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推荐《史记》十大名篇之《太史公自序》
评论内容：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太史公自序》的“释名”“集评”和“评论”。“评论”部分较长，做了节选。
【释名】
本篇是全书的总论，作为《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最后一篇，与《报任安书》一起成为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和《史记》价值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全篇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司马迁追考了自己的家世。先是追叙远祖至颛顼时代“司天”的重与“司地”的黎；继而写了唐、虞之际重黎氏的后代继续掌管这两方面的事务，并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写了司马氏在周朝“世典周史”，以及在惠、襄之间因王室内乱而分散到三晋、卫、中山、秦的情形；还写了司马氏在汉代的情形，特别提及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重新执掌天文地理，接续了祖先事业。
第二部分，介绍了司马谈的生平、学术。通过全文引录《论六家要旨》，彰显了司马谈对各家学说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部分，司马迁记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接受父亲遗嘱时的恳切情景。
第四部分，记述了自己之所以要著《史记》的渊源，以及受刑后自己之所以能忍辱继著的动力来源。
第五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叙录，司马迁一一交代了各篇的创作本意。
“三全本”《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原文、注释、译文展示
【集评】
颜师古曰：“《自序》一卷总历自道作书本意，篇别皆有引辞，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书，为此事作某世家，为此事作某列传。子长此意，盖欲比拟《尚书序》耳，即孔安国所云‘《书序》， 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扬子云著《法言》，其本传亦传《法言》之目篇， 篇皆引辞，云‘撰某篇’，亦其义也。及班孟坚为《汉书》，亦放其意。” （《匡谬正俗》）
吕思勉曰：“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史记》之《自序》、《汉书》之《叙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列，可谓兼此二义。” （《史通评·内篇序传》）
牛运震曰：“《太史公自序》者，盖太史公自序所以作《史记》之本旨也。凡后人作序，皆撰而冠诸书之简端；《太史公自序》则附于一部《史记》之后，盖此篇所载，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俱在焉，如自作列传者， 故不得不列于六十九传之后。而又概括作书之本旨，分标诸篇小序，凡一切纲领体制，莫不于是灿然明白，此太史公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开端《五帝纪赞》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正欲人于此篇留意耳。须读此篇深沉有得，然后可读纪、传 、世家；读纪、传、世家而不得其解，仍于此篇求之，正如《周易》之有《系辞》，《毛诗》之有《小序》，皆关一书之体要，不可轻易看过。《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指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大文字。”（《史记评注》）
李景星曰：“盖《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之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以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史记评议》）
【评论】
本篇追叙了司马迁始自颛顼以来的遥远家世，其中有一部分是无需推究的传说，但也有一部分是与司马迁有重要关系的资料。司马氏的祖先在周朝的程伯休甫之前，一直是“世序天地”；直到程伯休甫，开始时还是继承祖业，以“序天地”“典周史”为业。到周宣王时代，程伯休甫免去了“序天地”“典周史”的职务，而改为掌管军队、掌管武事。程伯休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名人，周宣王六年（前822）程伯休甫被宣王任命为主管邦国九法的大司马，征讨东方淮夷之乱，在平定叛乱恢复统一的征战中建立事功，成为辅佐宣王中兴的一代名臣。从此，程伯休甫“大司马”的官号便开始成为司马氏家族的姓氏。后来司马氏出过司马错、司马靳这些军事家；也出过司马昌、司马无泽这些主管国家工商业的经济人才，这对于司马迁的知识构成是非常重要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军事家的传记，写了许多战略、战术问题，写得是那样真切；他还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这样的经济学篇章，钱锺书称赞《货殖列传》为“新史学的手辟鸿濛者”（《管锥编》），这一切都应该说与他的祖先、家学对他的影响有关。
本篇全文引录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杰作，对先秦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学派的思想宗旨一一进行了分析评述。司马谈的学术立场基本上是属于道家，但他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是极其准确的。他十分精确地指出了儒家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在巩固既得利益秩序、维护封建统治上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司马谈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本质的同时，也指出了儒家在进行具体操作上所表现出来严重弊病，这就是“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正是由于儒家的这种弊病，使得它在春秋末期，在战国以及楚汉时期， 曾一度被中央与地方各级统治者所摒弃。司马谈对儒家的这种评价，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对于先秦儒家的某些治世方略，以及对儒家人物的积极奋斗精神都有很好的评价与描写，但他对儒家那些虚伪、迂腐、繁琐的行为与说教的厌烦，也是时常流露于《史记》的叙事与描写之中。如在《孔子世家》中，当齐景公欲任孔子以要职时，齐国宰相晏婴阻拦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是司马迁《史记》中的理想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晏婴为司马迁的代言人，晏婴的这段话基本上可代表司马迁的真实思想。
