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第一波全球化贸易是其中最炫目的成就。中国先是被动卷入,继而主动出击。更引人注目的是,福建月港对外开放以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中国商品可远销美洲。从此,优质的生丝、绸缎、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销全球,换回的是数量惊人的白银货币,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奇迹: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传布天主教教义的同时,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就是晚明大变局。中国开始从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各个方面,融入世界。
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地位,为了弥补这种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货——白银。因此,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戏称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为“商业上的‘纳贡’”,他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的流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做了各种角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方仲、百濑弘、艾维四、严中平、全汉昇、弗兰克。
在这方面最有深度的研究当推全汉昇,他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而精深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至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艘至四艘载重300~1000吨的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来往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与菲律宾马尼拉之间。据墨西哥发表的文献说,西班牙人购买中国货的代价,必须用白银或银币来支付,因为中国商人既不要黄金,也不收任何其他物品作为代价,而且也不把其他货物从菲律宾输入中国。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人每年用大帆船从美洲运往菲律宾的白银,有时多达400万比索,有时只有100万比索,大多时候在200万~300万比索间。1602年一位南美洲的主教说:“菲律宾每年输入(美洲白银)200万比索,所有这些财富都转入中国人之手。”1633年8月14日菲律宾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每年自新西班牙(即西属美洲)运抵马尼拉的银子,多达200万比索。”据全氏估计,1565—1765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他援引1765年2月10日马尼拉最高法院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2亿比索。”其中大部分都运到中国去了。他估计,从1571年(明朝隆庆五年)至1821年(清朝道光元年)的250年中,由西属美洲运到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比索,其中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流入中国。
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昇的观点。他在书中论述道: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无疑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标题是“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全面回顾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估算,美洲白银产量迅速增长,16世纪总产量为17000吨,平均年产量为170吨。17世纪总产量为42000吨,平均年产量为420吨;其中大约31000吨输入欧洲,欧洲又把40%即12000吨以上的白银运到亚洲。18世纪总产量为74000吨,平均年产量为740吨,其中52000吨输入欧洲,又有40%即20000吨运往亚洲。但是弗林(Dennis Flynn)和其他一些学者则提示,未输入欧洲的大部分白银没有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往亚洲,即每年有15吨白银是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用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到马尼拉。几乎所有这些白银都又转送到中国。跨越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数量,有时相当于从欧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
弗兰克指出,亚洲的白银供应大户是日本,1560—1640年间,日本成为一个主要的白银生产国和出口国,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比从太平洋运来的美洲白银多三倍到十倍。从1600年到1800年,亚洲吸收的白银数量如下:
欧洲转手的美洲白银32000吨
经马尼拉转手的美洲白银3000吨
日本白银10000吨
总数45000吨
至于晚明时期即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根据弗兰克的综合,大体如下:
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
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
总数38000吨
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7000吨~10000吨
弗兰克的结论是:“因此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白银并非一般商品,而是货币形态的资本,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弗兰克看来,1500—1800年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东方才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他说: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甚至波斯的萨法维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拥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都要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大得多。
他还说: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自身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和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对于这种振聋发聩的观点,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匪夷所思,甚至不屑一顾。学术贵在创新,我们是否可以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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