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荐书 | 从《唐诗三百首》看唐代精神风貌
评论内容：
尚武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个传统。唐朝江山一统，河朔贞刚与江左清绮，刚柔相济。西北彪悍尚武，燕赵好气任侠，其民风都足以振起江南的靡弱。“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在国势上升的初唐，开疆拓土，平定叛乱，为勇力之士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赴边入幕，建立军功，出将入相，是士人重要的进身之阶。因此“尚武”成为时代的精神，涌动在当时的诗歌之中。
初唐将军郭元振，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万里，握兵三十万。他著名的《古剑篇》曰“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初盛唐诗人多有这股英豪剑气。他们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在边塞沙场大显身手，不愿意枯灯相伴，穷老牖下。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游且猎篇》）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
这是多么豪迈的尚武精神！他们嘲笑儒生、书生、文士只懂得皓首穷经，不能够经邦治国。李白十五岁好剑术，高适跨鞍马，有似幽并儿，初盛唐的许多诗人早年都有过结客漫游、浪迹天下的传奇经历。他们志在边疆，希望在疆场博取功名，垂名不朽。
可贵的是，他们把个人的仕途事功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忠君报国是他们的崇高理想。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从军行》）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塞上曲》）
李白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浪漫超脱，不着边际，不问现实，但经历乱离之后，他也“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甚至要“丈夫赌命报天子”（《送外甥郑灌从军》）。为报国报君而视死如归，这种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壮烈豪迈，是唐代精神风貌的重要内容。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各方军阀摆脱中央统治，招揽游侠，蠢蠢欲动。游侠成了社会的不安因素，甚至为虎作伥，残害百姓，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人们否定的对象。在诗歌中，游侠的形象也转而成为负面的、否定的。如刘长卿《少年行》曰：“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荐枕青蛾艳，鸣鞭白马骄。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这哪是游侠少年啊，简直是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游侠成了诗人唾弃讽刺的对象。这正是世风士气转变的表征。
六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下层寒士缺少上升的机会，而上层士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士人清谈玄言，空虚浮华，最终导致国势不竞。唐朝采取科举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士庶对立，为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开通了进身仕途的通道。整个社会风气、士人心态与六朝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读书人虽然出身底层，但多刚毅昂扬，积极进取，布衣而有国士之风。张扬而自信，是唐代特别初盛唐诗人的个性特点。唐代诗人有天下舍我其谁的信念，排难解纷、扶危拯溺、博取功名在他们眼里好像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高适《别韦参军》曰：“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曰：“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李白更是喜好放肆大言：
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
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李白自负甚至自大，引鲁仲连为同调，功成不受赏；以东晋谢安自诩，济苍生，安社稷，非他不可。但实际上他没有多少见识，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即位，永王李璘想割据东南，保有一方。李白参与李璘军事，夸下“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海口，但不久永王璘败，李白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西部）。
自信自负，放言高论，积极乐观，是盛唐诗人的共同点，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过独善其身的隐居生活。孟浩然没有做官，但那是因为“欲济无舟楫”，没有找到出路，“端居耻圣明”，在圣明时代，他是不甘心“躺平”的。正如李白所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如果没有经世济民的抱负，独善其身又有什么益处呢？王维即使不被礼遇，也要“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功成而弗居，不肯枉为男儿大丈夫。他自命不凡，觉得自己非等闲之辈。王昌龄《宿灞上寄侍御玙弟》曰：“若用匹夫策，坐令军围溃。不费黄金资，宁求白璧赉！”这是自告奋勇要去前线指挥军事，突破围困，功成而不受赏。杜甫早年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宏伟抱负，《赠韦左丞丈济》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他一辈子都在等待朝廷的召唤，觉得自己是王佐之才。即使身在草野，也“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国势一落千丈，诗人的自信自负也大为收敛，代之以中唐的静穆淡漠、晚唐的逼仄自卑。从杜甫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到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再到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可以发现自负自信在中晚唐人的精神里逐渐暗淡甚至熄灭了。如曹邺《怨诗》曰：“美人如新花，许嫁还独守。岂无青铜镜，终日自疑丑。”这种自我否定的自卑心态，初盛唐诗人是不会有的。
