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亲征录》：记蒙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两朝历史，补《元朝秘史》《元史》之阙
评论内容：
《圣武亲征录》成书于元世祖忽必烈时，记述了蒙元太祖成吉思汗早年事迹及统一蒙古各部，向西发动军事征讨、南下进攻金朝和太宗窝阔台汗灭金等史事，史料价值很高，因此清代以来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以及国外研究蒙元史学者都曾校注《圣武亲征录》。《圣武亲征录（新校本）》是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本，在汇校现存二十个版本的基础上，集合众家校勘和现代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价值高且便于阅读利用的版本。
《圣武亲征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述蒙元太祖成吉思汗（谥圣武皇帝）、太宗窝阔台两朝史，成书于元世祖忽必烈时，元朝太祖、太宗《实录》多取材于此。本书有些记事可补《元史》《元朝秘史》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圣武亲征录》因译笔较拙，原不甚为人所重，清修《四库全书》仅存其目于史部杂史类中。乾嘉学者钱大昕较早提出此书价值，此后受到学者普遍重视。清张穆、何秋涛、李文田、沈曾植、文廷式、丁谦等人都曾对本书进行校勘整理。民国间，王国维复广集前此诸家研究成果，以明《说郛》本为底本，详加校注，成《圣武亲征录校注》，后来居上，十九世纪俄国的帕拉基（卡法罗夫）即将其带回国内进行介绍。此外，法国有伯希和的《圣武亲征录译注》（1951年），日本则有那珂通世的注释本。
《圣武亲征录》是蒙元史研究的基本文献，清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多有校勘、注释，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本则在广校二十个版本的基础上，汇集众家校勘和现代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价值高且便于阅读利用的版本。
贾敬颜（1924—1990），河北束鹿县人。194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文史系，1956年起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生致力于北方民族史及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教学，尤重辽金元史，擅于考证名物、制度。主要著述有：《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契丹国志》校点本，译注蒙古文《汉译蒙古黄金史》等。
《圣武亲征录》（以下简称《亲征录》）是研究蒙元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并且该书因涉及与《元朝秘史》《元太祖实录》及波斯文献《史集》诸书史源问题，故历来备受关注，学术积淀深厚。据此亦能够窥探清末民初西北史地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乃至梳理出以《亲征录》为媒介的学术关系网络。
《亲征录》来历不明，关于成书年代、作者及版本流问题，后世学者猜测种种。最早关注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考证《亲征录》“至元以后人所撰”，并指出《元史·察罕传》有一条线索，谓仁宗“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此“脱必赤颜”意即蒙古文国史，《圣武开天纪》即其汉文译本。王国维认为，该书虽然以太祖谥号“圣武”冠名，实际兼采太宗事迹并且纪年周密，“疑太祖朝事出《脱卜赤颜》，与《开天记》同源，太宗朝事则别取《平金始末》等书以益之。”有学者干脆推测说，《圣武开天纪》盖即今传《亲征录》，同书异名而已。论及文献流传系统，韩儒林先生指出成吉思汗传记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元朝秘史》，一个是《亲征录》和波斯拉失德《史集》中的《成吉思汗传》，前者自成一个系统，其余二书显然出于一个祖本（参见韩儒林《关于〈蒙古史料〉四种和古行纪四种》）。亦邻真《莫那察山与金册》谈到，13世纪上半叶，蒙古汗廷修纂了今人称之为《元朝秘史》的“脱卜赤颜”。元世祖时期，尝试重新编写历史，严格按照内地封建史书的惯例，准确无误地编写年月和事件，删去具有传说色彩的部分，仿效汉人实录。《亲征录》就是忽必烈发起的史书编纂的初步成果。大约13世纪80年代，后来成为实录稿本的《亲征录》成书。