电视剧《东周列国》之春秋篇中的“晏子使楚”
本篇中的“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等数句，是司马迁自述其生平经历的重要段落，但后人解读时却存有诸多分歧。
关于其中“耕牧河山之阳”一句，我们认为是应该包括下一句“年十岁则诵古文”，直到年二十岁的“南游江淮”以前。有人认为“年十岁则诵古文”就已经是离家到了京城，所以才能遇到治古文的前辈名人。照这样说司马迁的“耕牧”就完全成了八九岁以前的童稚之所为了。“童稚”何得庄严地称作“耕牧”？至于孩童时期的读书认字，也不必想得那么严重，非得投入于耆老鸿硕的专家之门。
关于司马迁何时“仕为郎中”，王国维以为应在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三十岁。张大可以为应在元狩五年（前118），司马迁年二十八岁。至于司马迁是通过什么门路仕为郎中的，王国维说“其何自为郎， 亦不可考”。司马迁自己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有人据此以为就是“承其父荫”。但从现有文献得知，在当时可以荫其子、弟为郎者，必须是爵秩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司马谈为太史令，远远不够那个级别。有人说司马谈管的是“天文星历”，汉武帝当时正醉心于祈求长生，造仪封禅，司马谈的职务与擅长正好为汉武帝所用，因而得蒙格外施恩。这种推测有无道理先不说，只要看过《封禅书》就可以知道，司马迁对于怂恿汉武帝从事这一行当的肖小，是深恶痛绝的，他们父子岂能也走这条路？当时也有人通过上书金马门，获得召见进言或进献文章等等，这些就与司马迁自己所言不搭界了。我们只好跟着王国维也说“不可考”，不再肆意推测了。
关于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以何种身份、为何事而长途往返的问题也存有歧解。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西征”“南略”四个字究竟该怎样讲。有人认为是指讨伐叛乱、扩展地盘。汉武帝时的郎官，以“郎中将”或“中郎将”的身份奉朝命出国、或奉命到国内某地区执行某种专项任务的事情的确有，他们都不像司马迁这样是“西征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区域范围很广，而具体任务又并不明确、并不专一。而细读《西南夷列传》，也找不到司马迁去西南夷究竟负责了什么任务，会见了什么官员，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
司马迁这次出行要去的地方是“巴、蜀以南”， 直至“邛、笮、昆明”，实际上几乎是包括了《西南夷列传》所说的西夷与南夷的全部。范围如此宽广，又没有具体要解决、要处理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专门问题，因而只能理解为这是汉武帝派司马迁到西南夷地区去帮他客观、全面地了解那里的总体情况。他们可以接触西南夷地区各方面的官员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各色人等，但最后也仍是只听不说。所以他们回朝后也是只向汉武帝汇报，而无权向他人、向社会随便泄露。而司马迁的身份在出差前是郎中，回来后仍是郎中，不久变成了太史令，在爵秩级别上也正好相应。
司马谈临终之时，叮嘱司马迁继承未竟之业，撰写史书。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我虽然不能干，但我一定要把您已经收集整理的资料，写成著作，绝不敢有所缺失。（图源：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
本篇描写了司马迁接受其父临终遗嘱的情景。司马谈言语恳切，句句动人，这是构成日后司马迁忍辱发愤、百折不挠地写《史记》的动力之一。本篇还写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以及司马迁本人对自己写《史记》的高度评价。“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他充满信心，毫不客气地要做孔子第二，周公第三。孔子写过《春秋》，司马迁也要写一部“《春秋》第二”的《史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以评述孔子《春秋》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何曾贬过天子，司马迁是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在《史记》中批判现实，批判统治者找依据而已。他又说《春秋》有多么重要，为君为臣，为父为子都不能不读，否则一定要犯大错，遭大难，将其称作“礼义大宗”。强调《春秋》的重要，无异于强调《史记》的重要，在这里，司马迁明确地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可以说向世人宣布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宗旨，也就是要借记录史事表明对世事的看法，“成一家之言”，就像《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记”一样，目的是阐明“王道之大者”。本来说到这里，写作《史记》的动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司马迁又加上壶遂与自己的一问一答，似乎全部否定了自己前面刚说的话，这是因为在武帝时期，已经不是诸子时可以人人畅所欲言的时代了。司马迁是想批判，是想褒贬，但绝对话语权却不掌握在他手里，而在最高统治者手里，拿“圣明”武帝朝与春秋乱世相比，罪莫大焉。所以司马迁痛快地抒发了豪情之后，也不得不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表明自己的写作旨趣，不是孔子的“褒贬”而是意在“歌颂”，对于这段记叙，我们认为其中像“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司马迁的真实想法，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掩饰自己太过直露的对于《史记》以“批判”为主的创作主旨的表白。
电视剧《司马迁》中，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而触怒汉武帝。