自《诗经》《离骚》以来，中国古代诗歌就有一脉关怀民间疾苦、讽喻时政的传统。古代的诗人首先是“士”，士当先器识而后文章，是道义的承担者，以道济天下为己任。
初盛唐时期，没有多少人以“诗人”自居。像张九龄那样出身微贱而官至宰相，合“儒学之士”与“王佐之才”于一身，才是唐代众多诗人的理想。王维称颂张九龄“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希望能入其帐下。杜甫称赞张九龄“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以济世之才而用心于文章。唐代诗人常以圣人贤相高自标置。李白《古风》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以继承孔子删《诗》、述《春秋》自许。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以辅佐圣君的贤臣稷和契自期，而且认为自己忠君爱民的情怀就像葵花向阳一样，出于本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王维虽然有过隐居生活，但也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曾说：“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与魏居士书》）唐代诗人虽然多出身微贱，但精神弘毅，胸怀博大，奋发有为，以家国为念，所以崔膺《感兴》曰：“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
唐代诗人胸怀博大。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想象飘逸豪纵。岑参把北方漫天大雪比作“千树万树梨花开”，情怀浪漫乐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乐观自信而沉着坚定。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情感执着而坚毅。这些都显示了唐人博大而深沉的情怀。
唐代诗人能直面社会问题，揭露政治积弊，同情百姓苦难，表现出民胞物与的仁厚情怀。宰相张九龄直言鲠词，彰善瘅恶，见义不回，为诗人树立了人伦典范。唐代前期政治开明，朝廷广开言路，用贤纳谏，为士人直言敢谏奠定了社会基础。杜甫追想贞观之治，称“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在安史之乱前夕“君臣留欢娱”之时，他就直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立、贵贱悬殊，对大小官吏发出告诫。杜甫《可叹》曰：“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他的一生同国家百姓忧戚相关、甘苦与共，特别是对底层百姓寄予同情，用诗歌表达底层百姓的困苦和艰难，将古代诗歌的思想和人道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白居易进一步发扬了新乐府的精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 张籍也写了很多乐府诗，白居易称赞说：“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曰：“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虽遭贬谪，但九死未悔，百折不回。一直到晚唐，这股精神都绵延不绝。
唐代诗人暴露现实问题，批判的矛头对准上层统治者，诗歌的讽喻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不仅之前少见，即使后来也难以为继。宋人洪迈就说，唐人诗歌“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像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之类讽刺之作，“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容斋续笔》卷二）
唐代诗人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因此能够“以百姓之心为心”，同情百姓的苦难，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反躬自省，对自己的社会职责做出反思。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为百姓忧心，在诗篇的最后他说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正是有这种反躬自省，他后来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宏愿。白居易《初授拾遗》：“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韦应物《寄李儋元锡》：“邑有流亡愧俸钱。”这一点“愧”意，就是诗人的仁厚情怀。身居一职，为官一方，日用所需，都是取之百姓，应该时刻战战兢兢，心怀愧意。上引几位诗人的“愧”意，正是唐代诗歌的闪光点，往前代诗歌里找，是难得一见的。
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主客关系，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相通互感。古人认为，人类与自然物一样都本源于气，精气聚则人生，精气散则人死，回归自然。人与自然一气相感，诗歌注重描写山水田园。东晋刘宋时期，陶渊明是田园诗之祖，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山水田园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董其昌《钱象先荆南集引》）
