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口“深井”的执着
评论内容：
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在我案头放置几个月，读的断断续续，每天掩卷思考。这本书与其说是他为多位专家补写的外传，毋宁视作中华书局的“翠微校史”——2021年末，恰逢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徐俊先生荣退，这本书是他献给“局庆”的礼物，同时也是对前辈往事、书人旧事的梳理和记录。
写书，也是写人；校书，也是做人。全书收录徐俊先生37篇文章，没有统一格式，分布不同时期，看似毫无规章，实际上内蕴着一条“草蛇灰线”，那就是关涉国史、学人、编辑的精神图谱，隔空抛给读者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学问时，该谈些什么？”有几处细节令我记忆犹新。“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在特殊时期承压点校，饱尝内心苦痛，即便这样，他也不允许出现标点错误，直到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宋云彬旧藏书画展暨捐拍仪式上，徐俊致辞时说道：“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承续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徐俊的成长得益于“百年老店”中华书局的精神传统，如今他又把这个传统交付给我们，阅读与领悟的过程，本身也是向前辈们致意和学习，为文脉传承注入新的力量。
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信息化时代，“冷板凳”意味着耐得住孤独、经得住考验、扛得住压力。把“冷板凳”坐热，须练得看家本领。好在，我们有榜样可寻可仿。一次署名事件里的学人风范。当年，王仲闻先生以“临时工”身份参与《全宋词》修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重印七次六万册的《全宋词》却没有他的名字。直到1999年《全宋词》简体本出版，才修订补上，载入史册的不仅是姓名，更多的是他的情怀。一个编校的温暖故事。何兹全先生是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95岁那年参加“二十四史“专家论证会时说道，“对中华的修订工作，我很高兴、很赞成，愿意做一个小卒，摇旗呐喊。”而傅璇琮先生身处艰难环境，做出超出同辈的学术贡献，他却在自选集序言中袒露心声：“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实事，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的‘信知’。”他是自勉，也是出于一份情怀。
昔日学人的风范，吉光片羽也闪烁着人格光辉，蔡美彪负责主编范文澜《中国通史》，自己的著作一直未能再版，他却强调，“只要还能写，就不去编。”后来他的著作出版，他说道，“我出这两本书，都是几十年前写的，对我来说是‘清仓甩卖’，对中华书局来说是‘废品回收’。”一位幽默、谦逊、可爱的老先生呼之欲出，令我心生敬仰。
编辑与作者的交往佳话，总是令人津津乐道。因出版《管锥编》《谈艺录》，周振甫与钱锺书交往甚密，徐俊整理出的“审稿意见”从中可见一斑。周振甫请他酌情修改：“‘请益’、‘大鸣’、‘实归’是否有些夸饰，可否酌改？”钱锺书在行侧批注：“如蒲牢之鲸坚，禅人所谓‘震耳作三日聋’者，不可改也。”有源有据，不亢不卑，令人为之动容。这段经历也被写进《管锥编》序言中：“命笔之时，数请益处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小叩”与“大鸣”，犹如心灵弦乐，悦耳动人，而“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的学术风范，也会走向不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学者刘再复为什么会说，面对钱锺书这一大海，做学问苦海无边，意为抵达钱锺书先生的彼岸难以企及。
每篇文章都是一个人的断代史，当轮到写自己时，徐俊先生内敛而低调。他以《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为题，分享亲历、亲见、亲闻编往故事。从1979年考入大学到进入书局工作，四十年的光阴，留下太多难忘的瞬间。从一个不会捆书的职场“小白”到千锤百炼的扛大旗者，徐俊深得老编辑们的教诲和示范，“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这种影响“润物细无声”，他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功夫到家了，就会水到渠成。当然，数十年如一日去打一口“深井”，需要精益求精。正如周勋初先生的观点，“研究哪一个学科，真正要弄到最高端，一定要靠精品，太烂的东西还是少沾，沾手以后，把自己的品牌搞坏掉了。含金量的东西还是重要的。”专精绝学、求精臻善、学有所守、宁恨毋悔，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鉴照，何尝不是为现代人求知尚学留下的一剂“清凉贴”呢？
打一口“深井”的执着，诚实、善思、坚毅，一个也不能少。我出生和成长在高校家属大院，后来成为青年作家和文化界别的政协委员，多年以来的孜孜求索告诉我，文化事业是“慢活儿”，笨拙地写比较快，勤恳地钻才有收获，坚持地做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徐俊的“翠微校史”使我更加坚定脚下的道路，认识到赓续文脉需要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去，不忘来时路，走好眼前路。书的封面照片为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定格学林往事的精神光影，在我的心灵投射下一束光芒，永远引领笃毅前行。
作者：钟 倩
山东省济南市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孙芸辉
校对：焦 晴
审核：史慧玲
转自：《中国政协》2024年第23期
专精绝学、求精臻善、学有所守、宁恨毋悔，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鉴照，何尝不是为现代人求知尚学留下的一剂“清凉贴”呢？