自从钱大昕开始，晚清以来以《亲征录》校勘与传抄为核心的研究成果逐渐累积、传承，是当时西北史地学及元史成就的经典个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梳理西北史地学派脉络，“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其中以徐松、张穆、何秋涛中心，兼及其他学者的学术代际传承，他们以分享与交换学术资料为主要治学特色（参见郭丽萍《道光朝西北史地学人学术交游述略》，《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这点在《亲征录》一书校注与传抄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递有增益”。韩儒林《关于〈蒙古史料〉四种和古行纪四种》曾就《亲征录》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亲征录》校注、刊刻与流传问题有过讨论，今在此基础上略作补充说明。以便读者对本书以校注为核心议题的学术史有一个大致了解。
今本《亲征录》是从陶宗仪《说郛》中抄录出来的，至少还有二十余种钞本存世，彼此间关系十分复杂（参见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新校本）》卷首“缀言”）。最初钞本，据张穆自称：“予始见于徐星伯太守处，相传为钱竹汀宫詹藏本辗转钞得者。”根据版本调查，知徐松手钞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其书眉、行格间往往见有徐氏校语，在台湾图书馆收藏有一部钱大昕潜研堂钞本，或为张穆所指钱氏藏本。张穆以徐松钞本作为底本，参校翁方纲家藏本，率先校注《亲征录》，知“其中谬误甚多，几不可句读”，或由于难度较大而无暇顾及，便希望何秋涛接手完成。何氏《亲征录自序》写到：“岁丁未（1847），张丈石州见示钞本《圣武亲征录》一帙。”根据篇末署时间，二人合校本完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张穆作序称赞说：“愿船独为其难，取而详校之，尝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余，辄以校本见示，加笺证数十条，越数旬，又如之。”然而无奈何氏财力拮据，难以募集到经费刊刻，仅仅在同辈友朋中间以各种手钞本形式流传，尤其自何氏去世后，“繇是都下士大夫颇传钞”（姚士达语），例如，同治三年（1864），庄庚熙就曾抄录过。张穆、何秋涛合校本由此成为后来各种《亲征录》校注本的“祖本”，巴拉第译本、《知服斋丛书》本、袁昶小漚巢刻本及莲池书院本均源于此。
巴拉第是俄国汉学家，曾译注过蒙元文献《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他于1840年至1878年间三次长期旅居北京，据考证，大概在1847年前后与何秋涛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并且还获得了亲笔手抄本《亲征录》（但并不是手稿本）。巴拉第遂根据这个钞本进行全文译注，1872年最先以《中国有关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为题在《东方文集》发表了俄文译本，有学者统计，共有201个注释（参见陈开科《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俄译本显然远不及伯希和、韩百诗合作的法文译注本（1951年，莱顿）考证精审，若从译介角度看待，则要早之80余年，具有对域外学界的文献传播的开创之功。
光绪十九年（1893），龙凤镳主持的《知服斋丛书》首次刊刻《亲征录》，卷首题写作者为何秋涛校正及李文田、沈曾植校注，谓三人合校本。据李文田叙述缘起，光绪十三年，他手钞《亲征录》，开始补正张穆、何秋涛罅漏者，同时“欲乞沈子培（曾植）刑曹校本刊之”，称赞“沈校精细，迥出张、何之上”，据此将诸家校注融合为一书，交由顺德同乡龙凤镳刊印。1900年5月，两湖书院教习陈毅奉张之洞命考察日本教育行政状况，顺道将这部合校本《亲征录》赠送给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那珂通世。那珂通世再根据文廷式寄赠给內藤湖南的《元朝秘史》影印本校阅，汲取諸家之所长，撰成《校正增注元亲征录》（1915年出版）。