唐人诗中的自然山水，有的是继续《诗经》以来的传统，自然与人事是比兴关系，托物喻志。如郭元振绝句《野井》：“纵无汲引味清澄，冷浸寒空月一轮。凿处若教当要路，为君常济往来人。”其言外之意是表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出处观。更多的则是“名山遇赋客”的知己之感。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人与自然脉脉相通，融而为一。再看王维的几首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人置身于宇宙深处静观默想。诗人不是自然的对象，而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与万物融为一体。王维诗歌是主体宁静后的宇宙净寂，但不是枯寂，辛夷花在开在落，自然和生命都按自己的秩序“大化流行”。而这种大化流行，只有摆脱俗谛桎梏，心胸虚灵朗澈时才能感知得到，才能领会其意蕴。王维《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山果在雨中落下，灯旁草虫在鸣叫，是最为平常无奇的景象，但是只有远遁尘世、渊默净静的心灵才能听见，这是富有禅意的自然趣味。
唐代诗人用有情的眼睛观照自然，用自然的态度看待人生。即使不是山水田园诗，自然景物在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一切景语皆情语，多是情景交融，相互渗透。借景物以言情，将抽象的情感意象化，如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是景中情。用情感濡染景象，使外物着上我之色彩，如杜甫《闷》诗“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是情中景。《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情景兼到。《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
唐人提出思与境偕、意与境浑，即所谓“意境”之美。意境和情景具有直接的关系，借用清人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的话来说：“情景者，境界也。”情景融合，才能构成意境，但是意境是对情景融合的更高要求，就是有意趣，有余味，给读者留下回想玩味的余地。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都触及意境的根本，即在有限中蕴涵无限，由实写而指向虚灵。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在已呈现于诗歌的音声之外有“真味”可得，才是有意境。李白诗歌如《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简笔勾勒人物举止，不言怨而怨意已深，不露一言，无穷之意让读者自己领会，是意境绵邈的作品。王昌龄七绝《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以白描手法淡淡勾勒出一位卷起珠帘、斜抱琵琶的少妇神态，仅“春恨长”三字露意，末句写景，月光笼罩昭阳殿，树色朦胧，“不言怨而怨自深”（黄培芳评语），含蓄不尽，令读者徘徊感叹，思而咀之。古人认为，意境之于诗，就像烟云之于大山，草树之于春天。如果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则无兴趣，无意味。严羽《沧浪诗话》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唐人诗歌，情思与景象交融，意象葱茏，情思含蓄不尽，构成意境之美。
诗歌是最美的语言，唐诗是最美的诗歌，是现代人灯火永不阑珊的精神家园。《唐诗三百首》作为风行二百多年的最经典的童蒙诗学教材，具有蒙以养正、诗以化人的重大作用。但是，当代人或只会背诵零星诗作，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能对其有一通贯而清晰的整体认知。
本书从通识教育的立场出发，内容不仅涉及《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旨趣、艺术世界、经典化历程、遗珠之憾，还涵盖唐代精神风貌、唐诗的体裁与近体诗的格律、唐诗的域外传播等主题，拈出50位诗人的130余首诗作进行鉴赏，时代背景、诗人际遇、诗歌意境、名家点评融为一体，是以诗证史的唐代实录，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小像，是旧体诗创作的初级指导，是增强诗学修养、培养审美人格的简明易懂的大众读物。
中华书局上海聚珍近两年陆续推出了“中华经典通识”系列经典普及丛书，邀请一流的学者大家撰写，引导大众了解传统经典。春节期间，兹选其中与中学、大学教学相关的几部通识著作中的章节，以飨读者。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诗》《骚》传统，经历汉魏六朝长期的浇灌、培植，终于在大唐盛世里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不仅是“一代之奇”，更使吾中华赢得“诗国”的美誉。
隋唐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实现了政权的统一，历史进入新的辉煌时期。统一的政权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弥合南北之间的裂痕，真正做到了南北统一，天下一家。调和南北、天堑变通途以后，南北文化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得以发挥出来，相济为用。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曾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唐朝文化的繁盛正是建立在南北文化各去所短，合其两长，江山一统的宏大格局上的。
唐朝开国后的130余年，国势强盛，经济富庶，百姓安居乐业。唐太宗贞观年间，天下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马牛被野，民物蕃息，史称“贞观之治”；唐玄宗开元年间，据杜甫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开元盛世”，绝非虚美。大唐盛世是唐诗繁荣的社会基础，是唐诗大花园的沃壤。
