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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的“名号”中，“弼马温”是最为怪异的一个。“弼马温”这个名号是心高气傲的孙大圣终身的心灵之痛，而他的敌人们也总是拿这个名号来羞辱他。何谓“弼马温”？从故事中来看，答案很简单，就是“马夫”的头儿。小说这样写道：

但是，马夫头儿为什么叫“弼马温”呢？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职级呢？这一点，孙猴子本人也很纳闷。作品接下来对此解释道：

说到底，在这一段中只有两句“官名就是此了”“受了仙录，乃是个弼马温”的含混之词。于是把难题与疑惑留给了后世的读者。后世读者却发现，这个词，不但在古今“干部序列”中都不曾见，而且除却《西游记》，其他任何地方也没发现过这个官名，或者“私名”。

86版《西游记》剧照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西游记》，在“弼马温”一条下加注：“民间传说，猴子可以避马瘟。”至于这个“民间传说”从何而来却是语焉不详。而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人们找到了一个源头。原来台湾的学者苏同炳在他的《长河拾贝》有一篇三四百字的小文《“弼马温”释义》，其中讲到：

此书于1998年印行于大陆，其后这一观点屡经征引。如2003年《文汇读书周报》刊《〈马经〉·弼马温》，称“（苏同炳教授）揭开‘弼马温’之谜，功不可没”，并特地说明苏所征引的“赵南星文集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以强调这一材料的可靠与珍贵。2003年，《羊城晚报》也有署名文章《‘弼马温’何解》，其中引述苏文，并赞叹：“历来研究、注释《西游记》的学者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赵忠毅公文集》，国内无存，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有胶卷翻印本，苏同炳先生读后写成文章，使我们得以知道了‘弼马温’的真相。”文章中又是“国内无存”，又是“美国”云云，意思与前文类似，对苏说的推介热情更有过之。此文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辅助教材，影响甚广。该学者在2011年收入自己文集时，特意在文末加上读到此说时“不亦快哉”，极言其欣赏赞叹之意。

于是，“母猴月经可辟马匹瘟疫”之怪说不胫而走，“弼马温”之“猴月经”内涵似为不刊定论。“百度”输入“弼马温、猴”，可检索到581000条，绝大多数是在重复此说。有人甚至从中还读出了某些微言大义。认为“以母猴月经‘避马瘟’来封孙悟空的官，玉皇大帝的轻视人才到了何等地步”，“这是极其辛辣的讽刺”云云。这一名号的解读有了如此微言大义，更使得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一番。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2

因苏同炳的文章是随笔写法，对于出处只是含糊地说“（赵南星）文集中曾有这么一段话”，使得我们核实起来十分困难。幸亏现在的数字技术提供了检索的可能性。实际上，《赵忠毅公文集》现存两种版本，一种是明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署《赵忠毅公诗文集》，是最早的刊本；另一种是清同治求是斋刊《乾坤正气集》中的《赵忠毅公文集》，较之前者少了六卷诗集，其余并无二致，显然系出于前者。

当我们分别以“西游”“西游记”“母猴”“马经”等关键词对《赵忠毅公诗文集》进行检索时，显示均为“0”。甚至我们到“明文海”中检索“母猴”时，也只有一篇文章中出现，而且是抄录《吕氏春秋》中的一则寓言而已，与养马并无半点关联。

是否苏先生看到的美国版本与明崇祯初刻本、清同治复刻本皆不一致，倒也不敢断言。但就其行文出处含混，以及上述多方检索结果而言，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母猴月经辟除马瘟”与东林党领袖赵南星似乎难以拉上关系，因而借他名义所讲“《西游记》（弼马温）之所本”更属无稽。

不过，有《西游记》爱好者出于对此说的兴趣，又无法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核查，便另觅途径，终于到《本草纲目》里找到了出处。于是便把李时珍拉来做了“赵南星”的同盟军。而李时珍的民间声望自然而然为这一说法做了背书。于是，一个东林党，一个“药圣”，一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孤本文献，一部中华药学“圣典”，这些光环给了这个名号考索小问题的怪异“答案”以不容置疑的光环。

其实，问题还是大有可讨论的空间。

3

《本草纲目》中确有马厩里养猴子之说，而且还不止讲了一次。我们需要辨析的是：其说的来龙去脉，以及可靠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与《西游记》孙悟空的雅号——“弼马温”究竟有无关联。

