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什么不喜欢《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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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也使《吕氏春秋》这部先秦诸子的殿军之作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在电视剧中，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想将其作为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的治国大法，而最终秦始皇却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此前，我们已经推送了一篇《吕氏春秋：吕不韦主编的一部“数字化”奇书》，介绍了《吕氏春秋》的书名、结构及思想内容等。那么，《吕氏春秋》之中究竟记述了怎样的治国大法？秦始皇又为什么没有采纳呢？
《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篇记载，有人向吕不韦请教“十二纪”的问题，吕不韦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zhuānxū）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这里的“大圜”就是指天，“大矩”（矩画方）就是指地，黄帝对颛顼的教诲就是：“上有天，下有地，你能效法天地，就可以为民父母了。”所以“法天地”实际上是“十二纪”乃至整部《吕氏春秋》思想的总纲。
落实到治国之道来说，这种“法天地”的思想就是《季春纪·圜道》所说的：“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意思就是，君主应该遵循天道，循道而行，圆转流动，号令通达，而不拘泥于具体事务；而臣子则应遵循地道，各司其职，恪尽职守。
因此，吕不韦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模式应该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君主最重要的工作是选贤任能。《仲春纪·当染》中说“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季冬纪·士节》中也说“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寻找、选拔人才的过程比较辛苦，一旦选到了合适的贤才，那么具体的政务就可以交给贤才去办理了。“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季春纪·圜道》）只要贤才各守其职，各治其事，那么君主就可以安享太平，国家也会由此获利，祸患也不会来临。《吕氏春秋》中这种虚君实臣的政治设计，或许也不无吕不韦维护权相地位的私心。
关于具体的统治方式，商人出身的吕不韦认识到“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仲春纪·功名》），即民众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好处他就来，没有好处他就走，所以管理民众，关键是要因势利导，而不能一味采取严刑峻法、强迫命令的办法，因为“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仲春纪·功名》）。《离俗览·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就是说，要治理国家，统治天下，就要广施恩德，扶持正义，这样民众才会努力行善去恶，国家才能安定，天下也才能太平。进一步而言，就要加强对民众的礼乐教化，《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谈尊师重教、乐教的篇章。在主张德治教化方面，吕不韦吸收了很多儒家思想的成分。
此外，吕不韦认识到，秦国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试图改变此前数十年攻战杀伐所造成的“虎狼之国”的形象，对外军事行动不能继续实行“尚首功”（即以战场上的杀敌数量来记功）的政策。《大秦赋》第十五集中有一个情节，率军攻占城池并“斩首三万”的秦国将军麃（biāo）公，受到了吕不韦削去爵位的惩罚。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大体是符合历史的。据学者研究，从《史记》的相关记载看，吕不韦当政后，秦国的对外战争，就很少有斩首多少万的记载了，或许就与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有关。这一点，与《吕氏春秋》中关于“义兵”的论述是一致的，更强调战争的道义性质，而非杀伐。
总体而言，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设计的治国大法，更多的是在为秦国通过“打天下”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坐天下”做理论准备。所以，《吕氏春秋》所阐述的治国大法，更多的具有儒家崇德尚贤、礼乐教化的色彩。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没有采纳《吕氏春秋》中的治国主张呢？这当然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也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最为关键的：其一，秦始皇不喜欢吕不韦这个人，他们之间存在权力冲突；其二，秦始皇不喜欢《吕氏春秋》中的统治思想，他们之间存在思想冲突。
