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知一典】《左传纪事本末》：53件大事，串起254年春秋史
评论内容：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今杭州钱塘区）人。他是康熙皇帝近臣，曾任翰林院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清史列传》卷十和《清史稿》卷二七一有传。高士奇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在学术方面，他著有《春秋地名考略》《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其中，《春秋地名考略》便是他精研《左传》的心得之一，可见他于《左传》素有研究。
这种编排照顾了春秋历史的特点，也有利于考见春秋各国历史发展的本末。春秋时期纷繁复杂的史事因此变得脉络清晰，首尾完备，完整地展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兼并战争、篡弑谋立、公族兴废和卿大夫执政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进程，铺展出了绚烂的春秋历史。
我们说《左传纪事本末》的史事采自《左传》，但它并不是《左传》的简单改编。书中除传文之外，高士奇还广泛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有关典籍，参考诸子、史传以及《公羊传》《穀梁传》《礼记》《国语》《史记》等，别立了“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五项注文，穿插在各个专题之中，对史实作了补充、考证或解释。五项注文共征引了33部文献中的286则史料，具有广征博引、拾漏补缺、考订史实、阙疑待证的重要价值。
所谓“辨误”，是对诸书中传闻失实者予以纠正。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两个著名的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兄弟二人。话说《左传》的记载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的。此外，鲁隐公还因为他的不幸遭遇成为后世同情的对象。关于隐公的前半生，《史记》是这么记载的：隐公的老爹鲁惠公的继室夫人声子生了隐公，隐公长大后惠公给他娶宋国女为妻，看到儿媳长得好看，就抢去做了自己的老婆。这个老婆生下鲁桓公后被升为夫人，桓公则因为是嫡出而被立为太子。这个桥段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不知是否因为《史记》的这个记载更为常见、更为狗血而传播得更广，但高士奇不以为然。卷五《鲁隐公嗣国》里平实地记载了惠公的继室声子生了隐公，仲子因为生下来手上有字嫁到了鲁国，生了桓公：“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对比两书后高士奇否定了《史记》的说法，他认为惠公虽然不算是鲁国的贤明君主，但鲁国秉持周礼，怎么会有卫宣公、楚平王强娶太子未婚妻那样的事情呢？ ——“惠公虽非鲁之令主，然鲁秉周礼，不应有卫宣、楚平之事。史迁之说近诬。”
所谓“补逸”，即与《左传》记载相互印证、可资补充者。如卷五的这段记载：“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几句话说《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是由于他只是代理国政。因为记叙过于简短，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不够，所以高士奇以《公羊传》的记载作为“补逸”来加以补充阐发：“《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鲁隐公即位？因为这是成全隐公的心愿。为什么是成全隐公的心愿呢？因为隐公打算在治理好鲁国以后，仍把君位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把君位归还给桓公呢？因为桓公虽然年纪小但尊贵，隐公年纪虽大却卑贱。立嗣君是根据尊贵，不是根据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呢？因为他的母亲尊贵。儿子依仗母亲而尊贵，儿子被立为国君后，母亲又依仗儿子而尊贵。”
所谓“考异”，是诸书记载与《左传》记载不同、可备参考者。譬如卷五：“三年夏，君氏卒，声子也……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这段话说君氏就是声子，《春秋》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是因为她是隐公生母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君氏”。但是“春秋三传”的另外两传记载有所不同，如欧阳修就曾在《春秋论》里指出：“《公》《穀》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尹氏作君氏，为隐公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三传”孰是孰非因不可考证，因此高士奇将欧阳修的这段评论纳入“考异”。该卷最后高士奇的评论也颇为犀利，他认为隐公谦让但却被桓公弑杀，是因为他表面虽然谦让却又贪图君位而代行国政，不像太伯、仲雍、伯夷、叔齐那样谦让得彻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世但以其让桓而桓弑之，恶桓深，则其贤隐也若不啻口；而不知如隐之让，则实足以启争端而为祸媒者也。太伯、仲雍、夷、齐让而能远其迹；隐虽让桓，贪其位而摄之，此寪氏之刃所由及也。”
