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文本，走出被“神化”的陶渊明 | 评顾农《归去来》
评论内容：
隋唐以降，陶渊明诗名渐高。学界认为，自宋、明学者的“达道”论辩之后，陶渊明逐渐被“圣贤化”，其诗文也随之“经学化”。对陶学而言，祛魅求真依然是主流的研究路向之一，顾农先生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就是循此而行的最新成果。
在对陶渊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广为流传且至今还有不少陶学专家推崇的观点，就是陶渊明忠于东晋而反对刘裕纂权的“忠愤说”。陶渊明也由“古今诗人隐逸之宗”变成了东晋的忠臣和遗民，开启了通向“圣贤”之路。对此，顾先生首先回归文本，由章法而语词，对《述酒》诗进行了逐句解析，指出：
《述酒》一诗以酒为中心展开其叙达，采用的咏物辞赋中常见的放射性章法，其中的“山阳归下国”一句大约确有点影射当时政治的地方，但此诗并非全谈政治，大部分诗句谈的只是陶渊明最为热爱的酒，山阳公一事不过是顺便提到一下，略抒其感慨而已。
这一点前贤时修很少予以明确。
其次，顾先生又联系陶渊明的仕宦、交游经历指出：“将陶渊明形容成东晋王朝的忠臣，就无法解释他曾经为桓玄效力，特别是无法解释他在桓玄得志之时多次流露出山的意向。”这一点可谓直指要害。
再次，顾先生从更宏阔的中国文化史和士人心灵史视角出发，指出：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抵有这样一种本领，他们固然并不超越于政治之外，但也不怕改变自己的立场；中古时期的士人尤其往往无特操，善卷舒，否则就很难安身立命。陶渊明在这一方面也颇具典型，其人其作之深得人心，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点堪称深切著明。
文本、主体、文化三者结合的系统性诠释，“忠愤说”自然摇摇欲坠。
回到诗歌本身，陶渊明的《述酒》诗非但没有多少微言大义，而且在艺术上也不见得高明。顾农先生指出，该诗“只是从酒出发一味浮想联翩，许多话说得含糊曲折，近于谜语，令读者很难读明白”“在艺术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平均水平”；与其相类还有《止酒》，它们都是陶渊明不成功的“创新实验”。这一看法或有异议，但启人思忖。回归文本，破除过度诠释的迷障，才能将陶学“从晋宋易代的解释框架中完全解放出来”，走出被“神化”的陶渊明的背影，气定神闲地平视其人其心、其诗其文。可见，顾农先生誓寻“不一样的陶渊明”，并非强出机杼，耸人心目，而是找回“真实的陶渊明”。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是顾农先生陶学论著的结集，内中既有新篇，也存旧秩，其体例不似一般学术著作那样严整精密，但浑朴通透的文风一以贯之，睿思洞见亦触处可见，其中尤可表出者，至少有三端。
第一，以小见大。如，《归去来兮辞》“僮仆欢迎”一句，陶集注本多不出注。顾先生在书中博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三国志·吴书·陈武传》《颜氏家训·涉务》《宋书·王弘传》及《陶潜传》等载籍，指出汉晋以来的“僮仆”又称“僮”或“僮客”，是“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子，替主人种田、经商、从事各种家务劳动”，任务繁重，还常常受到主人的虐待，相当痛苦。南朝大诗人谢灵运就曾经擅杀僮仆，但陶渊明对“僮仆”则怀有人道主义精神，认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两相比较，陶渊明无疑具有“仁者爱人”的高尚风范。由“僮仆”的词义来彰显陶渊明的仁爱心性，可谓善于摅思者。
第二，以古喻今。顾先生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体认，常常落实于当下，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却如玉盘落珠，振聋发聩。如在解读《饮酒诗》其五时，顾先生说：“无所为而为乃是所谓‘心远’的一大要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还劝那些急功近利以至于气急败坏的朋友‘悠着点儿’。”这是以陶渊明的生命领悟提醒世人不要竞于驰骛，可谓深悯于世者。
第三，“以鲁释陶”。顾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治学领域囊括古今，在中古文学、鲁迅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卓越成就，是当代罕见的古今兼通的学者。在本书中，顾先生时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诠解陶渊明及其诗文。如，论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哲人卷舒”的心态，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话：“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信手拈来，妙合无痕。该书附录收有《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一文，可见顾先生的“以鲁释陶”已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谓戛戛独造者。
