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知晓《黄帝内经》成为文人笔下区别良医与庸医、精英医者与普通医者的重要标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虽多杜撰，却是了解市井社会芸芸众生的重要窗口。略举清代小说几例以为说明。
《聊斋志异》中的邵九娘医术不一般。妒妇金氏病后，“数日腹胀如鼓”，邵九娘起初“以医理自陈”，但金氏顾忌自己曾残虐对待过邵九娘，会遭她报复，所以推辞了。延请数医诊治，皆误作“气蛊”，即气机郁滞所导致的腹胀，服药毫无效果。邵九娘将金氏所服之药悄悄更换，“药下，食顷三遗，病若失”。而后，金氏又患心病，“痛起则面目皆青，但欲觅死”，也是经邵九娘针刺而愈，“按穴刺之，画然痛止”。邵九娘并非医生，为何医术了得？蒲松龄的铺垫和设计便是：“邵贫士，止此女，少聪慧，教之读，过目能了。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
与真读《黄帝内经》的邵九娘不同，《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韩道国筵请西门庆 李瓶儿苦痛宴重阳》中的赵太医则是妄称饱读《黄帝内经》等医书的真庸医。赵太医本是“东门外有名的赵捣鬼，专一在街上卖杖摇铃，哄过往之人”，他自我吹嘘说：
平生以医为业，家祖现为太医院院判，家父现充汝府良医。祖传三辈，习学医术。每日攻习王叔和、东垣、勿听子、《药性赋》《黄帝素问》《难经》《活人书》《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洁古老脉诀》《加减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寿域神方》《海上方》，无书不读，无书不看。
《黄帝素问》被杂列于毫无章法堆砌的医家医书之中，与之同样被拿来充门面的还有伪造的世医身份。反过来看，这也说明时人眼中好的医者应该既有世代为医的经验积累和传承，也要有饱读医书的理论水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看南宋陈自明（约1190—1270，字良父，今江西抚州人）《妇人大全良方》自序中所言：“仆三世学医，家藏医书数千卷。既又遍行东南，所至必尽索方书以观。暇时闭关净室，翻阅涵泳，究极天人，采摭诸家之善，附以家传经验方，萃而成编。”算是高水平的炫耀了。
不止于简单列出《黄帝内经》之名，《红楼梦》则直接引述《黄帝内经》的相关理论，写得详细，水平也高。《红楼梦》第八十三回《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王太医诊治林黛玉，脉诊、病机分析和治疗方案为：
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虽有补剂，未可骤施。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复用归肺固金以继其后。
黑逍遥，即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逍遥散的基础上，加生地或熟地而成。王太医认为黛玉此次发病的主要原因是肝气偏旺，进而影响脾、肺，所以首先要疏肝以治急，然后方能缓补肺、脾，正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张景岳《类经》）。
因为黑逍遥中的疏肝药柴胡具有升提之性，所以贾琏看了王太医所开处方后，有所质疑，认为其不适宜黛玉的吐血之症，便问：“血势上冲，柴胡使得么？”王太医解释：
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衄所忌，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所以《内经》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鳖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刘”的法子。
“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中医治法有正治与反治之别，正治适用于疾病的外在症状表现属性与内在本质相符的情况，例如，热盛于内，在外表现出一派发热、口渴、汗出等热象的症状，就可以选择寒凉药治疗，即治热以寒。反治，则是疾病的外在症状表现是有别于内在本质的“假象”时，如同样是热盛于内，也可表现为怕冷、四肢发凉等“寒”性假象，治疗便不能依从假象而寒者热治，而应从疾病本质入手用寒凉药，即寒因寒用。王太医引用《黄帝内经》“通因通用”，其意为林黛玉吐血的症状根本原因在于木气积郁不能疏达，就肝气积郁闭塞于内而言，血液妄行而上溢于外，是表现为“通”的假象，用柴胡这样疏通肝气之药，是以通性之药治疗“通”的假象，即通因通用。但是，柴胡疏肝的同时又有升提之性，需要避忌，以免加重吐血，鳖血拌炒便能制约其升提之性。柴胡用鳖血拌炒，并非是小说家的杜撰，清代医家不乏应用。（可参阅拙文《鳖血柴胡背后的用药地域化与医家争论》，《中药材》2020年第11期）。假周勃以安刘，典出《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曰：“安刘氏者必勃也。”以周勃安刘，喻指以鳖血安柴胡。
《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世情小说中大量中医内容的出现，正说明了文人知医在明清社会的普遍，这与宋元以来士人逐步走向民间所引致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一物不知，实以为耻，医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子部之一，也被文人列入应读之列。文人知医、业医，医者读书通文，皆已在当时社会成为进阶儒医、良医的关键途径，《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影响自然也越来越大。
近现代中国社会依然如此。20世纪80年代《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曾设专栏，邀请全国名老中医撰文回忆学医成才之路，这些文章之后被结集成《名老中医之路》，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据颜纯淳等统计，《名老中医之路》涉及的97位名老中医，有91位明确述及《内经》相关内容（《名老中医研习〈内经〉之路探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稍稍翻阅近现代中医的个人著述，便不难发现，从基础理论到临证各科，由“《内经》曰”以发皇古义，汇通西医以融会新知，是最为常见的书写模式。《黄帝内经》对于近现代中医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可以说，汉代至今，两千余年，星斗屡易，时空变幻，《黄帝内经》对于医家的意义和价值，却未曾变易。
（选自刘鹏著《〈黄帝内经〉通识》第三章《〈黄帝内经〉的流传、整理与影响》，中华书局202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