先来看前一方面：马厩养猴之说的来龙去脉。

明代关于马厩养猴的说法，现在能查到的，当以《本草纲目》为最早。其中在卷五十“马”的条目下，有“集说”子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玉雕马摆件

这段话是在“时珍曰”的下面，应看作是李时珍自己的看法。略晚于《本草纲目》的，则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略云：

显然，这两段话文字十九相同，必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而《农政全书》一段文字中的“术曰”给了我们提示。原来，这个“术”指的是《齐民要术》。在这部北齐贾思勰的著作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齐民要术今释》，[北魏]贾思勰 撰  石声汉 校释

毫无疑问，《本草纲目》与《农政全书》都是从这里抄录的。只是《农政全书》老老实实注明了出处，而《本草纲目》省了这一环节。但二者抄录不谨，致使意思全变，难以索解。《齐民要术》的意思是，把猴子拴在马厩里，逐渐使马匹适应“不再惊恐”——“不畏”，有助于提高马匹免疫力。《农政全书》漏抄一个“畏”字，便成了“令马不辟恶”的不词之文。而《本草纲目》更是大而化之，以“物理当然耳”应付过去。

那么，《齐民要术》的这一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莫非当时真的马厩里都拴着猴子吗？这实际很难确切考证，因为文献中几乎没有旁证，而现实生活中也并无遗存。不过，《格致镜原》中倒是有一段说明：

看来，古人对于为何要讲“猕猴入马厩”，也是莫明所以，乃至附会出如此怪异之谈。

在《本草纲目》与《农政全书》之间，有谢肇淛的《五杂组》也谈到马厩养猴，恰好证明《齐民要术》所记或有事实依据。《五杂组》卷九·物部一：

《五杂组》颇多道听途说不实之词，如砍头之后人依然饮食、言说之类。故此记之真实程度不妨存疑。假设属实，倒是有两点可拈出：一、“有置狙于马厩者”，此语气显系讲述个别事例，而非生活中之通则也；“嬲之不已，马无如之何”，则证明若有马厩养猴，其效用也是心理训练方面——“令马不畏”，而非“避免瘟疫”。当然，所记之心理训练也是失败的。可见，“常系猕㺅于马坊”其说之不经。

谢肇淛接下来把这一传闻与《西游记》联系起来：

这段话很可能是近人注《西游记》，以及苏同炳札记的真实出处。但显然属于难以为据的街谈巷议而已。且不说同为“置狙于马厩”，前后两段所说目的与效果皆有矛盾。就是这短短一段话，前后两截有何关联，也是很难看出的。

其实，“马厩养猴”说之由来，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古代民间驯猴为戏，或令骑羊，或令骑马。骑羊成本低下，走江湖者颇多借以维生，称作“猴跑羊”，至今偶尔还可见到。骑马则谐音“马上封侯”，故成为新宅之装饰性木雕、石雕题材。久之，与马厩养猴以抗干扰之说混同，遂成为互相支撑的理由。

不过，李时珍对于猴子这个“特异功能”情有独钟，表现出较之他人更大的兴趣。他在“猕猴”之“皮”条目中，本已引述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对猴皮药用功能的说法——“治马疫气。”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又加上了一段与“猴皮”完全无关的话：

他可能是引述《证类本草》时，见到“疫”字，联想到“避马瘟疫”，便插入了这段话。若从体例上讲，不免稍显乖违（这段与“猴皮”完全无关）。这且不论，问题是比起前面所抄《齐民要术》来，给马治病的猴子又多了性别因素，防治马病的“原理”也有了根本的变化：由惊扰运动的“心理锻炼”，变成了包治百病的“排泄物”“内服”。

奇怪的是，就在“猕猴”这一条里，李时珍明明考辨过一段：

就是说，因为猴子性喜洗面，所以称之为“沐猴”。世人误解为“母猴”，其实与猴子性别无关。可是一转眼，他就拿猴子的性别大做文章。

其实，这与李时珍一个不算太高明的癖好有关。《本草纲目》裒辑前人大量“本草”类著作，又广收偏方验方。好处是广采博收，有“汇编”之价值；缺点是未经实践，不加拣择，作为药方未免过于芜杂。而且，李时珍有好奇喜怪的倾向，《本草纲目》中所收以各类排泄物入药治病的“偏方”，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用途之怪，都令人瞠目结舌。如关于猪屎就有十七个方子，从“小儿夜啼”到“妇人血崩”，都可以服用猪屎治疗，其中有七个特别标明“母猪屎”。而最厉害的一个方子竟然声称“母猪屎水和服之，解一切毒”。至于人的各种排泄物就更用途广大了，大便可以治病三十三种，小便则治病四十五种，多为匪夷所思。而妇女月经入药也有十二个方子，适应症从“霍乱”到“中毒药箭”。看了这些，我们还能把他讲的“母猴月经避马瘟”当真吗？

