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真实王阳明的方便法门
评论内容：
《论语·子罕》记有孔子如下一句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对于这句话的阐释，历来并无多少争议，关于“无知”，以朱熹的解释为代表：“孔子谦言己无知识。”即孔子自谦，无须深求。然而到了王阳明，却读出了别的意思：“良知之外，别无知矣。”一望而知，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心学解读印记。
若说这是孔子的本意，恐怕阳明自己也不相信，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解释？无非是“借圣人立言”。利用经典和权威，完成自家学说的传播，“良知”即是王阳明安身立命处和其学说的根底。回到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便涉及对“良知”性质的根本认识。据王阳明，因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孔子说自己“无知”，即孔子只有“良知”，而那些具体的见闻知识或书本知识则不在“知”的范畴。“无知”，既是对经验知识的否定，又是对良知“不滞于见闻”的存在状态的说明。因此从根本上说，王阳明强调的是“无知”才是“知”的一种理想状态。他的再传弟子王时槐深谙祖师爷之道：“孔子之无知乃真知也。阳明先生所指良知，盖如此。”一语道破“无知”才是真知，才是良知。
其实说起王阳明的心学，不理解的人很多，对他的误读更多，而这种误读，跟阳明自己对孔子的有意误读相比，就有很大不同了，因为他们是真的不理解阳明话语的语境和其真实意涵。而吴震的《传习录百句》，则试图还原王阳明论说的语境和背景，尽力揭示蕴含其中的真实意旨。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啻是认识真实王阳明的方便法门。
就比如说“良知”吧。什么是良知？如何理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先来看良知是怎么来的——“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功在身、真正达成了“修身治平”理想的儒者，平定宸濠之乱和广西思恩、田州之乱足以让他彪炳史册，这也是他在后世备受推崇、影响遍及整个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原因。但他的一生却颇不平坦，用他自己说的“百死千难”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大的人生低谷就有三次：正德元年（1506），因上书得罪刘瑾遭受廷杖；正德三年（1508）开始，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三年；正德十五年（1520），平定宸濠之乱后反遭内宦权贵构陷。但正是这些人生挫折，使得王阳明不断思考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宇宙的根本问题，最终拈出“良知”二字，促使其思想根本转变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贬谪龙场驿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人总是要经历一些苦难不可，非如此不足以思考和成长，重要的是人在面对困苦挫折时该如何应对。作者说得好：“人生遇到困难挫折不可怕，不向困难挫折低头，在磨难中不断探索问题、提炼思想，才是应有的人生态度。”这就是从王阳明的遭际与其思想的关系生发出来的感慨。
正德十六年（1521）中秋，王阳明作了一首《中秋》诗：“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可偏偏这一天乌云蔽天，是见不到月亮的。阳明显然是借题发挥，旨在说明心中的光明月即良知，发现良知一点，便永不会被翳障所掩。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南镇观花”的故事。阳明与友人游南镇，友人指着花树问：“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阳明此语曾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而大遭挞伐，其实是未理解阳明真意。阳明以下表述也是这个意思——“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是不是“主观唯心”得可以？吴震的解释即“一切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宇宙之本体。细绎其意，其实不难发现，王阳明并没有否认万事万物本身的存在，他只是从人出发，脱离了具体的事实现象，而使之成为一种价值或意义存在。这可以与阳明的另一命题“心即理”相联系，此“理”是属于人的意义、世界之理，具有实践的、人文的意义，而不是琐屑的具体事物之理。用作者的话来说，“人是一种德性的存在，是有道德心、价值感的现实存在，因此人的存在决定并赋予现实世界以价值和意义”，因此之故，“人与万物原是一体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世界”，足以发人深省。
良知具有的是本体意义，无动无静，“浑然一体”，而王阳明指示的“致良知”的途径则是“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这才是“学问头脑”。阳明无疑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力行者，其遭际、其事功、其思考，无不印证着自己的主张。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致良知”的功夫，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加以落实。注重人伦日常、脚踏实地“致良知”，是阳明良知学的重要特质之一。从如何做，到成什么样，都梳理得明明白白：“在应事接物之际，即在日常生活中，切切实实地通过慎独工夫，使内心世界保持本来的人心天理浑然一体的理想状态。”
这必然会谈到阳明心学中与“心即理”“致良知”三足鼎立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二者无法割裂，如果只“知”不“行”，则不是真知，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关键处。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今人普遍从字面出发的理解根本上是错的。作者举了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我们看到老人摔倒，会生恻隐之心，会想到去扶，但就是没去做，这就不是知而不行，而是根本“无知”，施以援手才是“知行合一”，才是“真知”。知和行都“只是一个”。
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即心学中著名的人人皆可为圣人的意思。阳明12岁立志成为圣人，37岁龙场悟道，提出“致良知”之说，指示成圣之途。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有些悬邈，或者与时舛隔，但作者明确指出：
诚然，在当今文化日趋多元的社会，我们或许不必再提“个个人心有仲尼”，但……不断追求并努力实现以道德性命为根基的理想人格，却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道理至为简单，只要我们还相信人拥有“良知”、做事要凭“良知”，并在生活中时刻实践“良知”，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对现实的真切关怀溢于言表。对于每一个追求内心世界丰富性与自律性的现代读者来说，王阳明的内圣外王功夫与作者的谆谆之意，还是值得反复咂摸与品味的。
对于追求内心世界丰富性与自律性的读者来说，王阳明的内圣外王功夫与作者的谆谆之意，是值得咂摸与品味的。