（清） 马涛绘《诗中画》（局部）采桑是唐代平民女子的日常劳作。
唐朝（618—907）290年的诗歌史，过去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大致来说，唐高祖即位后的100年为初唐，似朝阳初升，冉冉而起；玄宗的开元、天宝约50年为盛唐，如日中天，大放光芒；从肃宗到穆宗的60年为中唐，日光偏西，熠熠有辉；最后80年为晚唐，落霞余照，彩虹满天。其中的盛唐，虽然时间略短，但就创作成就而言，不仅是唐诗的高峰，而且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人们谈唐诗风貌，一般都是以盛唐为主。《唐诗三百首》也是“标举盛唐”的诗歌选本。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严羽概括为“盛唐气象”，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游侠尚武的精神
尚武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一个传统。唐朝江山一统，河朔贞刚与江左清绮，刚柔相济。西北彪悍尚武，燕赵好气任侠，其民风都足以振起江南的靡弱。“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在国势上升的初唐，开疆拓土，平定叛乱，为勇力之士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赴边入幕，建立军功，出将入相，是士人重要的进身之阶。因此“尚武”成为时代的精神，涌动在当时的诗歌之中。
初唐将军郭元振，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万里，握兵三十万。他著名的《古剑篇》曰“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初盛唐诗人多有这股英豪剑气。他们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在边塞沙场大显身手，不愿意枯灯相伴，穷老牖下。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游且猎篇》）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
这是多么豪迈的尚武精神！他们嘲笑儒生、书生、文士只懂得皓首穷经，不能够经邦治国。李白十五岁好剑术，高适跨鞍马，有似幽并儿，初盛唐的许多诗人早年都有过结客漫游、浪迹天下的传奇经历。他们志在边疆，希望在疆场博取功名，垂名不朽。
可贵的是，他们把个人的仕途事功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忠君报国是他们的崇高理想。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从军行》）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塞上曲》）
李白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浪漫超脱，不着边际，不问现实，但经历乱离之后，他也“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甚至要“丈夫赌命报天子”（《送外甥郑灌从军》）。为报国报君而视死如归，这种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壮烈豪迈，是唐代精神风貌的重要内容。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各方军阀摆脱中央统治，招揽游侠，蠢蠢欲动。游侠成了社会的不安因素，甚至为虎作伥，残害百姓，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人们否定的对象。在诗歌中，游侠的形象也转而成为负面的、否定的。如刘长卿《少年行》曰：“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荐枕青蛾艳，鸣鞭白马骄。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这哪是游侠少年啊，简直是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游侠成了诗人唾弃讽刺的对象。这正是世风士气转变的表征。
自信张扬的个性
六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下层寒士缺少上升的机会，而上层士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士人清谈玄言，空虚浮华，最终导致国势不竞。唐朝采取科举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士庶对立，为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开通了进身仕途的通道。整个社会风气、士人心态与六朝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读书人虽然出身底层，但多刚毅昂扬，积极进取，布衣而有国士之风。张扬而自信，是唐代特别初盛唐诗人的个性特点。唐代诗人有天下舍我其谁的信念，排难解纷、扶危拯溺、博取功名在他们眼里好像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高适《别韦参军》曰：“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曰：“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李白更是喜好放肆大言：
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
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李白自负甚至自大，引鲁仲连为同调，功成不受赏；以东晋谢安自诩，济苍生，安社稷，非他不可。但实际上他没有多少见识，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即位，永王李璘想割据东南，保有一方。李白参与李璘军事，夸下“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海口，但不久永王璘败，李白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西部）。