本篇和《报任安书》一样，叙述了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忍辱著书的过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述了李陵之祸，并说自己处以宫刑以后在当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鄙视和辱骂，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折磨，“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没有因此意志消沉，放弃人生目标，而是奋力跳出了人生苦境，提出了他的影响深远的生死观，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为司马迁立志忍辱著书、创作一部当代《春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司马迁在本篇和《报任安书》中，均提到一批传世名作如《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膑兵法》《吕氏春秋》等，其作者均曾遭遇人生苦难，且均能战胜挫折而发愤著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强调了作者对人生苦难有无切实体悟，是他能否创作出传世名作的重要前提；说明了传世名作的深刻性往往源自其作者对人生苦难的正视与超越。
司马迁在本篇还介绍了《史记》的规模、体例，以及每篇写作的主旨。李景星说：“盖《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篇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之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史记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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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前已为您推送《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的“释名”“集评”和“评论”，这三篇的创作本意，在《太史公自序》中，各有交代：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这三篇的主人公，都是司马迁很喜欢、下笔时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因而各篇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被梁启超列为研究文章技术的必读名篇。那么，在其余各篇中，司马迁是怎样做到将个人情感与史家识见、文学才能完美协调的呢？我们接下来会陆续为您展现。
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有《读〈史记〉法之一》《读〈史记〉法之二》两篇，其中说到，若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
《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划出了他心目中读《史记》首先可读的十篇经典。
这十篇中，《太史公自序》尤其重要。梁启超认为，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那就是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先入门，再精研；先明大概，再求细节。读《史记》，必不可绕开《太史公自序》，必自《太史公自序》始。
今年是司马迁诞辰2170年，我们的公号会展现更多司马迁与《史记》的相关内容，除了十大名篇之外，还会对“三全本”《史记》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介绍。您对于《史记》有哪些感兴趣的话题，欢迎跟我们交流。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太史公自序》的“释名”“集评”和“评论”。“评论”部分较长，做了节选。
太史公自序
【释名】
本篇是全书的总论，作为《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最后一篇，与《报任安书》一起成为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和《史记》价值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全篇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司马迁追考了自己的家世。先是追叙远祖至颛顼时代“司天”的重与“司地”的黎；继而写了唐、虞之际重黎氏的后代继续掌管这两方面的事务，并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写了司马氏在周朝“世典周史”，以及在惠、襄之间因王室内乱而分散到三晋、卫、中山、秦的情形；还写了司马氏在汉代的情形，特别提及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重新执掌天文地理，接续了祖先事业。
第二部分，介绍了司马谈的生平、学术。通过全文引录《论六家要旨》，彰显了司马谈对各家学说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部分，司马迁记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接受父亲遗嘱时的恳切情景。
第四部分，记述了自己之所以要著《史记》的渊源，以及受刑后自己之所以能忍辱继著的动力来源。
第五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叙录，司马迁一一交代了各篇的创作本意。
“三全本”《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原文、注释、译文展示
【集评】
颜师古曰：“《自序》一卷总历自道作书本意，篇别皆有引辞，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书，为此事作某世家，为此事作某列传。子长此意，盖欲比拟《尚书序》耳，即孔安国所云‘《书序》， 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扬子云著《法言》，其本传亦传《法言》之目篇， 篇皆引辞，云‘撰某篇’，亦其义也。及班孟坚为《汉书》，亦放其意。” （《匡谬正俗》）
吕思勉曰：“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史记》之《自序》、《汉书》之《叙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列，可谓兼此二义。” （《史通评·内篇序传》）