《论语·子罕》记有孔子如下一句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对于这句话的阐释，历来并无多少争议，关于“无知”，以朱熹的解释为代表：“孔子谦言己无知识。”即孔子自谦，无须深求。然而到了王阳明，却读出了别的意思：“良知之外，别无知矣。”一望而知，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心学解读印记。
若说这是孔子的本意，恐怕阳明自己也不相信，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解释？无非是“借圣人立言”。利用经典和权威，完成自家学说的传播，“良知”即是王阳明安身立命处和其学说的根底。回到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便涉及对“良知”性质的根本认识。据王阳明，因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孔子说自己“无知”，即孔子只有“良知”，而那些具体的见闻知识或书本知识则不在“知”的范畴。“无知”，既是对经验知识的否定，又是对良知“不滞于见闻”的存在状态的说明。因此从根本上说，王阳明强调的是“无知”才是“知”的一种理想状态。他的再传弟子王时槐深谙祖师爷之道：“孔子之无知乃真知也。阳明先生所指良知，盖如此。”一语道破“无知”才是真知，才是良知。
其实说起王阳明的心学，不理解的人很多，对他的误读更多，而这种误读，跟阳明自己对孔子的有意误读相比，就有很大不同了，因为他们是真的不理解阳明话语的语境和其真实意涵。而吴震的《传习录百句》，则试图还原王阳明论说的语境和背景，尽力揭示蕴含其中的真实意旨。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啻是认识真实王阳明的方便法门。
就比如说“良知”吧。什么是良知？如何理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先来看良知是怎么来的——“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功在身、真正达成了“修身治平”理想的儒者，平定宸濠之乱和广西思恩、田州之乱足以让他彪炳史册，这也是他在后世备受推崇、影响遍及整个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原因。但他的一生却颇不平坦，用他自己说的“百死千难”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大的人生低谷就有三次：正德元年（1506），因上书得罪刘瑾遭受廷杖；正德三年（1508）开始，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三年；正德十五年（1520），平定宸濠之乱后反遭内宦权贵构陷。但正是这些人生挫折，使得王阳明不断思考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宇宙的根本问题，最终拈出“良知”二字，促使其思想根本转变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贬谪龙场驿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人总是要经历一些苦难不可，非如此不足以思考和成长，重要的是人在面对困苦挫折时该如何应对。作者说得好：“人生遇到困难挫折不可怕，不向困难挫折低头，在磨难中不断探索问题、提炼思想，才是应有的人生态度。”这就是从王阳明的遭际与其思想的关系生发出来的感慨。
正德十六年（1521）中秋，王阳明作了一首《中秋》诗：“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可偏偏这一天乌云蔽天，是见不到月亮的。阳明显然是借题发挥，旨在说明心中的光明月即良知，发现良知一点，便永不会被翳障所掩。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南镇观花”的故事。阳明与友人游南镇，友人指着花树问：“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阳明此语曾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而大遭挞伐，其实是未理解阳明真意。阳明以下表述也是这个意思——“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是不是“主观唯心”得可以？吴震的解释即“一切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宇宙之本体。细绎其意，其实不难发现，王阳明并没有否认万事万物本身的存在，他只是从人出发，脱离了具体的事实现象，而使之成为一种价值或意义存在。这可以与阳明的另一命题“心即理”相联系，此“理”是属于人的意义、世界之理，具有实践的、人文的意义，而不是琐屑的具体事物之理。用作者的话来说，“人是一种德性的存在，是有道德心、价值感的现实存在，因此人的存在决定并赋予现实世界以价值和意义”，因此之故，“人与万物原是一体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世界”，足以发人深省。
良知具有的是本体意义，无动无静，“浑然一体”，而王阳明指示的“致良知”的途径则是“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这才是“学问头脑”。阳明无疑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力行者，其遭际、其事功、其思考，无不印证着自己的主张。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致良知”的功夫，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加以落实。注重人伦日常、脚踏实地“致良知”，是阳明良知学的重要特质之一。从如何做，到成什么样，都梳理得明明白白：“在应事接物之际，即在日常生活中，切切实实地通过慎独工夫，使内心世界保持本来的人心天理浑然一体的理想状态。”
这必然会谈到阳明心学中与“心即理”“致良知”三足鼎立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二者无法割裂，如果只“知”不“行”，则不是真知，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关键处。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今人普遍从字面出发的理解根本上是错的。作者举了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我们看到老人摔倒，会生恻隐之心，会想到去扶，但就是没去做，这就不是知而不行，而是根本“无知”，施以援手才是“知行合一”，才是“真知”。知和行都“只是一个”。
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即心学中著名的人人皆可为圣人的意思。阳明12岁立志成为圣人，37岁龙场悟道，提出“致良知”之说，指示成圣之途。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有些悬邈，或者与时舛隔，但作者明确指出：
诚然，在当今文化日趋多元的社会，我们或许不必再提“个个人心有仲尼”，但……不断追求并努力实现以道德性命为根基的理想人格，却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道理至为简单，只要我们还相信人拥有“良知”、做事要凭“良知”，并在生活中时刻实践“良知”，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对现实的真切关怀溢于言表。对于每一个追求内心世界丰富性与自律性的现代读者来说，王阳明的内圣外王功夫与作者的谆谆之意，还是值得反复咂摸与品味的。
《传习录百句》，吴 震 著，中华书局202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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