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
评论内容：
全书分十六纪，计294卷，300多万字，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历代兴亡史。
《通鉴》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司马光团队在撰写时，没有为历史事件起标题；到了南宋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始以“三家分晋”四个字，总括《通鉴》开端的那段历史。
后来，人们说《通鉴》始于何时，就习惯用“三家分晋”这个说法了。
那么，为何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开篇，而不从三皇五帝开始？
既然要以史为鉴，难道不是史事越丰富越好吗？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就以直接发问的方式表达了不解：“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
您这部大书，为什么不从上古或尧舜开始？
司马光回答说：“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
周平王之后的事情都记录在《春秋》中，孔子的经文，不可以随意增删。
刘恕追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后？”
所谓“获麟之后”，是《春秋》的截止时间，也即公元前481年。
司马光答：“经不可续也。”
《春秋》由孔子整理而成，不敢直接接续，否则有僭越之嫌。
所以，《通鉴》开始的前403年，距离《春秋》截止的前481年，出现了78年的时间断档。
司马光自有他的处理方式：
不续“经”，但可以续“传”——可以接续《左传》。
《左传》截止于公元前468年，也就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在写完这一年的事件后，最后附了一小段文字，快速讲述了智伯和赵襄子交恶的过程，以及用寥寥数语点出了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伯的结果，而三家灭智伯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
至此，《资治通鉴》开篇上承《左传》，实现了史事上的承接。
但是，公元前453到公元前403，岂不还是有五十年的间隔？为什么不做无缝衔接呢？
这就要去《通鉴》的原文里找答案。
《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写完这件事，司马光通过倒叙的手法，以魏赵韩三家被分封诸侯为切入口，开始讲述智伯是怎么灭亡的，为读者再现了专横跋扈的智伯如何在三家纵容下，一步步走向不可一世的为所欲为，终于被三家合谋攻杀灭族的历史。
换言之，司马光是特意把天子封大夫为诸侯这事，提到《通鉴》开篇的。
天子封大夫为诸侯，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
司马光用洋洋洒洒上千字的篇幅，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了议论。中心思想是：
天子在这件事上坏了规矩，于是事情一步步地糟糕起来！
天子的首要职责是什么？是要维护礼教，确定名分，匡正名位，以使礼纪朝纲分明，君臣尊卑有别，公、侯、卿、大夫等官爵排列有序。
过去，周王的名分还在，所以虽然弱小，诸侯国还是不敢肆意侵犯，不至于自立门户；但如今，晋国的三位大夫公然视国君为粪土，瓜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仅未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三家加封赐爵，使其位列诸侯。
如此妥协，周王朝的名分荡然无存，让有心匡扶王室的诸侯，也没有理由去征讨三家了。
所以，破坏礼教秩序的，与其说是三家，不如说，正是周天子自己!
这个口子一开，有力者争雄称霸的心思就压不住了。
胡三省注对司马光的观点进行了高度概括：
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这和《春秋》尊王道、正名分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讨论春秋和战国分界线时，还有一桩事件，常被拿来与“三家分晋”相提并论，那就是“田氏代齐”。
春秋时期的齐国公族是姜姓吕氏，称“姜齐”；战国时期的齐国王族则是妫姓田氏，称“田齐”。田氏代齐，就是说田氏代替了齐国原来的国君，成为齐国新的国君。
田氏代齐，说起来就四个字，其实包含了几个重要时间点，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通鉴》里，分别对应几句记载：
田和废康公：初，田常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周安王十一年 前391）
田和求为诸侯：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安王十三年 前389）
田和立为诸侯：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安王十六年 前386）
康公死，姜齐绝祀：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安王二十二年 前379）
但是，首先，齐国作为东方强国，影响力不如中原霸主晋国，其次，田氏代齐，齐还是齐，只是一姓取代另一姓而已。所以，田氏代齐的标杆意义要弱很多，再加上《通鉴》接续的是《左传》，自然就没有以“田氏代齐”为开端。
天子不能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么重要的大道理，谁最需要听？
当然是《通鉴》的第一读者——皇帝。
司马光在给宋神宗赵顼的进表中，讲述了编书的初衷：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史书之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何暇周览！
他要编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目的非常明确：为日理万机的皇帝量身打造一部便于阅览的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关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其目的是借鉴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
所以，从事来看，三家分晋，代表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把它作为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从论来看，司马光开宗明义警策当下的，正是礼仪名分一旦被抛弃，秩序规则一旦被打破，后果会有多严重。
由此观之，政敌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信条，几乎踩中了司马光的所有雷点。
或许是理解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的一个角度。
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资治通鉴》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通史，与《史记》合称“史家双璧”。