牛运震曰：“《太史公自序》者，盖太史公自序所以作《史记》之本旨也。凡后人作序，皆撰而冠诸书之简端；《太史公自序》则附于一部《史记》之后，盖此篇所载，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俱在焉，如自作列传者， 故不得不列于六十九传之后。而又概括作书之本旨，分标诸篇小序，凡一切纲领体制，莫不于是灿然明白，此太史公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开端《五帝纪赞》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正欲人于此篇留意耳。须读此篇深沉有得，然后可读纪、传 、世家；读纪、传、世家而不得其解，仍于此篇求之，正如《周易》之有《系辞》，《毛诗》之有《小序》，皆关一书之体要，不可轻易看过。《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指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大文字。”（《史记评注》）
李景星曰：“盖《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之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以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史记评议》）
【评论】
本篇追叙了司马迁始自颛顼以来的遥远家世，其中有一部分是无需推究的传说，但也有一部分是与司马迁有重要关系的资料。司马氏的祖先在周朝的程伯休甫之前，一直是“世序天地”；直到程伯休甫，开始时还是继承祖业，以“序天地”“典周史”为业。到周宣王时代，程伯休甫免去了“序天地”“典周史”的职务，而改为掌管军队、掌管武事。程伯休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名人，周宣王六年（前822）程伯休甫被宣王任命为主管邦国九法的大司马，征讨东方淮夷之乱，在平定叛乱恢复统一的征战中建立事功，成为辅佐宣王中兴的一代名臣。从此，程伯休甫“大司马”的官号便开始成为司马氏家族的姓氏。后来司马氏出过司马错、司马靳这些军事家；也出过司马昌、司马无泽这些主管国家工商业的经济人才，这对于司马迁的知识构成是非常重要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军事家的传记，写了许多战略、战术问题，写得是那样真切；他还写了《平准书》《货殖列传》这样的经济学篇章，钱锺书称赞《货殖列传》为“新史学的手辟鸿濛者”（《管锥编》），这一切都应该说与他的祖先、家学对他的影响有关。
本篇全文引录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杰作，对先秦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学派的思想宗旨一一进行了分析评述。司马谈的学术立场基本上是属于道家，但他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是极其准确的。他十分精确地指出了儒家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在巩固既得利益秩序、维护封建统治上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司马谈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本质的同时，也指出了儒家在进行具体操作上所表现出来严重弊病，这就是“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正是由于儒家的这种弊病，使得它在春秋末期，在战国以及楚汉时期， 曾一度被中央与地方各级统治者所摒弃。司马谈对儒家的这种评价，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对于先秦儒家的某些治世方略，以及对儒家人物的积极奋斗精神都有很好的评价与描写，但他对儒家那些虚伪、迂腐、繁琐的行为与说教的厌烦，也是时常流露于《史记》的叙事与描写之中。如在《孔子世家》中，当齐景公欲任孔子以要职时，齐国宰相晏婴阻拦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是司马迁《史记》中的理想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晏婴为司马迁的代言人，晏婴的这段话基本上可代表司马迁的真实思想。
电视剧《东周列国》之春秋篇中的“晏子使楚”
本篇中的“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等数句，是司马迁自述其生平经历的重要段落，但后人解读时却存有诸多分歧。
关于其中“耕牧河山之阳”一句，我们认为是应该包括下一句“年十岁则诵古文”，直到年二十岁的“南游江淮”以前。有人认为“年十岁则诵古文”就已经是离家到了京城，所以才能遇到治古文的前辈名人。照这样说司马迁的“耕牧”就完全成了八九岁以前的童稚之所为了。“童稚”何得庄严地称作“耕牧”？至于孩童时期的读书认字，也不必想得那么严重，非得投入于耆老鸿硕的专家之门。
关于司马迁何时“仕为郎中”，王国维以为应在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三十岁。张大可以为应在元狩五年（前118），司马迁年二十八岁。至于司马迁是通过什么门路仕为郎中的，王国维说“其何自为郎， 亦不可考”。司马迁自己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有人据此以为就是“承其父荫”。但从现有文献得知，在当时可以荫其子、弟为郎者，必须是爵秩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司马谈为太史令，远远不够那个级别。有人说司马谈管的是“天文星历”，汉武帝当时正醉心于祈求长生，造仪封禅，司马谈的职务与擅长正好为汉武帝所用，因而得蒙格外施恩。这种推测有无道理先不说，只要看过《封禅书》就可以知道，司马迁对于怂恿汉武帝从事这一行当的肖小，是深恶痛绝的，他们父子岂能也走这条路？当时也有人通过上书金马门，获得召见进言或进献文章等等，这些就与司马迁自己所言不搭界了。我们只好跟着王国维也说“不可考”，不再肆意推测了。
关于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以何种身份、为何事而长途往返的问题也存有歧解。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西征”“南略”四个字究竟该怎样讲。有人认为是指讨伐叛乱、扩展地盘。汉武帝时的郎官，以“郎中将”或“中郎将”的身份奉朝命出国、或奉命到国内某地区执行某种专项任务的事情的确有，他们都不像司马迁这样是“西征巴、蜀以南， 南略邛、笮、昆明”，区域范围很广，而具体任务又并不明确、并不专一。而细读《西南夷列传》，也找不到司马迁去西南夷究竟负责了什么任务，会见了什么官员，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