此外，从李文田叙述中，我们还得知沈曾植亦有一部校本。据悉，2006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会上出现过一册《亲征录》钞本（绿格，11行，每行24字），钤印“沈”、“乙庵”（沈曾植别号）及“声武”。描述者称，“沈曾植朱批极满”，有沈曾植前跋，卷首抄录张穆和何秋涛的序文。综合上述种种线索判断，此件钞本即沈曾植校注本。从《亲征录》校注与刊印过程中，足可见李文田与沈曾植过从甚密。尽管至今无缘得见“沈校本”原貌，所幸王蘧常編《沈寐叟年譜》收录一篇沈曾植《亲征录》跋文，详细叙述自己致力于蒙古地理学之始末及本书概况，有谓“李仲约（文田）侍郎自粤反都，亦折节下交相诹问，顾予于此书所未瞭者，先生亦引以为憾，而无他本校之。盖先生所据亦何氏校本，与此本同出一源也。”据此可知，李文田和沈曾植都是以何秋涛校本作为工作本，在京曾就相关学术问题有过充分的讨论。很不幸，庚子年沈曾植寓居京城时该书钞本及所有藏书毁于兵燹，后来又积二十年之功重新校勘《亲征录》。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余前在海上，于嘉兴沈先生座上，见其所校《说郛》本《亲征录》，为明弘治旧钞，与何本异同甚多。先生晚岁不甚谈元史事，然于《说郛》本犹郑重手校。未几，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嘉兴沈先生即沈曾植，其手校本下落不明。我最近看到若干页网络刊布的沈氏校本（似即嘉德秋拍会拍品），卷首题名“校正元亲征录”，署名何秋涛。沈曾植或有可能采用弘治本《说郛》校勘手钞的何秋涛本。据此可知，《知服斋丛书》参考的“沈校”钞本是庚子年被焚之前经手李文田的作品，而今存的那部钞本极有可能是沈氏的晚年成果。
对沈曾植整理元朝文献有过重要影响和指导的学者，其中一位是洪钧。沈曾植校注《亲征录》跋文中有详细记述：“爽秋为洪文卿侍郎搜访元地理书，假余钞本传录，遂并眉端识语录以去。侍郎后自欧洲归，先访予研究元史诸疑误、前贤未定者，举予校语。余请曰：‘单文孤证，得无凿空讥乎？’侍郎笑曰：‘金楷理谓所考皆至确’。”金楷理充任过使馆翻译，协助洪钧翻译拉施特《史集》及多桑、贝勒津等人著述。据王国维记述，“昔吴县洪文卿侍郎译拉施特书，并为《秘史》及此《录》作注，而遗稿不传”。洪氏《亲征录》虽然亡佚不存，但从《元史译文证补》能看到大篇引文，并阐释个人学术意见。
不过，流传最广者当数小漚巢刻本《亲征录》，书中含有大量张穆校语，卷首只署名“光泽何秋涛愿船”。何氏校注本来有一篇吕贤基序文，介绍他与何秋涛交往，以及对何氏校注发表评论，写作于咸丰三年（1853），但庄庚熙批评说：“吕序无当于校正之义，殆可删也。”小漚巢刻本据此删掉。根据姚士达记述称，何秋涛以后，“续有校勘刊误者，顺德李文田仲约、嘉兴沈曾植子培、曾桐子封、萍乡文廷式云阁、花县朱珩楚白”。我们发现，小漚巢刻本校注中即见有以何秋涛、张穆为主，兼李文田、沈曾植、文廷式五家校语。1901年，日本东京文求堂铅印本及丁谦《元圣武亲征录地理考证》都是根据这个版本而来。
据文献记载，同治初年，何秋涛“穷困不自聊，客死于保定莲池书院，年三十九”。我们结合同治三年二月庄庚熙、光绪二十年姚士达两种跋文，何秋涛去世后其稿本经由儿子芳䅘转至黃彭年手中收藏。光绪四年至八年间，黃彭年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将何秋涛名作《朔方备乘》付梓。到二十三年，莲池书局刊印《校正元亲征录》，所根据者当系上述何氏手定稿。然而莲池书局刊本流传不广，其影响亦不及《知服斋丛书》本和小漚巢刻本那么大。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才是整个考据成果的集大成者。我们至今还能看到，国家图书馆现藏一部小漚巢刻本（典藏号A02232），钤“静安”、“王国维”印，天头有大量的王国维校语，大体与王氏校注本内容相合。其中有一条题记谓：“乙丑十月，用蒙文《秘史》补校一过。”乙丑即1925年，可知王国维仍是以小漚巢刻本当作校勘工作本，并且对原有徐松本与翁方纲本两种钞本有限对校并不满意，从而增加了三种参校本：分别为傅增湘钞本、陶湘钞本及汪鱼亭家钞本，“合三本互校”，全面订正文本讹误，于1926年2月脱稿。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王国维讨论《亲征录》首刊问题，指出“岁在甲午，桐卢袁重黎太常刊之于芜湖，是为此书有刊本之始”。其实此说有误。按，1926年9月14日，王国维致函神田喜一郎云：“弟所撰《亲征录校注》甚为草率，但志在介绍一《说郛》本耳，故不独不知有那珂博士校注本，即《知服斋》本亦未得见。”并解释道：“因弟所见《知服斋丛书》系初印本，尚无此种。”这是因为，王国维十分关注那珂有关蒙元史著作，当年4月曾致信神田请求代为访购《成吉思汗实录》，六月份即已获得。在此过程中，从那珂《校正增注元亲征录》中才获知《知服斋丛书》也有《亲征录》。
