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专题︱徐俊：王仲荦先生与“南朝五史”点校
评论内容：
在1963年秋王仲荦先生等借调进京之前，“南朝五史”点校工作主要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曾经由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学者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
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东大学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一次是1962年1月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一次是1963年7月的“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文，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借调进京，王仲荦先生承担《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陈书》，完成点校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梁书》，基本完成点校，但未能定稿。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借调进京，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进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翠微校史”期间，《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王府井36号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在1984年接受采访，曾经对三次集中校史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谈谈我的治学经过》，《文史哲》1984年第3期，《文史知识》1985年第4期，二者有详略差异），他说：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3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三次校点工作，王仲荦先生参与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翠微校史
翠微校史从1963年秋冬外地学者陆续进京，到1966年春夏“文革”爆发前解散，前后接近三年的时间。在外地校史专家基本到齐后，11月15日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召集召开了翠微校史第一次座谈会，顾颉刚先生日记有简单记录：“到人大会堂，浙江厅谈话，新疆厅进食。”宋云彬先生日记：“下午三时，赴人大浙江厅，谈二十四史点校问题，周扬、齐燕铭等均参加，即在新疆厅晚餐。”档案所存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领导包括：周扬、杨秀峰、齐燕铭、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吴晗、王益，校史专家包括：顾颉刚、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卢振华、邓广铭、罗继祖、翁独健、隋树森、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刘乃和、宋云彬、马宗霍、陈乃乾，中华书局领导及工作人员：金灿然、萧项平、赵守俨、陈振（秘书），此外还有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富恒。名单中没有王仲荦先生，因为王先生11月底才到京报到。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到京后，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但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在1964年4月23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座谈会上，王仲荦先生谈了如下认识：
郑（天挺）老说工作范围要明确，这很重要。《南史》可以搞二、三年，也可以搞二十年，其间伸缩性很大，我们搞的本子是要求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在二十四史当中，南北朝七史，可作为一类，情况和旁的史不一样。过去一般都是以南北史校七史，我这次用《册府元龟》对了一下，得了个经验，就是不能轻易用《南史》改宋、齐、梁、陈书。《册府元龟》中南北史部分，多用八书，从文字上说，虽不及《南史》、《北史》，但原貌确实如此，有的地方还可能恢复四史原文。因此，我就先用殿本，百衲本、局本（局里请人代校）互校，在类书方面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为主。目的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校勘記要有个范围，太繁了作用不大。副产品可以集起来单行。校記如何掌握繁简适中是个问题，分段还要照顾到版式，各史对校深浅不一，如何做法也要明确。校勘记的写法，经验很少。希望能取经。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请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2日），可见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关注。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1963年12月25日），《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三百二十四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候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汇报》，1964年5月14日）。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不久前又承柴念东先生赐示柴德赓先生参加讨论时做有笔录的《南齐书》样稿，显现出大家对校勘取舍分寸的分歧和讨论。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又对《南齐书》重新进行全书标点。据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6月25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7月8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8月8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