△中华书局“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史记》和《资治通鉴》合影
全书分十六纪，计294卷，300多万字，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历代兴亡史。
《通鉴》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司马光团队在撰写时，没有为历史事件起标题；到了南宋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始以“三家分晋”四个字，总括《通鉴》开端的那段历史。
后来，人们说《通鉴》始于何时，就习惯用“三家分晋”这个说法了。
那么，为何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开篇，而不从三皇五帝开始？
既然要以史为鉴，难道不是史事越丰富越好吗？
司马光的助手也问过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就以直接发问的方式表达了不解：“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
您这部大书，为什么不从上古或尧舜开始？
司马光回答说：“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
周平王之后的事情都记录在《春秋》中，孔子的经文，不可以随意增删。
刘恕追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后？”
所谓“获麟之后”，是《春秋》的截止时间，也即公元前481年。
司马光答：“经不可续也。”
《春秋》由孔子整理而成，不敢直接接续，否则有僭越之嫌。
所以，《通鉴》开始的前403年，距离《春秋》截止的前481年，出现了78年的时间断档。
司马光自有他的处理方式：
不续“经”，但可以续“传”——可以接续《左传》。
《左传》截止于公元前468年，也就是鲁哀公二十七年，在写完这一年的事件后，最后附了一小段文字，快速讲述了智伯和赵襄子交恶的过程，以及用寥寥数语点出了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伯的结果，而三家灭智伯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
至此，《资治通鉴》开篇上承《左传》，实现了史事上的承接。
但是，公元前453到公元前403，岂不还是有五十年的间隔？为什么不做无缝衔接呢？
这就要去《通鉴》的原文里找答案。
△《资治通鉴》 内页（明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杭州孔天胤刻本）
为什么是“三家分晋”
《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写完这件事，司马光通过倒叙的手法，以魏赵韩三家被分封诸侯为切入口，开始讲述智伯是怎么灭亡的，为读者再现了专横跋扈的智伯如何在三家纵容下，一步步走向不可一世的为所欲为，终于被三家合谋攻杀灭族的历史。
换言之，司马光是特意把天子封大夫为诸侯这事，提到《通鉴》开篇的。
天子封大夫为诸侯，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
司马光用洋洋洒洒上千字的篇幅，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了议论。中心思想是：
天子在这件事上坏了规矩，于是事情一步步地糟糕起来！
天子的首要职责是什么？是要维护礼教，确定名分，匡正名位，以使礼纪朝纲分明，君臣尊卑有别，公、侯、卿、大夫等官爵排列有序。
过去，周王的名分还在，所以虽然弱小，诸侯国还是不敢肆意侵犯，不至于自立门户；但如今，晋国的三位大夫公然视国君为粪土，瓜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仅未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三家加封赐爵，使其位列诸侯。
如此妥协，周王朝的名分荡然无存，让有心匡扶王室的诸侯，也没有理由去征讨三家了。
所以，破坏礼教秩序的，与其说是三家，不如说，正是周天子自己!
这个口子一开，有力者争雄称霸的心思就压不住了。
△三家分晋示意图
胡三省注对司马光的观点进行了高度概括：
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这和《春秋》尊王道、正名分的思想，一脉相承。
为什么不是“田氏代齐”
在讨论春秋和战国分界线时，还有一桩事件，常被拿来与“三家分晋”相提并论，那就是“田氏代齐”。
春秋时期的齐国公族是姜姓吕氏，称“姜齐”；战国时期的齐国王族则是妫姓田氏，称“田齐”。田氏代齐，就是说田氏代替了齐国原来的国君，成为齐国新的国君。
田氏代齐，说起来就四个字，其实包含了几个重要时间点，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通鉴》里，分别对应几句记载：
田和废康公：初，田常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周安王十一年 前391）
田和求为诸侯：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安王十三年 前389）
田和立为诸侯：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安王十六年 前386）
康公死，姜齐绝祀：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安王二十二年 前379）
但是，首先，齐国作为东方强国，影响力不如中原霸主晋国，其次，田氏代齐，齐还是齐，只是一姓取代另一姓而已。所以，田氏代齐的标杆意义要弱很多，再加上《通鉴》接续的是《左传》，自然就没有以“田氏代齐”为开端。
司马光的良苦用心
天子不能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么重要的大道理，谁最需要听？
当然是《通鉴》的第一读者——皇帝。
司马光在给宋神宗赵顼的进表中，讲述了编书的初衷：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史书之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何暇周览！
他要编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目的非常明确：为日理万机的皇帝量身打造一部便于阅览的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关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其目的是借鉴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
△ 司马光雕像（山西运城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所以，从事来看，三家分晋，代表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把它作为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从论来看，司马光开宗明义警策当下的，正是礼仪名分一旦被抛弃，秩序规则一旦被打破，后果会有多严重。
由此观之，政敌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信条，几乎踩中了司马光的所有雷点。
或许是理解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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