纵观王国维一生的学术路径，晚年治学兴趣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古文字而古史而西北民族史地”，成果卓著，除《亲征录》外，还校勘整理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及撰写多篇在辽金元史领域影响至深的学术论文。陈得芝先生分析王国维集中精力转向蒙元史研究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晚清学术潮流的延伸”；其二是“受国外元史学长足进步的刺激”。（陈得芝《重温王国维的西北民族史研究》，《清华元史》第1辑）在这段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国内学者当数沈曾植。自1916年春王国维初次拜访沈曾植之后，就经常登门拜谒，或者致函请教，并且曾在沈氏家里看到其手校的说郛本《亲征录》（弘治旧钞本），深受启发。此外，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中也不时引用沈曾植的见解。（参见乌兰《王国维的〈元朝秘史〉校勘和蒙元史研究》，《清华元史》第2辑）
张穆是西北史地学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学者，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全部汉文总译、发掘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及刊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这些宝贵的资料在这个学术群体中前后相传递，通力合作进行研究。时人有评价说：“清季学者，如李芍农（文田），洪文卿（鈞），沈乙菴（曾植）、文道希（廷式）诸先生。咸留心西北史地之学，用力甚勤。”（见洪钧《元经世大典图跋》，《同声月刊》1943年第2期）上文通过张穆、何秋涛校本《亲征录》的传抄与刊刻详细经过，诸位学者利用这种物质媒介保持沟通与交流，从中既看到交游网络和师承关系的形成，亦能体味到治学精神之相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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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武亲征录》成书于元世祖忽必烈时，记述了蒙元太祖成吉思汗早年事迹及统一蒙古各部，向西发动军事征讨、南下进攻金朝和太宗窝阔台汗灭金等史事，史料价值很高，因此清代以来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以及国外研究蒙元史学者都曾校注《圣武亲征录》。《圣武亲征录（新校本）》是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本，在汇校现存二十个版本的基础上，集合众家校勘和现代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价值高且便于阅读利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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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颜 校注 陈晓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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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圣武亲征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述蒙元太祖成吉思汗（谥圣武皇帝）、太宗窝阔台两朝史，成书于元世祖忽必烈时，元朝太祖、太宗《实录》多取材于此。本书有些记事可补《元史》《元朝秘史》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圣武亲征录》因译笔较拙，原不甚为人所重，清修《四库全书》仅存其目于史部杂史类中。乾嘉学者钱大昕较早提出此书价值，此后受到学者普遍重视。清张穆、何秋涛、李文田、沈曾植、文廷式、丁谦等人都曾对本书进行校勘整理。民国间，王国维复广集前此诸家研究成果，以明《说郛》本为底本，详加校注，成《圣武亲征录校注》，后来居上，十九世纪俄国的帕拉基（卡法罗夫）即将其带回国内进行介绍。此外，法国有伯希和的《圣武亲征录译注》（1951年），日本则有那珂通世的注释本。
《圣武亲征录》是蒙元史研究的基本文献，清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多有校勘、注释，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本则在广校二十个版本的基础上，汇集众家校勘和现代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价值高且便于阅读利用的版本。
