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谱》是明代理学大家刘宗周的重要哲学著作，“人谱”，顾名思义，就是教人如何做人之谱，进一步而言，就是教人如何从普通人渐变为圣人的参习手册。刘宗周在《人谱》中详细探讨了人的本性、做人要旨以及如何通过自省迁善改过完善道德的具体方法，为学者提供了明确的进学阶次和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指导意义很强。 

刘宗周（1578—1645），浙江绍兴山阴人，字起东，号念台，晚号克念子，学者称念台先生，因其在绍兴蕺山讲学多年，又被称为蕺山夫子。刘宗周生活于晚明之际，其立朝之时，皇帝深居内苑，不视朝政，东林党争激烈，魏忠贤专权，其刚正敢谏，屡次上书条陈时政得失、治国良策，但多未被采用，反因弹劾权臣、忤旨等被罚俸、革职。其弟子黄宗羲曾言“先生通籍四十五年，立朝仅四年”，“讲学二十余年，历东林、首善、证人书院，从游者不下数百人”。即在朝服官之日少，在野讲学之日多。明末政局动荡，官吏腐败，人心涣散，儒学凋敝，刘宗周作为朝廷官员和儒学学者，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日渐认识到自身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他晚年创立证人社，撰著《人谱》，希望通过讲学来救正人心，弘扬儒学之正，改变明末日趋败坏的社会风气，以及扫除阳明后学“以禅释儒”空谈心性的流弊。据刘宗周之子刘汋所说：“《人谱》作于甲戌（1634），重订于丁丑（1637），而是编则乙酉（1645）五月之绝笔也。一句一字，皆经再三参订而成。”从目前所见定本来看，《人谱》不到七千字，但却是刘宗周一生学术思考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其晚年思想趋于成熟时的核心理念。

《人谱》之作，一方面是为了扫除阳明后学空谈心性忽视实践工夫的流弊，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民间盛行的袁了凡《功过格》进行纠偏。《功过格》是一种记录和度量功、过的小册子，如行一善准百功、五十功、三十功、十功、五功、三功、一功不等，行一恶准百过、五十过、三十过、十过、五过、三过、一过不等，有点类似积分制，这种小册子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劝善的作用，但正如同刘宗周所说，此书处处渗透着佛教因果报应的色彩，且在累积功德的过程中，有意为善，充满了功利主义的倾向。所以其在《人谱》自序中说：“了凡学儒者也，而笃信因果，辄以身示法，亦不必实有是事。传染至今，遂为度世津梁，则所关于道术晦明之故，有非浅鲜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证人之意，著《人极图说》，以示学者。继之以六事工课，而《纪过格》终焉。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总题之曰《人谱》，以为谱人者，莫近于是。”刘宗周与袁了凡虽都言过，但二者的不同在于，刘宗周是以人心至善为基础，对各种过进行对治，进而恢复人至善本心，即通过更深层次的道德自觉来迁善改过，而非像袁了凡那样，刻意为善、改过，流于表面，忽视了个人道德意识的自觉。
从《人谱》文本来看，其分为正篇、续篇。正篇首列《人极图》及《人极图说》。《人极图》主要参照周敦颐《太极图》而作，奠定为学“立人极”的基调。《人极图说》则提出了“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积善积不善，人禽之路也”的重要理念，即认为人心本体至善，那些能够将至善之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通过累积善行，不断自省补过，可渐进于圣贤之域，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极”，而道德自觉意识比较差的人则逐渐背离至善之性，日渐堕落，累积恶行，虽有“人”之名，但其实已和禽兽没什么区别。刘宗周又说“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尽人之学也”，即认为那些能持守至善之性，在关键处避免过错的人，就可以称为真正的“人”了。
《续篇》首列《证人要旨》，次列《纪过格》《改过说》等。
《证人要旨》其目有六：一曰凛闲居以体独（无极太极）；二曰卜动念以知几（动而无动）；三曰谨威仪以定命（静而无静）；四曰敦大伦以凝道（五行攸叙）；五曰备百行以考旋（物物太极）；六曰迁善改过以作圣（其要无咎）。