我们要辨析的第二方面，就是无论“母猴月经”说多么怪诞，毕竟是有此一说，关键在于它是否“《西游记》之所本”。

《本草纲目》初版于万历二十四年，即公元1596年；而世德堂本《西游记》刊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也就是说，繁本《西游记》的成书下限也要早于《本草纲目》的刊出时间。所以，无论《本草纲目》关于“马厩养猴”之说怪诞与否，都和《西游记》没有关系。

至于刊刻于万历晚期的《五杂组》，刊刻于崇祯的《农政全书》，更不可能为《西游记》所本，则是无需辞费的了。

[元]赵雍《马猿猴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4

那么，孙猴子去养马，做了“弼马温”，这一思路究竟由何而来呢？

其实，答案就在作品的文本之中。

作者唯恐读者不懂“弼马温”的涵义，在此专门做了说明。

这段诗赞的第一层意思是说明猴子的形象另有“心猿”的寓意，比喻人躁动的心灵。

第二层意思是说，以“齐天”为封号，正是着眼于“心”（当取“心比天高”之意），所以说是“非假论”。

第三层意思则专门来解释“弼马温”的含义。作者把这个名称看作是对“心即猿猴”的“知音”之笔，指出之所以设计出“弼马温”的官职就是要把猴子与马联系到一起，凸显“心猿意马”的寓意。“是知音”，所知者何？便是下一句的“马猿合作”，也就是把猿和马写到一起，让人们关注“心猿意马”这层意思。

第四层意思是强调这些名号是体现全书“紧缚牢拴”的主旨，告诫读者莫要另生歧解。注意，“是知音”与“莫外寻”相互呼应，作者显然预见到对于“猴子养马”这一情节误读的可能性，所以预加告诫。

这段诗赞对于全书是重要的点题文字。此前的第四回回目已明确标识为“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表明了作者编织“闹天宫”情节的目的——心意躁动、膨胀，造成了“原罪”。这里既首次“心”“意”连用，开启了“心猿意马”话语的模式，又把心意膨胀与“弼马”、“齐天”两个官职联系起来，和后文形成了呼应。

而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囿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先验前提，简单地把“闹天宫”解释为歌颂反抗专制，结果造成了整个文本阐释的分裂，也形成了对上述点题话语的盲点——这便是第二讲提到的“困惑”之一，而最终解疑释惑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留待最后两讲来完成。

对这段诗赞的意指，我们还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旁证。

其实，小说之所以写玉皇大帝派猴子去管马，绝非有正常的或是怪诞的饲养经验作依据，更不是由谐音而生奇想，其中原因涉及到宗教文化，且与《西游记》复杂的成书过程直接相关。

陈洪 著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5890-8

58.00元

《西游记》是一部影响久远、风格独特的古典名著。一方面，通俗、浅显，所包含的童话元素使其读者群体“咸宜老幼”；另一方面，自问世以来，歧解纷纭，特别是其独树一帜的话语状态，引发了种种相差悬殊的解读。

与作品阐释密切相关的有两个根本性难题待解：一个是作品的主旨问题。读者历来把“大闹天宫”当作反抗昏聩的天庭统治来理解，甚至有“折射农民起义”的说法。但是，这就与后文的悟空皈依，特别是皈依后剿灭其他魔怪的情节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现在对此矛盾的一般解读办法就是“两截化”，各说各的。但这样绕过矛盾来解读一部长篇名著，毕竟不是谨严、有说服力的做法。另一个则是作品的话语系统与叙事态度之间的矛盾。作品在叙事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内丹学的话语，甚至抄录了为数不少的全真道诗词、文章。但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却有很多对道教不利，甚或敌视的安排。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西游”新说十三讲》就是为解决这两个难题而作。

陈洪，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曾任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等。担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编委，《文学与文化》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结缘：文学与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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