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不经济”？唐太宗是“中材”？吕思勉如何评说古代帝王
评论内容：
读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有一段写汉成帝喜欢赵飞燕姐妹的事，说成帝“欲立赵倢伃，大后嫌其所出微，难之。……立后所出卑微，自今日观之，诚无甚关系。然在当时，固举国以为不可，悍然违众而行之，可谓与习俗大背。人之能不顾习俗者，非大知勇，则愚无知，或沉溺不能自振者耳，所谓材能不及中庸也。故知历代帝王，多今所谓水平线以下之人矣。”成帝是纨绔天子，说他“材能不及中庸”，还是比较客气的评语；又说“历代帝王，多今所谓水平线以下之人”。这个“多”字，究竟包括了哪些古代的帝王？今天我们赞誉有加的秦皇汉武、唐太宗之流，是不是也处于“水平线以下”？我们不妨来看看吕先生对这几位帝王是如何评论的。 
吕思勉先生（1884—1957）
吕先生对秦始皇的评价，较之于其他的古代帝王应该不算太低。他说秦始皇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但“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所行的措置：废封建，置郡县，统一度量衡等，原是时代的要求；收天下兵器铸铜人，“后人都笑他的愚，然而这事也不过和现在‘禁止军火入口’‘不准私藏军械’一样，无甚可笑”；惟“去谥法，不许‘子议父，臣议君’，才真是绝对的专制。焚书这件事，不但剥夺人家议论的权利，并且要剥夺人家议论的智识。秦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变古’的，独有这件事是‘复古’的。他们脑筋里，还全是西周以前‘学术官守，合而为一’的旧思想，务求做到那‘政学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议论，而且都有学问去发议论，实在是看不惯的。坑儒的事情，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他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
秦的历史太短（统一后仅十五年而亡）。如果秦的历史还能延续，秦始皇的做法或也会有所变化。吕先生说：“秦始皇坑儒时，曾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见《史记·始皇本纪》）兴太平，即指改正朔兴起教化言，是始皇固尝有意于此矣。特未及行耳。当时致力镇压诸侯之遗，北逐匈奴，筑长城，南略定南越，置郡，迄无闲暇。苟天假以年，或有兴太平之举，亦未可知。”对于史籍上的这几句记载，他还专门做过解读。他说：“‘欲以兴太平’一句，当夺‘文学’两字。文学便是当时的儒家。可知始皇并非不用儒者，所以要用儒者，就是因为当时的天下非更化不可，要更化非改制度不可，而改制度之事，惟有儒家最为擅长。所以假使秦始皇享国长久，海内更无其他问题，他一定能有一番改革—建设—改革。秦皇、汉武正是一流人。”
至于秦的统一，吕先生说：统一自然是有利的事。此前的“分争，固然不好，后来虽勉强统一，而其联结的办法，还不是最好的”。“政治上之统一，固属有利，然各国内部，前此经济上之规制，逐渐破坏，而无新规制以代之，遂成为无秩序无组织之局矣。”所以他说秦是“帝政成功，君政废坠”。“从社会组织上看，则因前此良好的制度逐渐废坠；人和人相互之间的善意逐渐消失；而至于酿成病态。”“帝政成功，君政废坠”八个字，道出了秦史前后的大变化，这在秦史研究中，还未见有学者持这样的评说。
吕先生对汉武帝的评价确实不高。他说：“汉武帝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愦的事情。……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傥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
汉武帝画像
关于汉通西域，吕先生认为长远地看还是有意义的。他说：“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论事之起因，则武帝“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此也可见吕先生评史的原则：既不因武帝之“侈心”而抹杀史事自然推迁的结果，也不因史事推迁的结果而连带着去为武帝之“侈心”辩护。动机与后果，实在是历史评论中不易把握好的一对关系。
在吕先生的眼里，唐太宗也只算是个“中材”。他说：“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其“定四夷，多不甚烦兵力，惟于高丽，则仍蹈隋炀帝之覆辙。可见时势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然亦可见太宗之武功多徼天幸，非其材武之过人也。”至于“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唐代武功，为今人所艳称，然昔人多惜其黩武而自敝。”其“事外之劳费无谓，盖莫西域若，而自太宗已来，皆明知其然而不能自克。”“高宗、武后之世，国威之陵替，实缘其兵力之式微，观魏元忠、陈子昂之论可知。……唐本无迫切之外患，而开边不已，高宗已后，国力日衰，而终不肯有所弃。”
唐太宗画像
史书中写贞观之治，多引《旧唐书·本纪》《新唐书·食货志》及《魏徵传》中的记载，有所谓“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的记载。但是《旧唐书·戴胄传》载贞观五年戴氏谏营洛阳宫说：“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九成宫）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同样是记贞观初年的情形，两者所载“相去何其远也？”可见贞观时朝廷刻剥百姓而为史书所不载、不详者甚多，则史书所载之贞观之治，实在颇有言过其实。
在古代的帝王中，吕先生评价较高的，一是后梁的朱温，一是南陈的陈霸先。