顾农先生深耕陶学，屡出新篇，两度结集，从2013年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到2023年面世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时间跨度正好十年。合观顾先生两部陶学专集，其运思之自然，其执笔之浑朴，其识见之深厚，一脉贯注，自有不可及者，值得精鉴深味。
（本文原载《长江日报》2023年10月17日第11版，题为《顾农写出“不一样的陶渊明”》，今题为编者所拟）
陶渊明归隐之前曾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文坛上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时尚。但是后来地位越来越高，从“隐逸诗人之宗”一变而为东晋之忠臣和遗民，一位传统政治道德的标兵。
本书在两卷十二章的篇幅里，以诗文补史，讲述陶渊明反复出仕、反复归隐的人生轨迹，分析其思想的庞杂性、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以期还原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一个生活在人间的切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我们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读得懂他——热爱生活，视死如归。
“五斗米”并非实写
隋唐以降，陶渊明诗名渐高。学界认为，自宋、明学者的“达道”论辩之后，陶渊明逐渐被“圣贤化”，其诗文也随之“经学化”。对陶学而言，祛魅求真依然是主流的研究路向之一，顾农先生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就是循此而行的最新成果。
回归文本是陶学的基本思路。顾先生在书中谈到咏史诗时，巧妙地化用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概念，借以阐释古代咏史诗的两种模式和路径：“一种是所谓‘漫然咏史’，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著名事件用诗句或押韵的文句加以敷衍，咏叹一番。”此即“无我之境”；“另一种则把自己摆进去发表感慨”，此即“有我之境”。进而，顾先生指出，在陶学史上一直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把“无我之境”的文本误作“有我之境”，凭空起意，追索所谓的微言大义，拔高甚至神化陶渊明及其诗文。对于此弊，顾先生提出的拨乱反正之道是“直接面对原作”，无论是探寻陶渊明的人生，还是揭橥陶渊明的思想，抑或是解析陶渊明的诗文，先生均坚持此一方法论，并且提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见解。
陶渊明的生平事历中，“不为五斗米折腰”最为后人称誉，可是“五斗米”的含义，古今颇多异说。顾先生在梳理、辨析了数种代表性的意见后指出：“道徒说”未见依据，无从采信；“官俸说”流传不衰，不为无据；“食量说”通达合理，最宜参用；更重要的是，所谓“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是一种“诗化的语言”，不能“呆看”，其意思是“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乡里向乡里小人”。这一解释虽然建基于前贤之论，但注意到了陶渊明此言的文本语境，并点出其管钥在于该词并非实写。这个思路令人耳目一新，结论也让人钦服。
走出被“神化”的陶渊明
在对陶渊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广为流传且至今还有不少陶学专家推崇的观点，就是陶渊明忠于东晋而反对刘裕纂权的“忠愤说”。陶渊明也由“古今诗人隐逸之宗”变成了东晋的忠臣和遗民，开启了通向“圣贤”之路。对此，顾先生首先回归文本，由章法而语词，对《述酒》诗进行了逐句解析，指出：
《述酒》一诗以酒为中心展开其叙达，采用的咏物辞赋中常见的放射性章法，其中的“山阳归下国”一句大约确有点影射当时政治的地方，但此诗并非全谈政治，大部分诗句谈的只是陶渊明最为热爱的酒，山阳公一事不过是顺便提到一下，略抒其感慨而已。
这一点前贤时修很少予以明确。
其次，顾先生又联系陶渊明的仕宦、交游经历指出：“将陶渊明形容成东晋王朝的忠臣，就无法解释他曾经为桓玄效力，特别是无法解释他在桓玄得志之时多次流露出山的意向。”这一点可谓直指要害。
再次，顾先生从更宏阔的中国文化史和士人心灵史视角出发，指出：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抵有这样一种本领，他们固然并不超越于政治之外，但也不怕改变自己的立场；中古时期的士人尤其往往无特操，善卷舒，否则就很难安身立命。陶渊明在这一方面也颇具典型，其人其作之深得人心，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点堪称深切著明。
文本、主体、文化三者结合的系统性诠释，“忠愤说”自然摇摇欲坠。
悠然见南山（[清]石涛《陶渊明诗意图》，故宫博物院藏）
