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范仲淹的科举改革搞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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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近日正在热播，第31集中提到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宋初的科举制度沿袭唐朝，固定的考试科目是明经和进士。明经科以帖经和墨义为主，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背诵默写填空。进士科则延续了盛唐时固定下来的、以诗赋为重的考法。从唐到宋，读书人一直十分看重考诗赋为主的进士科。但是，到了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认为，诗赋考试是无用之学，无益于国家政治，因此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内容的调整可简要归纳为：降低诗赋的地位，提高策论的地位，废除帖经和墨义，增加经义（即“经旨”“大义”）。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评论宋代历史的史评专著《宋论》中对诗赋、策论、经义这三种考试方式做了深入探讨，对每种考试方式的优点、缺点都作了分析，见解深刻，眼光独到。总的来说，王夫之对这三种考试方式的评价是“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也就是诗赋说虽然不如经义，但却比策论好得多。
先来看王夫之对经义考试的看法。在王夫之看来，考经义是最合理的方式。因为相对于死记硬背的帖经和墨义，经义考察的是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发，而“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也就是说，要达到对治国之道的领悟，实现国家太平的大治局面，都需要读书人对于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经义考试会引导读书人去深入理解儒家经典，进而明白治国之道，这样选出来的官员就能治理好国家，因而这种考试方式是最好的。
不过，王夫之认为，经义考试也会有弊端。经义一旦成为考试方式，就会让一些投机的人“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把儒家经典当成是为自己获取名利的敲门砖。而且，有些人会故意在考试中标新立异，以表示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这样就很容易胡说八道。
司马光就曾在《论风俗札子》中批评道：“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就是说，当时有些人连《诗经》《春秋》还没读完，就已经认为毛传郑笺和《春秋》三传都没有读的必要了。在经义考试中，那些按照注疏来作答的人被看作是腐儒，而那些喜欢高奇之论、进而穿凿附会作答的人，却自以为见解高明。
王夫之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侮圣人之言”。但王夫之认为经义考试考的毕竟是儒家经典，总体上是有利于培养治国之才的，因此不能因为士人风气可能会变坏“而废之于先”。
再来看王夫之对诗赋考试的看法。庆历科举改革时，之所以要降低诗赋的地位，就是因为人们发现考诗赋对于治国理政、经世济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王夫之也很赞同这个观点，他说：“诗赋者，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拿改革之前的考试题目来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78），诗、赋的题目分别为《明州进白鹦鹉》和《春雨如膏》，雍熙二年（985），赋又考了《颍州贡白雉》。从题目就能看出，当时的诗赋题目就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考诗赋，那么读书人就会“道所不谋，唯求工于音响；治所勿问，祗巧绘其莺花”，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整天就琢磨诗文声律，沉溺于描摹花鸟。这样的考试，怎么能培养读书人的治国之才呢？
但是，诗赋考试也并非一无是处。王夫之说：“人之乐于为善而足以长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气而已矣”，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乐于行善而能够成为领导民众的人，就在于他有清静平和的心志，而诗赋的熏陶则有利于培养这样一种心境。这也不难理解，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传统，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激发人的心志，陶冶人的性情。唐代重视诗赋考试，诞生了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他的诗篇也成为了后人的精神资源。文天祥被关押在燕京狱中，写了两百首《集杜诗》，感慨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那时杜诗已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诗赋对于陶冶人的情操确实有着独特的功效。
最后再来说说王夫之对策论考试的看法。王夫之还是肯定了策论考试的优点。他认为，相对于诗赋，策论对于治国理政来说显然是更有用的，因为策论能使天下读书人“竞起以陈当世之务，为得为失，为利为病，为正为邪，为安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争效之于天子”，即让读书人竞相参与到国家大事的讨论当中，对国事的利弊得失各抒己见，从而达到皇帝与士人“共理天下”的目的。
