鼙鼓声中思老将——怀念赵守俨先生
评论内容：
赵守俨先生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付出了大半辈子的心血，这是与他共事的同仁所深知的。我大胆地说，虽然当时按领导的指示，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但实际上始终抓全面工作的是赵守俨。他不仅在制订规划、拟定凡例、邀请作者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逐卷、逐页地审读了北京点校各史的书稿和清样。我们知道，责任编辑最后的把关，往往是在看清样时能够发现各方面的问题，并逐一加以解决。他作为最终审读的责任者，总是能在关键时发现书稿中遗留的某些体例问题、技术问题和学术问题，作出最终的决定。我曾看到他多次拟定的点校凡例，一次一次地修订点校工作的若干具体细则，解决点校者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有些技术性的问题，往往也涉及到学术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对古籍整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话，恐怕是很难胜任的。
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前辈和老同仁，已经谈过很多。我对于“二十四史”的点校，基本上没有参与，只在1967年一度参与了《旧五代史》的点校。不过守俨先生多次制定的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规划和历程，我还是略知一二的。例如有一篇署名“东君”的《“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当时是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的，“东君”是陈乃乾先生的笔名，现在中华书局的同仁已经很少人知道了。其实守俨先生在他的《校史杂忆》里就谈过此事（《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1版，331页）。我们现在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时，就有必要重读一下他的《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和《校史杂忆——“二十四史”点校散记》两篇文章，这是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资料，记录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段重要历史。
今天要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就要知道它的成绩，也要知道它的不足；要借鉴它的经验，更要了解它的教训。许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守俨先生早已谈到了。他说：
我认为这套书至少有三点还是美中不足的，其一，1971年后点校的各史，版本对校方面择善而从，出校记，异文的处理脉络不清，无异于在旧本之外再增加一种较好的新本，对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其二，后期点校的书，未能通过本校、他校为读者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限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三，个别史的质量还不平衡。
后来他又说：“反对‘繁琐考证’给二十四史的点校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其一，是对于本校、他校的看法……当一九七一年“二十四史”恢复工作时，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文件中规定：只对于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可以进行“本校”、“他校”，把工作范围缩得很小。在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实际做的工作比它要广泛得多。但即使如此，距离最初的要求也打了相当的折扣。
其二，是对版本的处理……一九七一年文件中规定：版本上的异文，择善而从，不在校勘记中说明。后来点校的史书大致是按这一规定处理版本异文的，这样某字某句究竟从了哪种本子，何以从它，读者都无从知道。北京点校的各史于此略有突破。记得那时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所从的本子似“非”而实“是”，还要写出校勘记说明情况，包括选择的理由。这究竟是少数。（《赵守俨文存》332—333页）
在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实际做的工作比它要广泛一些，还是尽可能做了一些细小的补救。这一点小小的变动，还是几位老专家和守俨先生及责任编辑冒着风险巧妙抵制的结果。他特别提到“北京点校的各史”，因为上海“四人帮”的亲信控制得更严，而上海承担的五史又分量很大，催办更急，我们对此应该充分理解。今天，我们有条件来弥补守俨先生的遗憾，实现他的遗愿了。
守俨先生一心为“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作奉献，真是竭精殚虑，鞠躬尽瘁。我们都知道他夙夜奉公，经常在晚上加班加点，在家看稿。虽然他有不少研究成果和读书心得，但顾不上写成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的《赵守俨文存》，篇幅实在不多，但有不少学术质量很高的作品，可惜的是他还有许多研究的课题没来得及动笔。这是很大的损失。他的不少文章和为整理本古籍写的出版说明稿，是他整理古籍的部分成果和经验总结，对我们很有启发。对于今天我们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他对古籍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初步总结了许多经验。
守俨先生的许多文章，是在1978年“二十四史”出齐后才写的。他自己曾点校了《登科记考》和《朝野佥载》两部书，都是中华书局规划中的选题。《朝野佥载》是他策划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里的第一本书（《封氏闻见记》初版时还没有《丛刊》的计划)。我点校的《隋唐嘉话》也有幸和《朝野佥载》合印为一册同时出版。对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规划，我特别赞赏。后来守俨先生在《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一文中介绍说：