梁太祖朱温，吕先生认为前人对他的批评，太偏于他的私德。他说：“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俗话说“大节不亏，小节可恕”，帝王的“大节”是什么？就梁太祖的时代而言，那就是在时局“阽危之际”，“能够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所以吕先生要肯定他是“有功的政治家”。 《梁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陈霸先所建的南朝，国祚短促（仅维持了三十三年），地域狭小；陈之称帝，也仅三年而已。如此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皇帝，吕先生何以称他是古代帝王中的第一等人物呢？这里的理由，实与上文评梁太祖的标准是一致的。陈氏称帝，面临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局面。他起自偏隅，兵力亦很有限，但能外抵入侵（北齐），内息纷争。他的事业“从表面上看来，所成就的，还不如宋武帝之大，然此乃时势为之；论其人格及能力，实在远出宋武帝之上。若非此人，汉族的全为异族所压服，真不待胡元之世了。”他之所以“能建立不世之勋”全在于其“待人的豁达大度。”俘获的降将杜僧明、周文育，不但不加迫害，而且都引用他们。“他的事业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个眼光远大、豁达大度上了。……他所以能成此大功，与其说是他战略、战术的卓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有过人的度量。因此之故，在他手下，就决无所谓派系。只有本来和他敌对，而后来归附他的人，决没有本合他在一起，而分裂出去的人。”陈虽偏安一方，在“当时并无外援可得，南方较之北方，在种种方面，都居于劣势的地位，而能靠自力站定，也是不容易的。”这与陈武帝的“度量”大有关系。吕先生把“度量”当做评论历代帝王的试金石。他说：“旧时的英雄，大抵未尝学问，个人权势意气之争，重于为国为民之念，以致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兼容，而要互相翦灭，这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
至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吕先生评论古代帝王所持的一把标尺，那就是帝王所做的功业，是不是真的是为国为民。他的史论，全是站在民众、国家的立场，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来评说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汉武帝、唐太宗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年代，他们的功业不可谓不大，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所享受到的盛世“恩泽”还是太少太少。读吕先生的著述，常能看到他为历史上老百姓的生活艰难而呼吁呐喊——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诉苦。比如，他说汉时的轻徭薄赋，但汉世钱贵，赋税虽轻，而百姓的负担仍重；说宋时税额虽轻，但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不佳，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却不见轻。又说“吾国农民操业至勤，而获报至觳，有史迄今，如出一辙。”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为生民立言”。换言之，只要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艰难，帝王的功业做得再大，也不能获得吕先生的好评。 
吕思勉先生手迹：《禁止遏籴以杼农困议》—— 吾国农民操业至勤，而获报至觳，有史迄今，如出一辙。 因说“度量”，想到吕先生有一段关于刘备之所以不能成大事与他“心计过工”有关的评论。他说:“关羽这个人，是有些本领的，我们不能因他失败而看轻他。……这件事情（失荆州），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至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做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所以心计过工，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真个阅历多的人，倒觉得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无奈，心胸狭小、心计过工，实也是古代帝王的通病。
然而，最要紧的是，贵为一国首脑而其智力、能力何以多是在“水平线下”？对此，吕先生在论汉成帝的“愚无知”时，曾做过分析，他说：“人之昏明，视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处。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焉得智？”他还有一页读书笔记，专论“政治家之无能”，也是强调“以其不知实际情形也”。他说“凡事当与有关之人共议之，不当与藉以谋食之人议之”。按此行事，自能明白社会的实际情形，虽不必能成“大知勇”，至少不至于“愚无知”。然帝王们往往是“凡事不与有关之人共议之，而与藉以谋食之人议之”，天天被一群“谋食之人”所包围，不知“民之情伪”而处于水平线下，那也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了。
吕思勉先生手迹：政治家之无能——以其不知实际情形也。凡事当与有关之人共议之，不当与藉以谋食之人议之。 吕先生有关历代帝王的评论，都散见于他的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史学著述之中。许多精彩的史论，常因夹杂在平实的叙事之中而被人忽视。我曾系统地把吕先生著述中的一些精彩的史论摘录下来，现都编入了《吕思勉国史通论》和《吕思勉说中国史》，这二本书都是由中华书局刊印出版。上述引用的段落，都可以在这二本书里找到它的原文和原始出处。吕先生的史论“意境孤峭，笔锋犀利”（金松岑先生语），有时还带有一种吕先生特有的幽默感（如上文所引的关于汉成帝的那段评述）。我尤其欣赏一些如同格言、警句、座右铭之类的警拔独到的文字。如“为政之道不能废督责。”“国民而全不知法家之学，各事皆可谈，请勿谈政治。全不知道家之学，各事皆可谈，请勿谈外交。”“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等等。这些精彩的字句，读来毫不吸睛，却值得我们反复吟颂、深长思之。
《吕思勉讲中国史》
（本文原载于《燕京书评》，作者：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国史通论》
陈霸先画像
《吕思勉国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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