不过，相比于策论的好处而言，王夫之认为，策论的弊端更大。首先，策论引导读书人去讨论国策的利弊得失，可能会引起一种不切实际的议论风气。有些人“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就是说，还没有出过家门，却在胡乱地谋划天下得失，还没有到过军营，却在争论战争前线的安危。
其次，相对于无用的诗赋，有用的策论会引导读书人去计较得失，权衡利害，王夫之认为，“察乎天下之利”则会“导以自利之私”，“揣于天下之变”则会“动其机变之巧”，这样就把读书人的心术搞坏了，使读书人过分功利化，而忘记了道义。
最后，议论国事的风气一旦形成，宋初以来“淳庞简静”的安定政治局面就会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在皇帝周围建言献策，议论纷纷，出现王夫之所说的“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的情况，从而引起统治思想的混乱。这样下去，“言诡于下，听荧于上”，皇帝会对大臣们的各说各话无所适从，国家的政事也会因为持不同主张的大臣们轮番上任而变来变去，党争不断，最终导致国家的衰亡。
因此，王夫之认为，范仲淹主导的重视策论的科举改革，引发的议论风气和思想混乱，对于北宋后来的朋党政治实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说“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之过，不可辞矣”。
以上就是王夫之对于仲淹科举改革的看法，您是否认同他的看法呢？其实，在《宋论》中，王夫之不仅对科举改革有深刻的分析，对于刘太后垂帘听政之事、范仲淹与韩琦的优劣长短、苏洵与苏轼父子的学术议论、王安石变法的利弊得失、名将岳飞的结局等话题，都有独到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清平乐》乃至整个宋代历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很值得一读。
《宋论》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代表作。通过对宋代历史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的历史考察，探讨宋王朝怎样由盛而衰而灭亡。作者将整个王朝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下面进行审视评鉴，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次约请专家对《宋论》全文进行仔细校勘、详细注释、畅达翻译，以便现代读者了解其深刻思想。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范仲淹 |《清平乐》剧照
宋初的科举制度沿袭唐朝，固定的考试科目是明经和进士。明经科以帖经和墨义为主，基本等同于今天的背诵默写填空。进士科则延续了盛唐时固定下来的、以诗赋为重的考法。从唐到宋，读书人一直十分看重考诗赋为主的进士科。但是，到了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认为，诗赋考试是无用之学，无益于国家政治，因此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内容的调整可简要归纳为：降低诗赋的地位，提高策论的地位，废除帖经和墨义，增加经义（即“经旨”“大义”）。
古代科举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评论宋代历史的史评专著《宋论》中对诗赋、策论、经义这三种考试方式做了深入探讨，对每种考试方式的优点、缺点都作了分析，见解深刻，眼光独到。总的来说，王夫之对这三种考试方式的评价是“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也就是诗赋说虽然不如经义，但却比策论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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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王夫之对经义考试的看法。在王夫之看来，考经义是最合理的方式。因为相对于死记硬背的帖经和墨义，经义考察的是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发，而“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也就是说，要达到对治国之道的领悟，实现国家太平的大治局面，都需要读书人对于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经义考试会引导读书人去深入理解儒家经典，进而明白治国之道，这样选出来的官员就能治理好国家，因而这种考试方式是最好的。
不过，王夫之认为，经义考试也会有弊端。经义一旦成为考试方式，就会让一些投机的人“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把儒家经典当成是为自己获取名利的敲门砖。而且，有些人会故意在考试中标新立异，以表示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这样就很容易胡说八道。
司马光就曾在《论风俗札子》中批评道：“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就是说，当时有些人连《诗经》《春秋》还没读完，就已经认为毛传郑笺和《春秋》三传都没有读的必要了。在经义考试中，那些按照注疏来作答的人被看作是腐儒，而那些喜欢高奇之论、进而穿凿附会作答的人，却自以为见解高明。
王夫之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侮圣人之言”。但王夫之认为经义考试考的毕竟是儒家经典，总体上是有利于培养治国之才的，因此不能因为士人风气可能会变坏“而废之于先”。