随笔通常也称为“笔记”……一般来说，可分两大类：谈学问的，记见闻的(还有一种属于短篇小说性质的，这里没有把它包括在内)。或称前者为“学术笔记”，后者为“史料笔记”，倒也名副其实……
由于笔记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很少印行，同时许多笔记只有丛书本，没有单刻本，现在不少图书馆规定，丛书不能零种出借，所以这套丛刊自面世以来很受读者——特别是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欢迎。（《赵守俨文存》216—218页）
笔记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内容非常复杂。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曾把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张舜徽先生《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讱庵学术讲论集》456页）也同此说，不知谁先谁后。最早用“笔记”作书名的是北宋人宋祁，他的书现称《宋景文笔记》，那是偏重考证的书。笔记和小说连称，大概始于南宋人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卷二，他举的例子是《嬾真子》，也是一本考据辨证性的书。民国初年进步书局编印了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之后，“笔记小说”的名称就流行起来了。嗣后“笔记小说”的名称被人用得越来越滥，如近年台湾某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收到了《韩诗外传》《曲海总目提要》等书，更是泛滥无边了。这对于古籍目录学造成了不小的混乱，给图书馆编目人员带来不少的麻烦，到底是小说呢还是史料笔记？
中华书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陆续编印了《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和《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到“文革”之后，又在守俨先生策划下，增添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这样就把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挑出来作为史料书单列一个系统了。守俨先生毅然决策，根据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有计划地把历代笔记分门别类地整理出版，得到了学者的欢迎。后来中华书局又策划了一套《学术笔记丛刊》，选收考据辨证性的笔记。我在文学编辑室时也把传奇、志怪类的书另行策划了一套《古小说丛刊》（现又改称为《古体小说丛刊》），试图对古籍的门类分得更细一些。《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现在陆续出了不少书，已经粗具规模，而最先出的《朝野佥载》也已重印，守俨先生开创这套丛刊的规划已经基本实现了。
守俨先生在工作中常是顾全大局，勉为其难，任劳任怨，分担责任。例如中华书局面临困境时，想到了重印旧版《辞海》的项目。守俨先生对此本来并不积极，但当印制中发现了一些敏感问题时，又是他想方设法，亲自动手，巧妙地修改了几条释文，才顺利通过了。
我和守俨先生都是1958年12月进中华书局的，但他在商务印书馆已经干了八年编辑工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当然是我们的老前辈了。据我所知，他在商务编发过不少书稿，包括有些科技方面的书。我曾问他，你的知识怎么那么广啊？他告诉我们：“在工作中学习么，就是硬着头皮看，不懂的东西多查书，多请教别人。”他本来是学经济学的，但对史学更有家学渊源，年轻时读过许多经典古籍，因此到中华书局古代史组来，就负责编发“二十四史”的工作，自然是得心应手、胜任愉快的。
我上中华书局报到时，先在古代史组帮忙，编发了一本中国历史小丛书。这可能是领导对我的一次考察，也可能是给我一次实习的机会。那时我对守俨先生还毫无印象，过几天我就到文学组去工作了。这是徐调孚先生早就说定的，本来要我去文学组，只是暂借给古代史组几天。后来才认识了守俨先生，慢慢地熟识了，有幸的是后来搬家到翠微路之后，我们成了邻居，两家人来往就多了。
守俨先生对我有不少帮助，有不少地方是对我的提携和鼓励。1989年，新中国建国四十周年，新闻出版署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其中古籍出版的一章，本该由他来写，但是他却推荐了我。我写的时候，就参考了他前几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基本构思就按照他的框架，他还给我出了不少主意。他的文章，也允许我随便引用。书中的那一章实际上是他和我合作的。1991年，中华书局总编室策划编写一个《古籍校点释例》，在他主持下讨论了一个大纲，校勘部分由我执笔，基本上是根据他拟定的“二十四史”点校凡例归纳而成的。这个《释例》在《书品》1991年4期上发表以后，岳麓书社的胡渐逵先生提了一条意见，守俨先生看过来信后，同意他的意见，把信交给我处理。除了给胡先生复信致谢外，我在《释例》里抽换了一个例句，可是并没有在书刊上发表。后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刊发这份《释例》时，编者不知道这件事，还是照初稿发了。我觉得没有完成守俨先生的委托，感到十分遗憾。
守俨先生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总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在我的印象中，守俨先生可说是和谐处事的典范。我在工作中也常得到他的支持和指点。当我偶有鲁莽的言行时，他还给我以及时的忠告。在我最后一次去安贞医院看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还是要多活动，才能保持身体健康。”这恐怕是他自己切身的体会和教训，可惜他领悟得晚了，对工作太投入了，鞠躬尽瘁，竟牺牲了健康。他对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贡献，对中华书局的贡献，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赵守俨先生辞世已经十三年（本文写作于2008年）了，我们还是时常提起他。不但我们曾与他共事的中华书局同仁，就是“局外”的许多作者，特别是曾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专家学者，也常提到他。而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程已经上马了，闻鼙鼓而思老将，我和大家一样，又想起了他。