第一目“凛闲居以体独”，所谓“独”就是“心极”，即天命之性，至善之本心。所谓“凛闲居以体独”，即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保持道德自觉，心意端正，也就是所谓“慎独”。

第二目“卜动念以知几”，即根据念虑上的变化来洞察细微征兆。所谓“动念”，多为七情之动，见于日用伦常者，多为忿、欲二者。而要惩忿窒欲，最有效的做法是在刚动念（主要指不善之念）之时就及时察觉，于当下廓清，不使其演变为实际的过错，进而徐加保任，恢复其至善本心。而要达到这一点，“慎独”则至关重要。人只有慎独，心有所主，内心才能保持高度警觉，及时觉察到念虑的萌动，进而克治。

第三目“谨威仪以定命”，是从九容（即足容、手容、目容、口容、声容、头容、气容、立容、色容）层面去证人。如果说“卜动念以知几”是慎独之学的内在层面，那么“谨威仪以定命”就是其外在体现，二者相为表里，相辅相成。

第四目“敦大伦以凝道”，是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五伦层面去证人。五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关系，即《中庸》所谓“天下之达道”。

第五目“备百行以考旋”，是在第四目“敦大伦”的基础上推衍而来，即由五伦推去，“盈天地间皆吾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也”。所谓仁（亲）、义、序、别、信，不只适用于五伦，而是放之四海，对万事万物皆当如此。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刘宗周继承孟子思想，认为我们也应当在日常中不断检视自己的各种行为，完善自我，而这种检视既可以是对应到具体的行为中，也可以是意念上的反省，即“慎独”。“百行”言多，“考旋”即反复考查、检视之义。

第六目“迁善改过以作圣”，强调人要不断地迁善改过，才能渐至于圣人之域。刘宗周说：“自古无见成的圣人，即尧、舜不废兢业。其次只一味迁善改过，便做成圣人。”其次指出迁善、改过是终身随行的一组命题，不能只满足于一时的迁改工夫，而应时迁时改，终身奉行不辍。

《纪过格》，其目亦有六：一曰微过，独知主之（物先兆）；二曰隐过，七情主之（动而有动）；三曰显过，九容主之（静而有静）；四曰大过，五伦主之（五行不叙）；五曰丛过，百行主之（物物不极）；六曰成过，为众恶门，以克念终焉（迷复）。这六过中，微过（即妄）是根本，其函后来种种诸过，最为隐微可畏。其后环环相扣，一过积二过（隐过），一过积三过（显过），一过积四过（大过），一过积五过（丛过），终至众恶之门。因此要对治诸过，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微过萌芽阶段进行干预，“微过，独知主之”，故而要通过慎独来克治。
我们细细看《纪过格》六目，其实是与《证人要旨》六目一一对应的，其叙述逻辑都是由内而外，由微到显，层层递进，且都从实践工夫层面展现了刘宗周的证人、成人过程。
《讼过法》，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静坐自省来体察自身过恶，力求恢复其澄明本心，并徐加保任，以存心养性。

《改过说一》、《改过说二》、《改过说三》，是刘宗周有关改过理论的系统叙述，每篇侧重点各有不同。《改过说一》主要强调防微杜渐，即时时知过，时时改过，却妄还真。《改过说二》则指出人心明暗与过错的关系。即人心本体是明，有过必然自知，但被暗所遮蔽，则很可能有过而不自知，或有过而不能及时改正，并进而文饰，所以去除遮蔽，使本心由暗转明，归于圆满，极为重要。《改过说三》则指出“格物致知”对于改过的重要性。
从以上所呈现的《人谱》内容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其逻辑层次清楚且严密，环环相扣，且前后呼应，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证人、谱人哲学体系。在刘宗周的哲学观念中，本体与工夫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至善是心之体，实践工夫为心之用，本体与工夫互证。前面提到，《人谱》是为了纠正王学末流空谈心性忽视实践工夫的流弊而作，我们读完《人谱》，会发现其始终一贯多在讲实践工夫，由此亦可见刘宗周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