先来说权力冲突的方面。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庄襄王死后，“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在秦庄襄王即位之初就担任了秦国丞相，而此时则进一步成为“相国”，权势更大，还“号称‘仲父’”，跟历史上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享有同样的殊荣。吕不韦之所以能够这样大权独揽，与太后（赵姬）及少年即位的新君对他的依赖倚重密切相关。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赵姬和少年秦始皇是在秦昭王死后才回到秦国的，到秦始皇父亲庄襄王死时，她们母子在秦国也不过待了三四年，在秦国的朝廷和宫中都没有很深的根基。秦庄襄王死后，她们孤儿寡母能够依靠的力量，也就只有当时已经担任了几年丞相的吕不韦。吕不韦走上权力巅峰，与太后母子的这种危险处境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权势也会让人迷恋。长期独揽大权的地位，也使吕不韦成为一个非常专权的政治人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了当时人对吕不韦的一个评价：“应侯不如文信侯专”。应侯即辅佐秦昭王的大臣范雎，文信侯即吕不韦，据此可知，吕不韦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专权的。而且，吕不韦也很恋权。前面提到《吕氏春秋》中的虚君实臣的政治设计，就体现了他的这种私心。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看，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到即位第九年，也就是二十二岁时才举行冠礼，晚于《荀子·大略》所记载的“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礼时间的推迟，大概就与吕不韦迟迟不肯放权不无关系。
因此，随着秦始皇逐渐长大，他与吕不韦之间的权力冲突会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权与相权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专制君主都不喜欢权臣，就像汉献帝不喜欢曹操、万历帝不喜欢张居正、康熙帝不喜欢鳌拜，揽权、专权、恋权的吕不韦自然也不会讨秦始皇喜欢。恨屋及乌，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自然很难获得秦始皇的青睐。
再来说思想冲突的方面。前面说到，《吕氏春秋》中所阐述的治国大法，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秦始皇所信奉的显然是法家学说。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驱农归战”的法家学说引领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到秦始皇即位时，秦国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由秦国一统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秦国历经数代的法家政治传统和法家政治所取得的显著战绩，都使秦始皇对于法家学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始皇看到韩非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以说秦始皇是韩非的铁杆粉丝。
《吕氏春秋》与《韩非子》的政治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吕氏春秋》主张要以仁义道德治国，而《韩非子》则强调“明王峻其法而严其刑”（《五蠹》）；《吕氏春秋》主张尊师重教，而《韩非子》则强调“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等。即使是两书颇为类似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在《吕氏春秋》是君明臣贤的和谐景象，在《韩非子》则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主道》），强调君主对大臣的提防和督责，惟恐大权旁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后来秦始皇坚持亲自处理政治文书，每天不看完一定重量的文书就不休息，就是担心大权旁落。
此前，我们已经推送了一篇《吕氏春秋：吕不韦主编的一部“数字化”奇书》，介绍了《吕氏春秋》的书名、结构及思想内容等。那么，《吕氏春秋》之中究竟记述了怎样的治国大法？秦始皇又为什么没有采纳呢？
《吕氏春秋》中有何治国大法？
《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篇记载，有人向吕不韦请教“十二纪”的问题，吕不韦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zhuānxū）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这里的“大圜”就是指天，“大矩”（矩画方）就是指地，黄帝对颛顼的教诲就是：“上有天，下有地，你能效法天地，就可以为民父母了。”所以“法天地”实际上是“十二纪”乃至整部《吕氏春秋》思想的总纲。
落实到治国之道来说，这种“法天地”的思想就是《季春纪·圜道》所说的：“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意思就是，君主应该遵循天道，循道而行，圆转流动，号令通达，而不拘泥于具体事务；而臣子则应遵循地道，各司其职，恪尽职守。
关于具体的统治方式，商人出身的吕不韦认识到“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仲春纪·功名》），即民众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好处他就来，没有好处他就走，所以管理民众，关键是要因势利导，而不能一味采取严刑峻法、强迫命令的办法，因为“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仲春纪·功名》）。《离俗览·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就是说，要治理国家，统治天下，就要广施恩德，扶持正义，这样民众才会努力行善去恶，国家才能安定，天下也才能太平。进一步而言，就要加强对民众的礼乐教化，《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谈尊师重教、乐教的篇章。在主张德治教化方面，吕不韦吸收了很多儒家思想的成分。
孔子像