回到诗歌本身，陶渊明的《述酒》诗非但没有多少微言大义，而且在艺术上也不见得高明。顾农先生指出，该诗“只是从酒出发一味浮想联翩，许多话说得含糊曲折，近于谜语，令读者很难读明白”“在艺术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平均水平”；与其相类还有《止酒》，它们都是陶渊明不成功的“创新实验”。这一看法或有异议，但启人思忖。回归文本，破除过度诠释的迷障，才能将陶学“从晋宋易代的解释框架中完全解放出来”，走出被“神化”的陶渊明的背影，气定神闲地平视其人其心、其诗其文。可见，顾农先生誓寻“不一样的陶渊明”，并非强出机杼，耸人心目，而是找回“真实的陶渊明”。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诠解陶渊明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是顾农先生陶学论著的结集，内中既有新篇，也存旧秩，其体例不似一般学术著作那样严整精密，但浑朴通透的文风一以贯之，睿思洞见亦触处可见，其中尤可表出者，至少有三端。
第一，以小见大。如，《归去来兮辞》“僮仆欢迎”一句，陶集注本多不出注。顾先生在书中博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三国志·吴书·陈武传》《颜氏家训·涉务》《宋书·王弘传》及《陶潜传》等载籍，指出汉晋以来的“僮仆”又称“僮”或“僮客”，是“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子，替主人种田、经商、从事各种家务劳动”，任务繁重，还常常受到主人的虐待，相当痛苦。南朝大诗人谢灵运就曾经擅杀僮仆，但陶渊明对“僮仆”则怀有人道主义精神，认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两相比较，陶渊明无疑具有“仁者爱人”的高尚风范。由“僮仆”的词义来彰显陶渊明的仁爱心性，可谓善于摅思者。
[元]钱选《归去来辞图卷》（局部）
第二，以古喻今。顾先生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体认，常常落实于当下，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却如玉盘落珠，振聋发聩。如在解读《饮酒诗》其五时，顾先生说：“无所为而为乃是所谓‘心远’的一大要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还劝那些急功近利以至于气急败坏的朋友‘悠着点儿’。”这是以陶渊明的生命领悟提醒世人不要竞于驰骛，可谓深悯于世者。
第三，“以鲁释陶”。顾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治学领域囊括古今，在中古文学、鲁迅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卓越成就，是当代罕见的古今兼通的学者。在本书中，顾先生时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诠解陶渊明及其诗文。如，论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哲人卷舒”的心态，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话：“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信手拈来，妙合无痕。该书附录收有《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一文，可见顾先生的“以鲁释陶”已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谓戛戛独造者。
顾农先生
顾农先生深耕陶学，屡出新篇，两度结集，从2013年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到2023年面世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时间跨度正好十年。合观顾先生两部陶学专集，其运思之自然，其执笔之浑朴，其识见之深厚，一脉贯注，自有不可及者，值得精鉴深味。
（本文原载《长江日报》2023年10月17日第11版，题为《顾农写出“不一样的陶渊明”》，今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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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之前曾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文坛上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时尚。但是后来地位越来越高，从“隐逸诗人之宗”一变而为东晋之忠臣和遗民，一位传统政治道德的标兵。
本书在两卷十二章的篇幅里，以诗文补史，讲述陶渊明反复出仕、反复归隐的人生轨迹，分析其思想的庞杂性、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以期还原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一个生活在人间的切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我们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读得懂他——热爱生活，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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