作者简介
贾敬颜（1924—1990），河北束鹿县人。194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文史系，1956年起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生致力于北方民族史及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教学，尤重辽金元史，擅于考证名物、制度。主要著述有：《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契丹国志》校点本，译注蒙古文《汉译蒙古黄金史》等。
内页欣赏
以《圣武亲征录》为媒介的晚清民初学术关系网络
陈晓伟（复旦大学历史系）
《圣武亲征录》（以下简称《亲征录》）是研究蒙元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并且该书因涉及与《元朝秘史》《元太祖实录》及波斯文献《史集》诸书史源问题，故历来备受关注，学术积淀深厚。据此亦能够窥探清末民初西北史地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乃至梳理出以《亲征录》为媒介的学术关系网络。
《亲征录》来历不明，关于成书年代、作者及版本流问题，后世学者猜测种种。最早关注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考证《亲征录》“至元以后人所撰”，并指出《元史·察罕传》有一条线索，谓仁宗“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此“脱必赤颜”意即蒙古文国史，《圣武开天纪》即其汉文译本。王国维认为，该书虽然以太祖谥号“圣武”冠名，实际兼采太宗事迹并且纪年周密，“疑太祖朝事出《脱卜赤颜》，与《开天记》同源，太宗朝事则别取《平金始末》等书以益之。”有学者干脆推测说，《圣武开天纪》盖即今传《亲征录》，同书异名而已。论及文献流传系统，韩儒林先生指出成吉思汗传记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元朝秘史》，一个是《亲征录》和波斯拉失德《史集》中的《成吉思汗传》，前者自成一个系统，其余二书显然出于一个祖本（参见韩儒林《关于〈蒙古史料〉四种和古行纪四种》）。亦邻真《莫那察山与金册》谈到，13世纪上半叶，蒙古汗廷修纂了今人称之为《元朝秘史》的“脱卜赤颜”。元世祖时期，尝试重新编写历史，严格按照内地封建史书的惯例，准确无误地编写年月和事件，删去具有传说色彩的部分，仿效汉人实录。《亲征录》就是忽必烈发起的史书编纂的初步成果。大约13世纪80年代，后来成为实录稿本的《亲征录》成书。
元太祖像
自从钱大昕开始，晚清以来以《亲征录》校勘与传抄为核心的研究成果逐渐累积、传承，是当时西北史地学及元史成就的经典个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梳理西北史地学派脉络，“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其中以徐松、张穆、何秋涛中心，兼及其他学者的学术代际传承，他们以分享与交换学术资料为主要治学特色（参见郭丽萍《道光朝西北史地学人学术交游述略》，《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这点在《亲征录》一书校注与传抄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递有增益”。韩儒林《关于〈蒙古史料〉四种和古行纪四种》曾就《亲征录》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亲征录》校注、刊刻与流传问题有过讨论，今在此基础上略作补充说明。以便读者对本书以校注为核心议题的学术史有一个大致了解。
今本《亲征录》是从陶宗仪《说郛》中抄录出来的，至少还有二十余种钞本存世，彼此间关系十分复杂（参见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新校本）》卷首“缀言”）。最初钞本，据张穆自称：“予始见于徐星伯太守处，相传为钱竹汀宫詹藏本辗转钞得者。”根据版本调查，知徐松手钞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其书眉、行格间往往见有徐氏校语，在台湾图书馆收藏有一部钱大昕潜研堂钞本，或为张穆所指钱氏藏本。张穆以徐松钞本作为底本，参校翁方纲家藏本，率先校注《亲征录》，知“其中谬误甚多，几不可句读”，或由于难度较大而无暇顾及，便希望何秋涛接手完成。何氏《亲征录自序》写到：“岁丁未（1847），张丈石州见示钞本《圣武亲征录》一帙。”根据篇末署时间，二人合校本完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张穆作序称赞说：“愿船独为其难，取而详校之，尝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余，辄以校本见示，加笺证数十条，越数旬，又如之。”然而无奈何氏财力拮据，难以募集到经费刊刻，仅仅在同辈友朋中间以各种手钞本形式流传，尤其自何氏去世后，“繇是都下士大夫颇传钞”（姚士达语），例如，同治三年（1864），庄庚熙就曾抄录过。张穆、何秋涛合校本由此成为后来各种《亲征录》校注本的“祖本”，巴拉第译本、《知服斋丛书》本、袁昶小漚巢刻本及莲池书院本均源于此。