9月5日，“王仲荦先生于7月31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 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
从1963年11月底到京，到第二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王先生自己承担的《南齐书》在标点校勘和校勘记撰写等方面都比较顺利，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则相对滞后。在《南齐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梁书》《陈书》的进度差不多要晚近一年的时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9月5日）记录：
卢振华先生于8月20日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其间一大部分时间在写讲义，按他的计划，8月22日开始授课，9月底前把五周的授课任务完成，赶回来参加国庆。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
其他一些大部头史书如刘节先生承担的《旧唐书》、罗继祖先生承担的《宋史》遇到的问题更多，进度更缓慢。
承担齐、粱、陈三书编辑工作的是宋云彬先生，这时候宋云彬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南齐书》从1964年7月底王仲荦先生开始分批交稿，到1966年3月完成付型清样，宋先生经手约一年半时间。《陈书》从1965年7月开始看稿，修改校勘记文字，到1966年6月完成复校付型，宋先生经手约一年时间。《梁书》从1965年8月参与与卢振华商谈校勘记写法，1966年3月开始审改第一卷校勘记，到5月3日至5日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校勘记，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前奏了。
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时间的情况，除了记录上面说到的工作进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问题以及与这些校史学者的交往。宋先生看完《南齐书》全部五十九卷之后，又用一周时间复看，做付排准备，“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5月10日），“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5月17日）。与王仲荦、张维华先生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王仲荦先生交来《南齐书》《陈书》出版说明，宋先生召集本组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讨论修改。到1966年初，看《南齐书》清样，还不断发现问题：“上午看《南齐书》校样如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1月31日）。有一段时间宋先生“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有些问题虽然小，如“《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守俨先生都是上门与宋先生商定。
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互相之间偶尔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1966年7月9日宋云彬先生日记：“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革”前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最后记录。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外地学者中，郑天挺、刘节两先生都已年过花甲，王仲荦、唐长孺、卢振华等先生都是五十多岁，正当壮年。在京校史期间，他们一般都还兼顾学校的教学，王先生承担着山大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批改研究生论文，几位研究生也来京听王先生指导。唐长孺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甚至就是在翠微路完成的论文答辩。《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中不乏他们工作生活情况的琐碎细节：
《二十四史校点工作简报》（1964年4月8日）：
调京负责校点各史的同志于二月上旬回家度假，二月下旬以后已陆续返京。
大家的情绪基本上是稳定的，都在安心地从事校点，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八小时，有时甚至超过，对于我们在生活上的安排也表示满意。为了这些同志工作和学习上的便利，我们在今年年初还特为他们设立了图书室和会议室。
校点《梁书》的卢振华曾经表示，原来思想上以为校点工作纯粹是为人民服务，学术上不会有多少收获。但通过工作实践，已改变这种想法，认为这次校点是有成绩、有收获的。……
……王仲荦也非正式地表示过，他的爱人教中学，工作岗位离不开，她本人有病，孩子又小需要照顾，如果他本人长期留在北京，家庭问题难于解决。……仅向他们表示，这是中宣部交下的任务，中华书局不能擅作决定。
有些同志感到生活比较单调，业余时间，除了散步、读书或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日）：
五月份下半月……二十五日下午与本组到北海公园举行一次联欢会。……其余各位先生的时间都比较集中的在搞工作。
身体、精神方面都比较正常，思想也比较安定。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和长一些。……
张维华先生在校勘《陈书》工作中碰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古今字、避讳字、异体字等问题，希望开次会研究解决。《陈书》的版本校勘，殿本已校完。
《南齐书》——王仲荦先生已写好第一、二卷校勘记交组审阅，他继续写下去。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2日）：
六月上旬，二十四史校点工作除山东大学王仲荦等三位和武大唐长孺先生等在为毕业生看毕业论文外，罗（继祖）先生去医院拔两次牙，刘节先生血压略有上升，郑（天挺）先生和王永兴先生身体较好，工作正常进行。
《南齐书》——王仲荦先生将第一、二卷校勘记交组审阅后，即再没有写下去，先进行标点，现已标至第八卷。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25日）
六月中旬以来，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有几位在我们的要求下，提出了一卷或二卷校勘记样稿准备打印传阅，留作本月底或下月初开会讨论。其中有《南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周书》等。
