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超教授的《人间小虫:虱子、蚊子与萤火虫》(中华书局,2023年8月)是他继《古人的生活世界》(中华书局)之后出版的一部新著,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之前有许多话题未能充分展开,因此继续对几个专题进行扩展研究,“从微观视角对古代审美文化史进行专精的考察”。于是有了这本别开生面的兼具知识性、文艺性和社会性思考的《人间小虫》。
《蚊子歌》附图
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人如何变为那些不齿于人类的虫子的?在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对卡夫卡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的路径:在卡夫卡的自传看到他把童年经验中的父权恐惧引申到强大的、不可撼动的权力机构,正是“这个权力机构可以把人变成害虫”(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49页)。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很多人原来还好,上去了就变成了害虫。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人变为虫子的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在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一只甲虫,不是无缘无故的。格雷高尔讨厌他的工作和上司,讨厌沉重的内卷压力,但是为了父母和家庭却不敢辞职、无法躺平。结果他没有变成白痴,而是变成了甲虫。但是他仍然有人类的意识,仍然关心他的父亲、妹妹和家里的各种事情,同时还要忍受家里人对他厌恶和唾弃,最后带着忧虑、内疚和被抛弃的悲伤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当理性的人被异化为甲虫,这只外形的甲虫比正常人更能体验和揭穿人的社会的冷漠、个体的孤独与对人类未来的无比绝望。他的心声是:“不,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哪个方向都行。我别无他求,哪怕这出路只是假想出来自我安慰,我的要求极低,所以不会再有更大的失望。向前,向前!只要不是只抬着胳膊贴在一块木箱板上一动不动。”这真让人感到心碎,这只甲虫说出人的心声,就像一面朝向人类的镜子。
另外还想起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 The Bedbug,1928)与《变形记》有相似的隐喻性。青年工人普利绥坡金在婚礼上因事故而被封存在冰层中,一起被封存的还有一只臭虫。五十年后醒来发现自已成了一个陌生人,而人间的一切都是新的:投票交由机器完成,讨论在高音喇叭上进行,真实的果子在人造树木上结出,新世界消灭了所有细菌。只有他这个来自旧世界的小市民身上携带了资产阶级的细菌,那时的男人爱喝啤酒,女孩喜欢跳舞和谈情说爱。他和臭虫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但是臭虫的思想已经腐蚀了外面的新世界。老马的创作意图有点复杂,似乎在那只臭虫的身上隐喻着人类天性中的欲望是无法被清除的。当《臭虫》被移植到中国演出,海报上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和研究 / 这只来自我们体内的‘臭虫’。”
说了虫子那么多坏话,应该说也有例外。例如摇滚乐中的甲壳虫乐队,还有我们汉代的鸟虫篆印,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