此外，吕不韦认识到，秦国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试图改变此前数十年攻战杀伐所造成的“虎狼之国”的形象，对外军事行动不能继续实行“尚首功”（即以战场上的杀敌数量来记功）的政策。《大秦赋》第十五集中有一个情节，率军攻占城池并“斩首三万”的秦国将军麃（biāo）公，受到了吕不韦削去爵位的惩罚。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大体是符合历史的。据学者研究，从《史记》的相关记载看，吕不韦当政后，秦国的对外战争，就很少有斩首多少万的记载了，或许就与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有关。这一点，与《吕氏春秋》中关于“义兵”的论述是一致的，更强调战争的道义性质，而非杀伐。
总体而言，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设计的治国大法，更多的是在为秦国通过“打天下”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坐天下”做理论准备。所以，《吕氏春秋》所阐述的治国大法，更多的具有儒家崇德尚贤、礼乐教化的色彩。
秦始皇为啥不喜欢《吕氏春秋》？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没有采纳《吕氏春秋》中的治国主张呢？这当然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也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最为关键的：其一，秦始皇不喜欢吕不韦这个人，他们之间存在权力冲突；其二，秦始皇不喜欢《吕氏春秋》中的统治思想，他们之间存在思想冲突。
秦始皇画像
先来说权力冲突的方面。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庄襄王死后，“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在秦庄襄王即位之初就担任了秦国丞相，而此时则进一步成为“相国”，权势更大，还“号称‘仲父’”，跟历史上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享有同样的殊荣。吕不韦之所以能够这样大权独揽，与太后（赵姬）及少年即位的新君对他的依赖倚重密切相关。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赵姬和少年秦始皇是在秦昭王死后才回到秦国的，到秦始皇父亲庄襄王死时，她们母子在秦国也不过待了三四年，在秦国的朝廷和宫中都没有很深的根基。秦庄襄王死后，她们孤儿寡母能够依靠的力量，也就只有当时已经担任了几年丞相的吕不韦。吕不韦走上权力巅峰，与太后母子的这种危险处境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权势也会让人迷恋。长期独揽大权的地位，也使吕不韦成为一个非常专权的政治人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了当时人对吕不韦的一个评价：“应侯不如文信侯专”。应侯即辅佐秦昭王的大臣范雎，文信侯即吕不韦，据此可知，吕不韦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专权的。而且，吕不韦也很恋权。前面提到《吕氏春秋》中的虚君实臣的政治设计，就体现了他的这种私心。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看，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到即位第九年，也就是二十二岁时才举行冠礼，晚于《荀子·大略》所记载的“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礼时间的推迟，大概就与吕不韦迟迟不肯放权不无关系。
因此，随着秦始皇逐渐长大，他与吕不韦之间的权力冲突会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权与相权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专制君主都不喜欢权臣，就像汉献帝不喜欢曹操、万历帝不喜欢张居正、康熙帝不喜欢鳌拜，揽权、专权、恋权的吕不韦自然也不会讨秦始皇喜欢。恨屋及乌，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自然很难获得秦始皇的青睐。
再来说思想冲突的方面。前面说到，《吕氏春秋》中所阐述的治国大法，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而秦始皇所信奉的显然是法家学说。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驱农归战”的法家学说引领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到秦始皇即位时，秦国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由秦国一统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秦国历经数代的法家政治传统和法家政治所取得的显著战绩，都使秦始皇对于法家学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始皇看到韩非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以说秦始皇是韩非的铁杆粉丝。
《吕氏春秋》与《韩非子》的政治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吕氏春秋》主张要以仁义道德治国，而《韩非子》则强调“明王峻其法而严其刑”（《五蠹》）；《吕氏春秋》主张尊师重教，而《韩非子》则强调“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等。即使是两书颇为类似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在《吕氏春秋》是君明臣贤的和谐景象，在《韩非子》则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主道》），强调君主对大臣的提防和督责，惟恐大权旁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后来秦始皇坚持亲自处理政治文书，每天不看完一定重量的文书就不休息，就是担心大权旁落。
因此，权欲强烈、信奉严刑峻法的秦始皇自然不喜欢《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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