王仲荦先生的大女儿放暑假后要来京住几天，再和王先生一同回济南，已经王春同志同意给写了一封证明信给他女儿的学校——山东医学院。（赵守俨批注：此是为了买半价车票。）
《南齐书》——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7月8日）
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出勤人数比较齐全，除个别同志曾外出参加会和听报告，一般都在家工作。
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唐长孺先生因为怕热，已由三楼的南面搬到一楼的北面。王仲荦先生的研究生于本月十日前有两位回济南去。
准备开会时讨论用的校勘记样稿，到现在为止，只打印好《南齐书》、《宋史》等两种，《旧唐书》的校记刘先生交来后，经过提意见，修改后又已交来，尚在复查中。《明史》的校勘记，郑先生交来第十卷一卷为样稿，约六十条。
各大专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快到了，校点二十四史的各位先生在暑假中有这样打算。……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八月八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卢振华先生说，山大二十二日放暑假，在放暑假前把《梁书》与《册府元龟》的工作结束一下。暑假期间他在京写讲义，于八月二十七日到济南去上课，五周的教学任务完成后，争取在九月底前赶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张维华不走。王永兴的爱人和二个女孩、四个男孩于本月二十日左右到京，恐怕最少还需要给他准备两间房子。
《陈书》——张维华先生在与《南史》对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陈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张元济、张森楷等校勘记、《魏晋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现在进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约十种书也就差不多了。他一再说这一工作非常细致，与教书不同，不作这一工作不能体会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的做过，他说他半生以来读书，没有这两个月来的读书之细致，收获相当大。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9月5日）
王仲荦先生于七月卅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 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王仲荦先生之前嘱将《宋书》先托张义鹏进行版本校勘，现已校完，于九月三日送来，附校记壹百壹拾贰页。是否需要将这情况告诉王先生知道，或者将书或校记寄给他，他今年不可能来的。（赵守俨批注：王仲荦十一月初来，来后再交给他。）
赵守俨先生1965年3月3日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的一些情况的汇报》中说：
王仲荦血压增高，思想上颇恐慌，拟回济南休息一个时期，本月三日离京。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回来。他推荐了两个人：（1）卞孝萱，近代史所青年研究人员，本已参加四清，因病调回，所里没什么事可做。本人表示愿意帮我们做些工作。据王说可以担任南北朝及隋唐史的助手，卞是搞考据的。此人似还合适，如拟考虑调用，似应对于他从乡下回来的原因了解清楚。（2）朱季海（原名学浩），王的同学，章太炎晚年弟子，长于楚辞（有《楚辞解故》在上编出版），经学、小学、古史亦较熟悉。据说水平不错，政治上没什么问题。惟思想甚陈旧，十几年来迄未参加工作，现在很穷。此人对于二十四史的工作恐不合适。
显然，“翠微校史”不是政治的避风港，《在京参加校点二十四史的同志座谈一年来的思想收获》（《情况反映》第1期，1966年2月8日）记载：“今年年初，我们邀集现在我局参加校点二十四史的同志，座谈1965年的思想收获。在这次漫谈中，他们就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可以看出，个别人对当前学术界展开的大论战还有糊涂思想，多多少少有些抵触情绪。”文中摘引了王仲荦先生的发言：
一年来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抓得比较紧。听了许多以前听不到的报告，政治敏感性强了。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自己就注意了，说明没有掉队，但也不是站在前面，虽然跟得上，却有些累。看了姚文元、方求的文章，都有这种感觉。我的备战思想不强，总是和平麻痹，这方面的“跟”要比学术思想的“跟”吃力。
这里姚文元的文章指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方求的文章指1965年12月29日发表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零星琐碎的记录，稍稍反映出王先生当时的身体和心情，政治学习的“跟”比学术思想的“跟”吃力，说得很形象，现在读来还不难感到他在政治高压下的进退两难。我翻阅当年的校史档案，深深感到这些先生进京校史，不仅有学术的贡献，还有人生的奉献。
离开翠微路之后，对翠微校史生活留下完整文字记述的只有罗继祖先生。罗先生《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之《涉世琐记》下篇有《翠微校史》一节专谈其事，这里只看关于日常情状的部分：
在局期间与同事诸公相接，居同楼，食同桌，其乐颇为平生未有。顾颉刚先生虽未总校史事，然每来书局必与我接谈，告我人老需助手，而合适助手难得，方正在研究《尚书》。唐（长孺）张（维华）两公有书画癖，每游琉璃厂宝古斋（时都门古玩店以宝古最大），张尤好搜罗鲁省文献，有所撰述。……
在京时偶尔偷闲作书画，为诸公所赏。为仲荦教授画扇面，仲荦持归示童书业教授，童固能画者，蒙其赞赏，以所著《南画研究》一帙见赠。后我于《枫窗脞语》中对《南画研究》有评论，教授已不及见矣。仲荦曾要我画一幅《翠微校史图》，因匆匆离去未能画。……
这里记录了罗继祖、王仲荦、童书业三位先生之间的书画缘和学术交往，虽简略而更显珍贵。作为翠微校史当事人，罗先生的叙述，说明“翠微校史”之说正出自王仲荦先生，不是后人的追述建构，当年的翠微路2号院，以及先生们游踪所及的玉渊潭、陶然亭、琉璃厂，都曾是“翠微校史图”的背景。
王府井校史
1971年，在毛主席批示、周总理部署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得以重启。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的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毛主席并获批示同意后，给周总理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指出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当天批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4月25日，中华书局上报《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材料，向中央提交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5月14日，报告得到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毛主席批示“同意”，王府井校史的序幕拉开。