所谓“考证”，是对某些本传隐而不明的重要事件索隐取证。卷四十八《昭惠复兴楚国》叙述了伍子胥和申包胥这对昔日好友一个发誓要灭亡楚国、一个发誓要保卫楚国的对话，以及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的史事。相较于《左传》，《史记》不仅记载了吴兵入郢后伍子胥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还详细记载了此事之后申包胥和伍子胥的对话，成语“倒行逆施”就出自这段对话。这些对话使历史的细节更加清晰明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高士奇将其纳入“考证”。
所谓“发明”，是高士奇研史时随文发表的看法。如卷一《王朝交鲁》记载了鲁国在城外为周天子的女儿建造行馆一事，认为此事合于礼法。对此高士奇不以为然，他认为鲁庄公忘记了父亲桓公被害的仇恨，为周天子的女儿出嫁到齐国主持婚事，太丧良心了，怎么会是按礼而行呢？ “忘父仇而为之主婚，丧心甚矣，何以为礼？”这几句就是他阐发自己看法的“发明”。
高士奇还在每卷之后以 “臣士奇曰” 的形式附加史事评论。这种评论并非简单的总结，而是他对每篇内容的深入剖析和思考。他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角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本质和影响，还能引发读者对历史规律和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例如，在对一些诸侯争霸事件的评论中，高士奇分析了各国的政治策略、实力对比以及道德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让读者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总之，高士奇以其广博渊深的学问、帝师的高度书写的这部春秋史，无论从编纂还是评论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左传纪事本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它是了解春秋历史脉络的入门书。
在鲁国史官左丘明的笔下，一部记录254年春秋风云的编年史《左传》，以其“微而显，志而晦”的笔法成为史家圭臬，构建起包罗万象的春秋史。然而，编年体的体例使得同一事件分散于多年记载中，阅读时难免有割裂之感。清代学者高士奇另辟蹊径，以纪事本末体重新编排《左传》内容，著成《左传纪事本末》。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今杭州钱塘区）人。他是康熙皇帝近臣，曾任翰林院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清史列传》卷十和《清史稿》卷二七一有传。高士奇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在学术方面，他著有《春秋地名考略》《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其中，《春秋地名考略》便是他精研《左传》的心得之一，可见他于《左传》素有研究。
高士奇，[清]《云林同调图》（局部）
他从《左传》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记载中，总结提取了五十三个重要史事，纂辑为五十三卷，每卷即为一件春秋大事。其中涉及周的事项四卷、鲁十一卷、齐七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一卷、列国一卷。之所以按照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列国的顺序编排，这是采取了奉周为正统，按照与周的亲疏关系，内华夏外夷狄的编排原则。
这种编排照顾了春秋历史的特点，也有利于考见春秋各国历史发展的本末。春秋时期纷繁复杂的史事因此变得脉络清晰，首尾完备，完整地展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兼并战争、篡弑谋立、公族兴废和卿大夫执政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进程，铺展出了绚烂的春秋历史。
《左传纪事本末》只是对《左传》的简单改编吗？
我们说《左传纪事本末》的史事采自《左传》，但它并不是《左传》的简单改编。书中除传文之外，高士奇还广泛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有关典籍，参考诸子、史传以及《公羊传》《穀梁传》《礼记》《国语》《史记》等，别立了“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五项注文，穿插在各个专题之中，对史实作了补充、考证或解释。五项注文共征引了33部文献中的286则史料，具有广征博引、拾漏补缺、考订史实、阙疑待证的重要价值。
