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月17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二十三。按照北方传统习惯，此时应该还没走出春节的喜庆。但是在威海刘公岛上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边是日舰编队从威海北口徐徐驶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下令旗舰“松岛”舰奏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舰上的日本水兵欢呼雀跃；另一边，北洋的官兵们站在被降下黄龙军旗、拆去武器的军舰甲板上，看着日本人在自己的舰上升起了“膏药旗”。曾经樯橹如云、旌旗当空的北洋海军，至此不再存在。
在近代中国的各场对外战争中，甲午战争有一项特点可谓独一无二，即海战在战局中所占分量甚大，亦备受后人关注。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孱弱的清朝旧式水师根本无力抗衡英法侵华舰队，几乎没有哪场海战值得一提；中法战争中，清朝的近代海军建设初见成效，而马江海战固然壮烈，却近乎一边倒的屠杀；石浦海战规模甚小，向来少有人知。而在甲午战后直至抗战，中国海军的实力始终没有恢复甲午战前的水平，海防更多地倚仗炮台，“宁海”“平海”“中山”等中国军舰的敌手更变成了日军飞机，传统海战甚为少见。
甲午战争则大不相同。其时北洋海军正在鼎盛时期，当仁不让地成为战争中的一大要角。就军事战略而言，日方的一大目标在于摧毁北洋海军，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发起辽东、山东之战的主要目标也是拔除旅顺与威海两大海军基地。就历史记忆而言，黄海海战、丁汝昌、邓世昌、“定远”舰、“致远”舰这些名词，对国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因此，“甲午海战”这一表述在国内甚为流行，甚至常被不适当地用作甲午战争的代名词。这种情形，很可能是受到了文艺领域的影响——第一部以“甲午海战”为名的作品，应是海军文工团1962年创作的话剧（改编自著名电影《甲午风云》）。此后，以此为名的文艺、学术作品层出不穷。
陈悦先生近著《甲午海战》（中华书局2024年版），代表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新高度。本书初版原名《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4年更名《甲午海战》修订再版。时隔十年，作者吸收新出史料与研究再作修订，让本书的水平更进一步。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前辈学者姜鸣先生曾说，“在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研究者队伍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几位重量级的学者，都是业余玩票的‘票友’，他们不在历史研究的专业机构供职，却将海军史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并将作者举为代表之一。确实，作者与身为国企高管的姜鸣先生一样，尽管在某些高校或科研机构兼职，毕竟不是专职研究者。而在国内海军史学界，两位的名气可谓如雷贯耳。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在国内学界，军事史长期是一个相当边缘化的领域，甚至往往被视为政治史的附庸，少有学者会选择专治军事史。海军史更是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门类，研究起来绝非易事。正如另一位海军史研究“名票”马幼垣先生所说：“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写海军史不从科技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落为重心失调的货色。”而且，海军技术与战术日新月异，即使是今天的海军军人，对百余年前的舰炮、鱼雷、装甲、轮机技术或是横队、纵队、冲角、跳帮战术，也未必多么熟悉。马先生曾如此锐评21世纪前国内海军史研究缺乏军事本位的通病（其实今日也不乏这样的研究）：“不懂海军，不管舰只与武器，不理战术和战事，甚至连舰和船也分不清，而只讲人事、制度、经费、政治背景者都可以在行内大肆活动一番。这样写出来的不是海军史，而是带有海军成分的政治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等。”相反，作者这样的“票友”出于浓厚的情怀，能够不惜成本地投入精力钻研，因而在海军史研究中大放异彩。自1999年创办“北洋水师”网站以来，作者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已有二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史料二十余部，被马先生称许为“推动新境拓展的功臣”。
作者对海军史的研究，是从军舰史开始起步的。自2002年参与复制“定远”舰的论证，到2005年起在《现代舰船》杂志连载中国近代军舰舰史，再到将这些文章陆续结集为《北洋海军舰船志》《清末海军舰船志》《民国海军舰船志》等专著，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当然，作者眼中绝非“只见军舰，不见海军”，这样的微观研究终究要为更宏大的计划服务，即围绕海战探讨中国近代海军的成败得失。从《碧血千秋》到《甲午海战》，体现出作者在这一方面孜孜不倦的追求。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不平静的半岛”从甲午开战写到黄海（大东沟）海战前夕，主要围绕中日双方的海军运动，重头戏是作为甲午海上首战的丰岛海战。第二章“大海战”集中讲述黄海海战的全过程，无论主题还是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都无疑是全书的重中之重。第三章“远东直布罗陀的陷落”、第四章“日落威海卫”分别叙述旅顺、威海两大海军基地的陷落。第五章“龙旗凋零”则聚焦于北洋海军的覆没，即从威海陷落后困守刘公岛直至无奈投降。
在此试归纳本书的若干特点。其一是技术层面极为“硬核”。如前所述，国内早期海军史研究的一大弊病在于未能深入探讨海军技术。而作者此前曾一艘艘盘点中国近代军舰，对相关技术的挖掘用功甚勤。在此基础上讨论战术及其得失，方能不似纸上谈兵，令人信服。正如姜鸣先生在序言中所说：“陈悦早年对近代军舰发展史所做的扎实研究，使得他在研究海战时，就能有效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其二是征引史料相当丰富，中、日、西文兼具，并且注意采用新见史料。譬如，在日军战史方面，本书在着重使用日本军令部所编公刊战史《廿七八年海战史》的同时，也使用了目前学界利用较少的内部版本《征清海战史》以及原始材料《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史编纂准备书类》。如第二章全文引用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前发布的《战术规则》，便出自《征清海战史》。在中方史料方面，则频繁引用近年发现的佚名北洋海军军官所著《甲午日记》，亦能提供诸多新知。
其三是有针对性地颠覆了诸多陈说。关于北洋海军，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不少戏剧性强但并不可靠的记载，经过诸多书籍陈陈相因的引用甚至渲染，成为一种为人熟知的“神话”，如“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尾炮退敌”，“定远”舰在黄海海战中“飞桥震飞”。在本书中，作者一一从史源与技术角度出发，正本清源地对它们做了纠正。
其四是文字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本书虽是注释完备的学术著作，但笔法流畅，可读性极强，即使是非专业读者，也不会觉得有多高的阅读门槛。而且，全书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对当年清军将士的深切同情，不少文字读来令人动容。
作者在本书的“引子”中写道：“与甲午战争陆地战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截然不同，正如当时日本方面自己所述的那样，日本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敌手。”北洋海军尽管最终全军覆没，但已是与日军实力差距最小的一支清军部队，奋战情形也最为英勇。也许正因为如此，国人始终对“甲午海战”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大约每个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或爱好者心中，都有复盘甲午中日海上交锋的心愿。犹记二十多年前的网络时代早期，各大军事论坛上就不乏军迷热烈的讨论。时过境迁，随着国力的上升，人们对这段史事理应抱有更平和的心态，而相关研究则更有必要追根究底。本书的扉页印着一行文字：“谨以此书纪念甲午海战130周年”。这是最好的纪念，相信这样的纪念不会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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