赵守俨先生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付出了大半辈子的心血，这是与他共事的同仁所深知的。我大胆地说，虽然当时按领导的指示，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但实际上始终抓全面工作的是赵守俨。他不仅在制订规划、拟定凡例、邀请作者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逐卷、逐页地审读了北京点校各史的书稿和清样。我们知道，责任编辑最后的把关，往往是在看清样时能够发现各方面的问题，并逐一加以解决。他作为最终审读的责任者，总是能在关键时发现书稿中遗留的某些体例问题、技术问题和学术问题，作出最终的决定。我曾看到他多次拟定的点校凡例，一次一次地修订点校工作的若干具体细则，解决点校者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有些技术性的问题，往往也涉及到学术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对古籍整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话，恐怕是很难胜任的。
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前辈和老同仁，已经谈过很多。我对于“二十四史”的点校，基本上没有参与，只在1967年一度参与了《旧五代史》的点校。不过守俨先生多次制定的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规划和历程，我还是略知一二的。例如有一篇署名“东君”的《“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当时是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的，“东君”是陈乃乾先生的笔名，现在中华书局的同仁已经很少人知道了。其实守俨先生在他的《校史杂忆》里就谈过此事（《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1版，331页）。我们现在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时，就有必要重读一下他的《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和《校史杂忆——“二十四史”点校散记》两篇文章，这是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资料，记录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段重要历史。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赵守俨、翁独健、白寿彝、何英芳
今天要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就要知道它的成绩，也要知道它的不足；要借鉴它的经验，更要了解它的教训。许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守俨先生早已谈到了。他说：
我认为这套书至少有三点还是美中不足的，其一，1971年后点校的各史，版本对校方面择善而从，出校记，异文的处理脉络不清，无异于在旧本之外再增加一种较好的新本，对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其二，后期点校的书，未能通过本校、他校为读者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限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三，个别史的质量还不平衡。
后来他又说：“反对‘繁琐考证’给二十四史的点校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其一，是对于本校、他校的看法……当一九七一年“二十四史”恢复工作时，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文件中规定：只对于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可以进行“本校”、“他校”，把工作范围缩得很小。在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实际做的工作比它要广泛得多。但即使如此，距离最初的要求也打了相当的折扣。
其二，是对版本的处理……一九七一年文件中规定：版本上的异文，择善而从，不在校勘记中说明。后来点校的史书大致是按这一规定处理版本异文的，这样某字某句究竟从了哪种本子，何以从它，读者都无从知道。北京点校的各史于此略有突破。记得那时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所从的本子似“非”而实“是”，还要写出校勘记说明情况，包括选择的理由。这究竟是少数。（《赵守俨文存》332—333页）
在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实际做的工作比它要广泛一些，还是尽可能做了一些细小的补救。这一点小小的变动，还是几位老专家和守俨先生及责任编辑冒着风险巧妙抵制的结果。他特别提到“北京点校的各史”，因为上海“四人帮”的亲信控制得更严，而上海承担的五史又分量很大，催办更急，我们对此应该充分理解。今天，我们有条件来弥补守俨先生的遗憾，实现他的遗愿了。
守俨先生一心为“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作奉献，真是竭精殚虑，鞠躬尽瘁。我们都知道他夙夜奉公，经常在晚上加班加点，在家看稿。虽然他有不少研究成果和读书心得，但顾不上写成文章。现在我们看到的《赵守俨文存》，篇幅实在不多，但有不少学术质量很高的作品，可惜的是他还有许多研究的课题没来得及动笔。这是很大的损失。他的不少文章和为整理本古籍写的出版说明稿，是他整理古籍的部分成果和经验总结，对我们很有启发。对于今天我们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他对古籍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初步总结了许多经验。
