愎自用，不善于纳谏，他在位后期，朝政紊乱，与此不无联系。

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掀起了数十年党争，朝廷乌烟瘴气，皇帝与大臣离心离德。“国本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君臣之间的冲突。这一切导致了朱翊钧长达二十几年的怠于临朝。

二十几年不上朝，除了报复臣僚，樊树志先生引用多处史料，得出身体原因也是重要一环：“长期以来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

即使不上朝，权力依然掌握在朱翊钧手里。“万历三大征”就是他在军事上的成果。

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里总结道：“综观神宗一生，可谓功过参半。他亲手缔造了堪称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又亲手加以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事最为关注，所创造的政绩也最引人注目，却酿成了最为严重的辽东边事，终于由此而导致大明的覆亡。”《明史》中“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论调大概由此而来。

万历帝的童年不是他日后荒唐行径的“背锅侠”，但童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心灵伤害可能成为日后性格扭曲的远因。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用一生治愈童年。

活动现场

《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

著 者：樊树志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定 价：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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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遍阅晚明各种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了朝廷间的日常细节，诸如大臣的沟通相处、皇帝与阁臣的问答对话、给皇帝授课讲学内容及上课过程等，通过这些难得一见、颇具生活气息的细节，立体呈现出一段鲜活而带着温度的晚明大历史。

本书分五章：第一章《嘉靖隆庆时代的政局与内阁》，第二章《张居正与万历新政》，第三章《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第四章《张居正之死与朱翊钧亲政》，第五章《盛世的武功：万历三大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