自信自负，放言高论，积极乐观，是盛唐诗人的共同点，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过独善其身的隐居生活。孟浩然没有做官，但那是因为“欲济无舟楫”，没有找到出路，“端居耻圣明”，在圣明时代，他是不甘心“躺平”的。正如李白所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如果没有经世济民的抱负，独善其身又有什么益处呢？王维即使不被礼遇，也要“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功成而弗居，不肯枉为男儿大丈夫。他自命不凡，觉得自己非等闲之辈。王昌龄《宿灞上寄侍御玙弟》曰：“若用匹夫策，坐令军围溃。不费黄金资，宁求白璧赉！”这是自告奋勇要去前线指挥军事，突破围困，功成而不受赏。杜甫早年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宏伟抱负，《赠韦左丞丈济》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他一辈子都在等待朝廷的召唤，觉得自己是王佐之才。即使身在草野，也“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国势一落千丈，诗人的自信自负也大为收敛，代之以中唐的静穆淡漠、晚唐的逼仄自卑。从杜甫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到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再到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可以发现自负自信在中晚唐人的精神里逐渐暗淡甚至熄灭了。如曹邺《怨诗》曰：“美人如新花，许嫁还独守。岂无青铜镜，终日自疑丑。”这种自我否定的自卑心态，初盛唐诗人是不会有的。
博大仁厚的情怀
自《诗经》《离骚》以来，中国古代诗歌就有一脉关怀民间疾苦、讽喻时政的传统。古代的诗人首先是“士”，士当先器识而后文章，是道义的承担者，以道济天下为己任。
初盛唐时期，没有多少人以“诗人”自居。像张九龄那样出身微贱而官至宰相，合“儒学之士”与“王佐之才”于一身，才是唐代众多诗人的理想。王维称颂张九龄“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希望能入其帐下。杜甫称赞张九龄“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以济世之才而用心于文章。唐代诗人常以圣人贤相高自标置。李白《古风》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以继承孔子删《诗》、述《春秋》自许。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以辅佐圣君的贤臣稷和契自期，而且认为自己忠君爱民的情怀就像葵花向阳一样，出于本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王维虽然有过隐居生活，但也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曾说：“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与魏居士书》）唐代诗人虽然多出身微贱，但精神弘毅，胸怀博大，奋发有为，以家国为念，所以崔膺《感兴》曰：“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
唐代诗人胸怀博大。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想象飘逸豪纵。岑参把北方漫天大雪比作“千树万树梨花开”，情怀浪漫乐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乐观自信而沉着坚定。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情感执着而坚毅。这些都显示了唐人博大而深沉的情怀。
唐代诗人能直面社会问题，揭露政治积弊，同情百姓苦难，表现出民胞物与的仁厚情怀。宰相张九龄直言鲠词，彰善瘅恶，见义不回，为诗人树立了人伦典范。唐代前期政治开明，朝廷广开言路，用贤纳谏，为士人直言敢谏奠定了社会基础。杜甫追想贞观之治，称“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在安史之乱前夕“君臣留欢娱”之时，他就直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立、贵贱悬殊，对大小官吏发出告诫。杜甫《可叹》曰：“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他的一生同国家百姓忧戚相关、甘苦与共，特别是对底层百姓寄予同情，用诗歌表达底层百姓的困苦和艰难，将古代诗歌的思想和人道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白居易进一步发扬了新乐府的精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 张籍也写了很多乐府诗，白居易称赞说：“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曰：“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虽遭贬谪，但九死未悔，百折不回。一直到晚唐，这股精神都绵延不绝。
唐代诗人暴露现实问题，批判的矛头对准上层统治者，诗歌的讽喻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不仅之前少见，即使后来也难以为继。宋人洪迈就说，唐人诗歌“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像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之类讽刺之作，“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容斋续笔》卷二）
唐代诗人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因此能够“以百姓之心为心”，同情百姓的苦难，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反躬自省，对自己的社会职责做出反思。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为百姓忧心，在诗篇的最后他说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正是有这种反躬自省，他后来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宏愿。白居易《初授拾遗》：“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韦应物《寄李儋元锡》：“邑有流亡愧俸钱。”这一点“愧”意，就是诗人的仁厚情怀。身居一职，为官一方，日用所需，都是取之百姓，应该时刻战战兢兢，心怀愧意。上引几位诗人的“愧”意，正是唐代诗歌的闪光点，往前代诗歌里找，是难得一见的。