随笔通常也称为“笔记”……一般来说，可分两大类：谈学问的，记见闻的(还有一种属于短篇小说性质的，这里没有把它包括在内)。或称前者为“学术笔记”，后者为“史料笔记”，倒也名副其实……
由于笔记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很少印行，同时许多笔记只有丛书本，没有单刻本，现在不少图书馆规定，丛书不能零种出借，所以这套丛刊自面世以来很受读者——特别是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欢迎。（《赵守俨文存》216—218页）
《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唐]刘餗、张鷟撰，程毅中、赵守俨点校
笔记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内容非常复杂。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曾把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张舜徽先生《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讱庵学术讲论集》456页）也同此说，不知谁先谁后。最早用“笔记”作书名的是北宋人宋祁，他的书现称《宋景文笔记》，那是偏重考证的书。笔记和小说连称，大概始于南宋人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卷二，他举的例子是《嬾真子》，也是一本考据辨证性的书。民国初年进步书局编印了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之后，“笔记小说”的名称就流行起来了。嗣后“笔记小说”的名称被人用得越来越滥，如近年台湾某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收到了《韩诗外传》《曲海总目提要》等书，更是泛滥无边了。这对于古籍目录学造成了不小的混乱，给图书馆编目人员带来不少的麻烦，到底是小说呢还是史料笔记？
中华书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陆续编印了《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和《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到“文革”之后，又在守俨先生策划下，增添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这样就把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挑出来作为史料书单列一个系统了。守俨先生毅然决策，根据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有计划地把历代笔记分门别类地整理出版，得到了学者的欢迎。后来中华书局又策划了一套《学术笔记丛刊》，选收考据辨证性的笔记。我在文学编辑室时也把传奇、志怪类的书另行策划了一套《古小说丛刊》（现又改称为《古体小说丛刊》），试图对古籍的门类分得更细一些。《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现在陆续出了不少书，已经粗具规模，而最先出的《朝野佥载》也已重印，守俨先生开创这套丛刊的规划已经基本实现了。
守俨先生在工作中常是顾全大局，勉为其难，任劳任怨，分担责任。例如中华书局面临困境时，想到了重印旧版《辞海》的项目。守俨先生对此本来并不积极，但当印制中发现了一些敏感问题时，又是他想方设法，亲自动手，巧妙地修改了几条释文，才顺利通过了。
我和守俨先生都是1958年12月进中华书局的，但他在商务印书馆已经干了八年编辑工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当然是我们的老前辈了。据我所知，他在商务编发过不少书稿，包括有些科技方面的书。我曾问他，你的知识怎么那么广啊？他告诉我们：“在工作中学习么，就是硬着头皮看，不懂的东西多查书，多请教别人。”他本来是学经济学的，但对史学更有家学渊源，年轻时读过许多经典古籍，因此到中华书局古代史组来，就负责编发“二十四史”的工作，自然是得心应手、胜任愉快的。
我上中华书局报到时，先在古代史组帮忙，编发了一本中国历史小丛书。这可能是领导对我的一次考察，也可能是给我一次实习的机会。那时我对守俨先生还毫无印象，过几天我就到文学组去工作了。这是徐调孚先生早就说定的，本来要我去文学组，只是暂借给古代史组几天。后来才认识了守俨先生，慢慢地熟识了，有幸的是后来搬家到翠微路之后，我们成了邻居，两家人来往就多了。
守俨先生对我有不少帮助，有不少地方是对我的提携和鼓励。1989年，新中国建国四十周年，新闻出版署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其中古籍出版的一章，本该由他来写，但是他却推荐了我。我写的时候，就参考了他前几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基本构思就按照他的框架，他还给我出了不少主意。他的文章，也允许我随便引用。书中的那一章实际上是他和我合作的。1991年，中华书局总编室策划编写一个《古籍校点释例》，在他主持下讨论了一个大纲，校勘部分由我执笔，基本上是根据他拟定的“二十四史”点校凡例归纳而成的。这个《释例》在《书品》1991年4期上发表以后，岳麓书社的胡渐逵先生提了一条意见，守俨先生看过来信后，同意他的意见，把信交给我处理。除了给胡先生复信致谢外，我在《释例》里抽换了一个例句，可是并没有在书刊上发表。后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刊发这份《释例》时，编者不知道这件事，还是照初稿发了。我觉得没有完成守俨先生的委托，感到十分遗憾。
守俨先生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总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在我的印象中，守俨先生可说是和谐处事的典范。我在工作中也常得到他的支持和指点。当我偶有鲁莽的言行时，他还给我以及时的忠告。在我最后一次去安贞医院看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还是要多活动，才能保持身体健康。”这恐怕是他自己切身的体会和教训，可惜他领悟得晚了，对工作太投入了，鞠躬尽瘁，竟牺牲了健康。他对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贡献，对中华书局的贡献，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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