司马光 |《清平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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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王夫之对诗赋考试的看法。庆历科举改革时，之所以要降低诗赋的地位，就是因为人们发现考诗赋对于治国理政、经世济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王夫之也很赞同这个观点，他说：“诗赋者，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拿改革之前的考试题目来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78），诗、赋的题目分别为《明州进白鹦鹉》和《春雨如膏》，雍熙二年（985），赋又考了《颍州贡白雉》。从题目就能看出，当时的诗赋题目就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考诗赋，那么读书人就会“道所不谋，唯求工于音响；治所勿问，祗巧绘其莺花”，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整天就琢磨诗文声律，沉溺于描摹花鸟。这样的考试，怎么能培养读书人的治国之才呢？
但是，诗赋考试也并非一无是处。王夫之说：“人之乐于为善而足以长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气而已矣”，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乐于行善而能够成为领导民众的人，就在于他有清静平和的心志，而诗赋的熏陶则有利于培养这样一种心境。这也不难理解，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传统，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激发人的心志，陶冶人的性情。唐代重视诗赋考试，诞生了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他的诗篇也成为了后人的精神资源。文天祥被关押在燕京狱中，写了两百首《集杜诗》，感慨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那时杜诗已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诗赋对于陶冶人的情操确实有着独特的功效。
文天祥画像 ，叶衍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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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说说王夫之对策论考试的看法。王夫之还是肯定了策论考试的优点。他认为，相对于诗赋，策论对于治国理政来说显然是更有用的，因为策论能使天下读书人“竞起以陈当世之务，为得为失，为利为病，为正为邪，为安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争效之于天子”，即让读书人竞相参与到国家大事的讨论当中，对国事的利弊得失各抒己见，从而达到皇帝与士人“共理天下”的目的。
不过，相比于策论的好处而言，王夫之认为，策论的弊端更大。首先，策论引导读书人去讨论国策的利弊得失，可能会引起一种不切实际的议论风气。有些人“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就是说，还没有出过家门，却在胡乱地谋划天下得失，还没有到过军营，却在争论战争前线的安危。
其次，相对于无用的诗赋，有用的策论会引导读书人去计较得失，权衡利害，王夫之认为，“察乎天下之利”则会“导以自利之私”，“揣于天下之变”则会“动其机变之巧”，这样就把读书人的心术搞坏了，使读书人过分功利化，而忘记了道义。
《清平乐》剧照
最后，议论国事的风气一旦形成，宋初以来“淳庞简静”的安定政治局面就会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在皇帝周围建言献策，议论纷纷，出现王夫之所说的“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的情况，从而引起统治思想的混乱。这样下去，“言诡于下，听荧于上”，皇帝会对大臣们的各说各话无所适从，国家的政事也会因为持不同主张的大臣们轮番上任而变来变去，党争不断，最终导致国家的衰亡。
因此，王夫之认为，范仲淹主导的重视策论的科举改革，引发的议论风气和思想混乱，对于北宋后来的朋党政治实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说“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之过，不可辞矣”。
范仲淹像
以上就是王夫之对于仲淹科举改革的看法，您是否认同他的看法呢？其实，在《宋论》中，王夫之不仅对科举改革有深刻的分析，对于刘太后垂帘听政之事、范仲淹与韩琦的优劣长短、苏洵与苏轼父子的学术议论、王安石变法的利弊得失、名将岳飞的结局等话题，都有独到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清平乐》乃至整个宋代历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很值得一读。
刘韶军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092103
72.00元
《宋论》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代表作。通过对宋代历史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的历史考察，探讨宋王朝怎样由盛而衰而灭亡。作者将整个王朝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下面进行审视评鉴，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次约请专家对《宋论》全文进行仔细校勘、详细注释、畅达翻译，以便现代读者了解其深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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