所谓“辨误”，是对诸书中传闻失实者予以纠正。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两个著名的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兄弟二人。话说《左传》的记载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的。此外，鲁隐公还因为他的不幸遭遇成为后世同情的对象。关于隐公的前半生，《史记》是这么记载的：隐公的老爹鲁惠公的继室夫人声子生了隐公，隐公长大后惠公给他娶宋国女为妻，看到儿媳长得好看，就抢去做了自己的老婆。这个老婆生下鲁桓公后被升为夫人，桓公则因为是嫡出而被立为太子。这个桥段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不知是否因为《史记》的这个记载更为常见、更为狗血而传播得更广，但高士奇不以为然。卷五《鲁隐公嗣国》里平实地记载了惠公的继室声子生了隐公，仲子因为生下来手上有字嫁到了鲁国，生了桓公：“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对比两书后高士奇否定了《史记》的说法，他认为惠公虽然不算是鲁国的贤明君主，但鲁国秉持周礼，怎么会有卫宣公、楚平王强娶太子未婚妻那样的事情呢？ ——“惠公虽非鲁之令主，然鲁秉周礼，不应有卫宣、楚平之事。史迁之说近诬。”
所谓“补逸”，即与《左传》记载相互印证、可资补充者。如卷五的这段记载：“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几句话说《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是由于他只是代理国政。因为记叙过于简短，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不够，所以高士奇以《公羊传》的记载作为“补逸”来加以补充阐发：“《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鲁隐公即位？因为这是成全隐公的心愿。为什么是成全隐公的心愿呢？因为隐公打算在治理好鲁国以后，仍把君位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把君位归还给桓公呢？因为桓公虽然年纪小但尊贵，隐公年纪虽大却卑贱。立嗣君是根据尊贵，不是根据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呢？因为他的母亲尊贵。儿子依仗母亲而尊贵，儿子被立为国君后，母亲又依仗儿子而尊贵。”
所谓“考异”，是诸书记载与《左传》记载不同、可备参考者。譬如卷五：“三年夏，君氏卒，声子也……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这段话说君氏就是声子，《春秋》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是因为她是隐公生母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君氏”。但是“春秋三传”的另外两传记载有所不同，如欧阳修就曾在《春秋论》里指出：“《公》《穀》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尹氏作君氏，为隐公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三传”孰是孰非因不可考证，因此高士奇将欧阳修的这段评论纳入“考异”。该卷最后高士奇的评论也颇为犀利，他认为隐公谦让但却被桓公弑杀，是因为他表面虽然谦让却又贪图君位而代行国政，不像太伯、仲雍、伯夷、叔齐那样谦让得彻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世但以其让桓而桓弑之，恶桓深，则其贤隐也若不啻口；而不知如隐之让，则实足以启争端而为祸媒者也。太伯、仲雍、夷、齐让而能远其迹；隐虽让桓，贪其位而摄之，此寪氏之刃所由及也。”
所谓“考证”，是对某些本传隐而不明的重要事件索隐取证。卷四十八《昭惠复兴楚国》叙述了伍子胥和申包胥这对昔日好友一个发誓要灭亡楚国、一个发誓要保卫楚国的对话，以及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的史事。相较于《左传》，《史记》不仅记载了吴兵入郢后伍子胥掘墓鞭打楚平王尸体，还详细记载了此事之后申包胥和伍子胥的对话，成语“倒行逆施”就出自这段对话。这些对话使历史的细节更加清晰明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高士奇将其纳入“考证”。
所谓“发明”，是高士奇研史时随文发表的看法。如卷一《王朝交鲁》记载了鲁国在城外为周天子的女儿建造行馆一事，认为此事合于礼法。对此高士奇不以为然，他认为鲁庄公忘记了父亲桓公被害的仇恨，为周天子的女儿出嫁到齐国主持婚事，太丧良心了，怎么会是按礼而行呢？ “忘父仇而为之主婚，丧心甚矣，何以为礼？”这几句就是他阐发自己看法的“发明”。
高士奇还在每卷之后以 “臣士奇曰” 的形式附加史事评论。这种评论并非简单的总结，而是他对每篇内容的深入剖析和思考。他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角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本质和影响，还能引发读者对历史规律和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例如，在对一些诸侯争霸事件的评论中，高士奇分析了各国的政治策略、实力对比以及道德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让读者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总之，高士奇以其广博渊深的学问、帝师的高度书写的这部春秋史，无论从编纂还是评论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左传纪事本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它是了解春秋历史脉络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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