司马迁这次出行要去的地方是“巴、蜀以南”， 直至“邛、笮、昆明”，实际上几乎是包括了《西南夷列传》所说的西夷与南夷的全部。范围如此宽广，又没有具体要解决、要处理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专门问题，因而只能理解为这是汉武帝派司马迁到西南夷地区去帮他客观、全面地了解那里的总体情况。他们可以接触西南夷地区各方面的官员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各色人等，但最后也仍是只听不说。所以他们回朝后也是只向汉武帝汇报，而无权向他人、向社会随便泄露。而司马迁的身份在出差前是郎中，回来后仍是郎中，不久变成了太史令，在爵秩级别上也正好相应。
司马谈临终之时，叮嘱司马迁继承未竟之业，撰写史书。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我虽然不能干，但我一定要把您已经收集整理的资料，写成著作，绝不敢有所缺失。（图源：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
本篇描写了司马迁接受其父临终遗嘱的情景。司马谈言语恳切，句句动人，这是构成日后司马迁忍辱发愤、百折不挠地写《史记》的动力之一。本篇还写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以及司马迁本人对自己写《史记》的高度评价。“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他充满信心，毫不客气地要做孔子第二，周公第三。孔子写过《春秋》，司马迁也要写一部“《春秋》第二”的《史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以评述孔子《春秋》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何曾贬过天子，司马迁是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在《史记》中批判现实，批判统治者找依据而已。他又说《春秋》有多么重要，为君为臣，为父为子都不能不读，否则一定要犯大错，遭大难，将其称作“礼义大宗”。强调《春秋》的重要，无异于强调《史记》的重要，在这里，司马迁明确地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可以说向世人宣布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宗旨，也就是要借记录史事表明对世事的看法，“成一家之言”，就像《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记”一样，目的是阐明“王道之大者”。本来说到这里，写作《史记》的动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司马迁又加上壶遂与自己的一问一答，似乎全部否定了自己前面刚说的话，这是因为在武帝时期，已经不是诸子时可以人人畅所欲言的时代了。司马迁是想批判，是想褒贬，但绝对话语权却不掌握在他手里，而在最高统治者手里，拿“圣明”武帝朝与春秋乱世相比，罪莫大焉。所以司马迁痛快地抒发了豪情之后，也不得不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表明自己的写作旨趣，不是孔子的“褒贬”而是意在“歌颂”，对于这段记叙，我们认为其中像“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司马迁的真实想法，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掩饰自己太过直露的对于《史记》以“批判”为主的创作主旨的表白。
电视剧《司马迁》中，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而触怒汉武帝。
本篇和《报任安书》一样，叙述了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忍辱著书的过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述了李陵之祸，并说自己处以宫刑以后在当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鄙视和辱骂，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折磨，“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没有因此意志消沉，放弃人生目标，而是奋力跳出了人生苦境，提出了他的影响深远的生死观，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为司马迁立志忍辱著书、创作一部当代《春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司马迁在本篇和《报任安书》中，均提到一批传世名作如《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膑兵法》《吕氏春秋》等，其作者均曾遭遇人生苦难，且均能战胜挫折而发愤著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强调了作者对人生苦难有无切实体悟，是他能否创作出传世名作的重要前提；说明了传世名作的深刻性往往源自其作者对人生苦难的正视与超越。
司马迁在本篇还介绍了《史记》的规模、体例，以及每篇写作的主旨。李景星说：“盖《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篇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之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史记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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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前已为您推送《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的“释名”“集评”和“评论”，这三篇的创作本意，在《太史公自序》中，各有交代：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这三篇的主人公，都是司马迁很喜欢、下笔时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因而各篇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被梁启超列为研究文章技术的必读名篇。那么，在其余各篇中，司马迁是怎样做到将个人情感与史家识见、文学才能完美协调的呢？我们接下来会陆续为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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