《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清同治三年（1864）庄庚熙抄本
巴拉第是俄国汉学家，曾译注过蒙元文献《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他于1840年至1878年间三次长期旅居北京，据考证，大概在1847年前后与何秋涛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并且还获得了亲笔手抄本《亲征录》（但并不是手稿本）。巴拉第遂根据这个钞本进行全文译注，1872年最先以《中国有关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为题在《东方文集》发表了俄文译本，有学者统计，共有201个注释（参见陈开科《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俄译本显然远不及伯希和、韩百诗合作的法文译注本（1951年，莱顿）考证精审，若从译介角度看待，则要早之80余年，具有对域外学界的文献传播的开创之功。
光绪十九年（1893），龙凤镳主持的《知服斋丛书》首次刊刻《亲征录》，卷首题写作者为何秋涛校正及李文田、沈曾植校注，谓三人合校本。据李文田叙述缘起，光绪十三年，他手钞《亲征录》，开始补正张穆、何秋涛罅漏者，同时“欲乞沈子培（曾植）刑曹校本刊之”，称赞“沈校精细，迥出张、何之上”，据此将诸家校注融合为一书，交由顺德同乡龙凤镳刊印。1900年5月，两湖书院教习陈毅奉张之洞命考察日本教育行政状况，顺道将这部合校本《亲征录》赠送给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那珂通世。那珂通世再根据文廷式寄赠给內藤湖南的《元朝秘史》影印本校阅，汲取諸家之所长，撰成《校正增注元亲征录》（1915年出版）。
此外，从李文田叙述中，我们还得知沈曾植亦有一部校本。据悉，2006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会上出现过一册《亲征录》钞本（绿格，11行，每行24字），钤印“沈”、“乙庵”（沈曾植别号）及“声武”。描述者称，“沈曾植朱批极满”，有沈曾植前跋，卷首抄录张穆和何秋涛的序文。综合上述种种线索判断，此件钞本即沈曾植校注本。从《亲征录》校注与刊印过程中，足可见李文田与沈曾植过从甚密。尽管至今无缘得见“沈校本”原貌，所幸王蘧常編《沈寐叟年譜》收录一篇沈曾植《亲征录》跋文，详细叙述自己致力于蒙古地理学之始末及本书概况，有谓“李仲约（文田）侍郎自粤反都，亦折节下交相诹问，顾予于此书所未瞭者，先生亦引以为憾，而无他本校之。盖先生所据亦何氏校本，与此本同出一源也。”据此可知，李文田和沈曾植都是以何秋涛校本作为工作本，在京曾就相关学术问题有过充分的讨论。很不幸，庚子年沈曾植寓居京城时该书钞本及所有藏书毁于兵燹，后来又积二十年之功重新校勘《亲征录》。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余前在海上，于嘉兴沈先生座上，见其所校《说郛》本《亲征录》，为明弘治旧钞，与何本异同甚多。先生晚岁不甚谈元史事，然于《说郛》本犹郑重手校。未几，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嘉兴沈先生即沈曾植，其手校本下落不明。我最近看到若干页网络刊布的沈氏校本（似即嘉德秋拍会拍品），卷首题名“校正元亲征录”，署名何秋涛。沈曾植或有可能采用弘治本《说郛》校勘手钞的何秋涛本。据此可知，《知服斋丛书》参考的“沈校”钞本是庚子年被焚之前经手李文田的作品，而今存的那部钞本极有可能是沈氏的晚年成果。
对沈曾植整理元朝文献有过重要影响和指导的学者，其中一位是洪钧。沈曾植校注《亲征录》跋文中有详细记述：“爽秋为洪文卿侍郎搜访元地理书，假余钞本传录，遂并眉端识语录以去。侍郎后自欧洲归，先访予研究元史诸疑误、前贤未定者，举予校语。余请曰：‘单文孤证，得无凿空讥乎？’侍郎笑曰：‘金楷理谓所考皆至确’。”金楷理充任过使馆翻译，协助洪钧翻译拉施特《史集》及多桑、贝勒津等人著述。据王国维记述，“昔吴县洪文卿侍郎译拉施特书，并为《秘史》及此《录》作注，而遗稿不传”。洪氏《亲征录》虽然亡佚不存，但从《元史译文证补》能看到大篇引文，并阐释个人学术意见。