山水自然的意趣
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主客关系，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相通互感。古人认为，人类与自然物一样都本源于气，精气聚则人生，精气散则人死，回归自然。人与自然一气相感，诗歌注重描写山水田园。东晋刘宋时期，陶渊明是田园诗之祖，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山水田园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名山遇赋客，何异士遇知己。”（董其昌《钱象先荆南集引》）
唐人诗中的自然山水，有的是继续《诗经》以来的传统，自然与人事是比兴关系，托物喻志。如郭元振绝句《野井》：“纵无汲引味清澄，冷浸寒空月一轮。凿处若教当要路，为君常济往来人。”其言外之意是表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出处观。更多的则是“名山遇赋客”的知己之感。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人与自然脉脉相通，融而为一。再看王维的几首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人置身于宇宙深处静观默想。诗人不是自然的对象，而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与万物融为一体。王维诗歌是主体宁静后的宇宙净寂，但不是枯寂，辛夷花在开在落，自然和生命都按自己的秩序“大化流行”。而这种大化流行，只有摆脱俗谛桎梏，心胸虚灵朗澈时才能感知得到，才能领会其意蕴。王维《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山果在雨中落下，灯旁草虫在鸣叫，是最为平常无奇的景象，但是只有远遁尘世、渊默净静的心灵才能听见，这是富有禅意的自然趣味。
唐代诗人用有情的眼睛观照自然，用自然的态度看待人生。即使不是山水田园诗，自然景物在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一切景语皆情语，多是情景交融，相互渗透。借景物以言情，将抽象的情感意象化，如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是景中情。用情感濡染景象，使外物着上我之色彩，如杜甫《闷》诗“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是情中景。《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情景兼到。《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
唐人提出思与境偕、意与境浑，即所谓“意境”之美。意境和情景具有直接的关系，借用清人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的话来说：“情景者，境界也。”情景融合，才能构成意境，但是意境是对情景融合的更高要求，就是有意趣，有余味，给读者留下回想玩味的余地。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都触及意境的根本，即在有限中蕴涵无限，由实写而指向虚灵。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在已呈现于诗歌的音声之外有“真味”可得，才是有意境。李白诗歌如《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简笔勾勒人物举止，不言怨而怨意已深，不露一言，无穷之意让读者自己领会，是意境绵邈的作品。王昌龄七绝《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以白描手法淡淡勾勒出一位卷起珠帘、斜抱琵琶的少妇神态，仅“春恨长”三字露意，末句写景，月光笼罩昭阳殿，树色朦胧，“不言怨而怨自深”（黄培芳评语），含蓄不尽，令读者徘徊感叹，思而咀之。古人认为，意境之于诗，就像烟云之于大山，草树之于春天。如果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则无兴趣，无意味。严羽《沧浪诗话》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唐人诗歌，情思与景象交融，意象葱茏，情思含蓄不尽，构成意境之美。
本文节选自周兴陆著《〈唐诗三百首〉通识》，2023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
周兴陆 著
978-7-101-16215-8
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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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诗歌是最美的语言，唐诗是最美的诗歌，是现代人灯火永不阑珊的精神家园。《唐诗三百首》作为风行二百多年的最经典的童蒙诗学教材，具有蒙以养正、诗以化人的重大作用。但是，当代人或只会背诵零星诗作，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能对其有一通贯而清晰的整体认知。
本书从通识教育的立场出发，内容不仅涉及《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旨趣、艺术世界、经典化历程、遗珠之憾，还涵盖唐代精神风貌、唐诗的体裁与近体诗的格律、唐诗的域外传播等主题，拈出50位诗人的130余首诗作进行鉴赏，时代背景、诗人际遇、诗歌意境、名家点评融为一体，是以诗证史的唐代实录，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小像，是旧体诗创作的初级指导，是增强诗学修养、培养审美人格的简明易懂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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