每个人都离不开“经史子集”的滋润和熏陶。认识历史是做学问的基础，重新发现历史则是文脉的赓续与传承。在我眼中，那些一头扎进浩繁史籍的大家，他们都是文化事业的“提灯人”，工作枯燥而严谨，编校刻苦而执着，押注生命、费心耗神去批注、删改、修订，有些时候连名字都没留下。但是，他们的史德与高标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看到做学问的态度和立场，以及打一口“深井”的毕生劳作。
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在我案头放置几个月，读的断断续续，每天掩卷思考。这本书与其说是他为多位专家补写的外传，毋宁视作中华书局的“翠微校史”——2021年末，恰逢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徐俊先生荣退，这本书是他献给“局庆”的礼物，同时也是对前辈往事、书人旧事的梳理和记录。
写书，也是写人；校书，也是做人。全书收录徐俊先生37篇文章，没有统一格式，分布不同时期，看似毫无规章，实际上内蕴着一条“草蛇灰线”，那就是关涉国史、学人、编辑的精神图谱，隔空抛给读者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学问时，该谈些什么？”有几处细节令我记忆犹新。“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在特殊时期承压点校，饱尝内心苦痛，即便这样，他也不允许出现标点错误，直到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宋云彬旧藏书画展暨捐拍仪式上，徐俊致辞时说道：“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承续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徐俊的成长得益于“百年老店”中华书局的精神传统，如今他又把这个传统交付给我们，阅读与领悟的过程，本身也是向前辈们致意和学习，为文脉传承注入新的力量。
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信息化时代，“冷板凳”意味着耐得住孤独、经得住考验、扛得住压力。把“冷板凳”坐热，须练得看家本领。好在，我们有榜样可寻可仿。一次署名事件里的学人风范。当年，王仲闻先生以“临时工”身份参与《全宋词》修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重印七次六万册的《全宋词》却没有他的名字。直到1999年《全宋词》简体本出版，才修订补上，载入史册的不仅是姓名，更多的是他的情怀。一个编校的温暖故事。何兹全先生是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95岁那年参加“二十四史“专家论证会时说道，“对中华的修订工作，我很高兴、很赞成，愿意做一个小卒，摇旗呐喊。”而傅璇琮先生身处艰难环境，做出超出同辈的学术贡献，他却在自选集序言中袒露心声：“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实事，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的‘信知’。”他是自勉，也是出于一份情怀。
昔日学人的风范，吉光片羽也闪烁着人格光辉，蔡美彪负责主编范文澜《中国通史》，自己的著作一直未能再版，他却强调，“只要还能写，就不去编。”后来他的著作出版，他说道，“我出这两本书，都是几十年前写的，对我来说是‘清仓甩卖’，对中华书局来说是‘废品回收’。”一位幽默、谦逊、可爱的老先生呼之欲出，令我心生敬仰。
编辑与作者的交往佳话，总是令人津津乐道。因出版《管锥编》《谈艺录》，周振甫与钱锺书交往甚密，徐俊整理出的“审稿意见”从中可见一斑。周振甫请他酌情修改：“‘请益’、‘大鸣’、‘实归’是否有些夸饰，可否酌改？”钱锺书在行侧批注：“如蒲牢之鲸坚，禅人所谓‘震耳作三日聋’者，不可改也。”有源有据，不亢不卑，令人为之动容。这段经历也被写进《管锥编》序言中：“命笔之时，数请益处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小叩”与“大鸣”，犹如心灵弦乐，悦耳动人，而“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的学术风范，也会走向不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学者刘再复为什么会说，面对钱锺书这一大海，做学问苦海无边，意为抵达钱锺书先生的彼岸难以企及。
每篇文章都是一个人的断代史，当轮到写自己时，徐俊先生内敛而低调。他以《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为题，分享亲历、亲见、亲闻编往故事。从1979年考入大学到进入书局工作，四十年的光阴，留下太多难忘的瞬间。从一个不会捆书的职场“小白”到千锤百炼的扛大旗者，徐俊深得老编辑们的教诲和示范，“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这种影响“润物细无声”，他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功夫到家了，就会水到渠成。当然，数十年如一日去打一口“深井”，需要精益求精。正如周勋初先生的观点，“研究哪一个学科，真正要弄到最高端，一定要靠精品，太烂的东西还是少沾，沾手以后，把自己的品牌搞坏掉了。含金量的东西还是重要的。”专精绝学、求精臻善、学有所守、宁恨毋悔，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鉴照，何尝不是为现代人求知尚学留下的一剂“清凉贴”呢？
打一口“深井”的执着，诚实、善思、坚毅，一个也不能少。我出生和成长在高校家属大院，后来成为青年作家和文化界别的政协委员，多年以来的孜孜求索告诉我，文化事业是“慢活儿”，笨拙地写比较快，勤恳地钻才有收获，坚持地做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徐俊的“翠微校史”使我更加坚定脚下的道路，认识到赓续文脉需要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去，不忘来时路，走好眼前路。书的封面照片为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定格学林往事的精神光影，在我的心灵投射下一束光芒，永远引领笃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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