不过，流传最广者当数小漚巢刻本《亲征录》，书中含有大量张穆校语，卷首只署名“光泽何秋涛愿船”。何氏校注本来有一篇吕贤基序文，介绍他与何秋涛交往，以及对何氏校注发表评论，写作于咸丰三年（1853），但庄庚熙批评说：“吕序无当于校正之义，殆可删也。”小漚巢刻本据此删掉。根据姚士达记述称，何秋涛以后，“续有校勘刊误者，顺德李文田仲约、嘉兴沈曾植子培、曾桐子封、萍乡文廷式云阁、花县朱珩楚白”。我们发现，小漚巢刻本校注中即见有以何秋涛、张穆为主，兼李文田、沈曾植、文廷式五家校语。1901年，日本东京文求堂铅印本及丁谦《元圣武亲征录地理考证》都是根据这个版本而来。
据文献记载，同治初年，何秋涛“穷困不自聊，客死于保定莲池书院，年三十九”。我们结合同治三年二月庄庚熙、光绪二十年姚士达两种跋文，何秋涛去世后其稿本经由儿子芳䅘转至黃彭年手中收藏。光绪四年至八年间，黃彭年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将何秋涛名作《朔方备乘》付梓。到二十三年，莲池书局刊印《校正元亲征录》，所根据者当系上述何氏手定稿。然而莲池书局刊本流传不广，其影响亦不及《知服斋丛书》本和小漚巢刻本那么大。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才是整个考据成果的集大成者。我们至今还能看到，国家图书馆现藏一部小漚巢刻本（典藏号A02232），钤“静安”、“王国维”印，天头有大量的王国维校语，大体与王氏校注本内容相合。其中有一条题记谓：“乙丑十月，用蒙文《秘史》补校一过。”乙丑即1925年，可知王国维仍是以小漚巢刻本当作校勘工作本，并且对原有徐松本与翁方纲本两种钞本有限对校并不满意，从而增加了三种参校本：分别为傅增湘钞本、陶湘钞本及汪鱼亭家钞本，“合三本互校”，全面订正文本讹误，于1926年2月脱稿。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王国维讨论《亲征录》首刊问题，指出“岁在甲午，桐卢袁重黎太常刊之于芜湖，是为此书有刊本之始”。其实此说有误。按，1926年9月14日，王国维致函神田喜一郎云：“弟所撰《亲征录校注》甚为草率，但志在介绍一《说郛》本耳，故不独不知有那珂博士校注本，即《知服斋》本亦未得见。”并解释道：“因弟所见《知服斋丛书》系初印本，尚无此种。”这是因为，王国维十分关注那珂有关蒙元史著作，当年4月曾致信神田请求代为访购《成吉思汗实录》，六月份即已获得。在此过程中，从那珂《校正增注元亲征录》中才获知《知服斋丛书》也有《亲征录》。
纵观王国维一生的学术路径，晚年治学兴趣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古文字而古史而西北民族史地”，成果卓著，除《亲征录》外，还校勘整理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及撰写多篇在辽金元史领域影响至深的学术论文。陈得芝先生分析王国维集中精力转向蒙元史研究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晚清学术潮流的延伸”；其二是“受国外元史学长足进步的刺激”。（陈得芝《重温王国维的西北民族史研究》，《清华元史》第1辑）在这段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国内学者当数沈曾植。自1916年春王国维初次拜访沈曾植之后，就经常登门拜谒，或者致函请教，并且曾在沈氏家里看到其手校的说郛本《亲征录》（弘治旧钞本），深受启发。此外，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中也不时引用沈曾植的见解。（参见乌兰《王国维的〈元朝秘史〉校勘和蒙元史研究》，《清华元史》第2辑）
张穆是西北史地学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学者，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全部汉文总译、发掘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及刊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这些宝贵的资料在这个学术群体中前后相传递，通力合作进行研究。时人有评价说：“清季学者，如李芍农（文田），洪文卿（鈞），沈乙菴（曾植）、文道希（廷式）诸先生。咸留心西北史地之学，用力甚勤。”（见洪钧《元经世大典图跋》，《同声月刊》1943年第2期）上文通过张穆、何秋涛校本《亲征录》的传抄与刊刻详细经过，诸位学者利用这种物质媒介保持沟通与交流，从中既看到交游网络和师承关系的形成，亦能体味到治学精神之相传承。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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