中华书局在上报的《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中，再次提出借调学者进京校史。这次发出调函的不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出版口。国务院出版口是“文革”期间主管全国出版工作的机构，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同年10月根据周总理指示，与“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合并，成立“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隶属国务院值班室领导。档案所存空白调函加盖的就是“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大红印章，落款时间1971年6月10日。
________革命委员会：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要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的指示精神，我们向中央作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同意”。
为了早日完成这项工作，需请有关省、市支援人员参加校点。经了解，_________大学_________可以担任此项工作，希给予大力支持。如同意，请即通知_________于六月底以前，持所在单位介绍信到北京中华书局报到（人民路三十六号，即王府大街）。
此致
敬礼
国务院出版口
（代章）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来时请带临时粮油关系和行李、冬衣。
档案保存有多份手写的“借调人员名单”，其中赵守俨先生手写稿有借调工作进度记录，从人名后的附注可以推知人员到位的情况：
（一）本市（11）
北师大（1） 调函6.22发出。
白寿彝 要求25日到达。赵维奎说26日已报到，7.1上班。
北大（2） 调函6.22发出。
邵循正 生病暂不能来（北大7.2上午电话）
阴法鲁 北大7.2上午电话：郭沫若同志办公室调他去工作，须10.1以后才能来。
青年出版社（1） 调函6.22发出。
周振甫 已于6.16上午报到。调孚说谢广红同志通知他月底来。
学部（7） 调函汝晓钟同志带去办理，6.29学部电话，7.5上午报到。
翁独健（民所） 陈 述（民所）
罗尔纲（近所） 刘大年（近所）
孙毓棠（历史） 张政烺（历史） 王毓铨（历史）
（二）外地（4）
南京大学（1）
韩儒林 （汝晓钟同志说：因病不能来）
山东大学（1）
王仲荦
武汉大学（2）
唐长孺 6.24报到
陈仲安 6.24报到
外地4，本市11，共15人。
6、7月间，借调中华书局集中校史的学者陆续到位，王仲荦先生到京时间没有明确记录，按照当时情势，应该不会晚于7月。
这个时候，南朝五史中《南齐书》《陈书》已经在“文革”前付型，《梁书》基本完成但未及付型。1971年后，王仲荦先生在北京和济南两地交叉工作，完成了《宋书》点校；卢振华先生除完成《梁书》收尾工作外，在济南的病榻上完成了《南史》点校。王先生作为南朝五史负责人，还覆阅了他承担点校之外的各史。关于《宋书》《南史》的具体工作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档案保存有赵守俨先生手写《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基本情况》（约写于1973年初），在第一部分“各史进行情况”下记云：
宋书 1000千 计划发稿：9月
点校人：王仲荦（现在济南）
完成情况：点校完成67卷（全书100卷），拟按计划发稿。
南史 800千 计划发稿：10月
点校人：卢振华（在济南）
完成情况：点校完成40卷，占全书一半，拟按计划发稿。
以上两史存在的问题：由于点校人不在北京，工作中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拟于三月前后派人到济南面谈一次，设法加快进度，解决点校上的问题。等魏连科、刘起釪等结束《魏书》、《北史》发稿后，即转入《宋书》、《南史》的加工。
1982年中华书局集中重印二十四史点校本，在出版说明中对各史参加者情况补充了简略说明，当时赵守俨先生写了“二十四史参加点校人员情况”（铅笔附记：这份材料已交魏、邓二同志看过。82/5/25），尚存于档案，其中关于南朝五史的成书情况，可见1971年后工作分工之一斑：
宋 书
参加者：王仲荦 傅璇琮（编辑加工）
情 况：先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志在殿本（五洲同文）上标点过一部分，因质量未达到要求，后来又改换底本，这部分稿子基本上没用。73-74年由王仲荦重行点校，经傅璇琮编辑加工发稿。“文化革命”前，还由张义鹏与《南史》互校，录有异文，供王仲荦采择，张的材料在运动中遗失。
南齐书
参加者：王仲荦
情 况：此为“文化革命”付型未印的三史之一。当时任编辑加工的是谁，已记不清楚（引者按：当时任编辑加工的是宋云彬先生）。王文锦看过礼志部分，提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71年由王仲荦略作修改印出。
梁 书
参加者：卢振华 王仲荦（复看） 赵守俨（编辑加工）
情 况：“文化革命”前已做大量工作，72年以后完稿。王仲荦复看过。
陈 书
参加者：张维华 王仲荦（覆阅）
情 况：“文化革命”付型未印的三史之一，编辑加工是谁记不清楚（引者按：当时任编辑加工的是宋云彬先生）。71年后由王仲荦覆阅印出。
南 史
参加者：卢振华 王仲荦 赵守俨 魏连科（以上两人编辑加工）
情 况：卢振华点校，王仲荦覆阅。
《宋书》是南朝五史中的重中之重，幸好王仲荦先生的《宋书校勘记长编》誊清稿完整保存了下来，可以据此知道隐没在《宋书》点校本身后的工作情况。《长编》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按卷次顺序详细记录了版本对校、本校和他校所发现的问题，并综合前人考辨成果，提出校改意见。《长编》出校共九千一百余条之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杜泽逊、孙齐先生撰写的《读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书品》2010年第4期）列举了大量例证和统计给与了充分肯定的评介，指出《长编》最值得称述之处有以下五点：
（一）对各个版本的全面对校，在版本数量和通校范围上超过了张元济《宋书校勘记》。
（二）对相关史书的全面参校，除全面参校南北朝诸正史外，尤其重视《通鉴》《册府》《御览》《建康实录》，对其中所载刘宋史事做了全面的爬梳。
（三）对《册府》的充分运用，几乎将散落在《册府》中的相关记载全部与《宋书》作了对校，创获极多。其中《宋书》各本俱脱而以《册府》补足者多例，堪与陈援庵、唐长孺据《册府》补足《魏书》脱文媲美史林。
（四）对前人成果的广泛吸收。
（五）不局限于校勘，对《南史》《建康实录》《通鉴》《御览》《册府》等书中叙事多出《宋书》的内容，特别是《御览》《册府》等所引沈约《宋书》的佚文，给与了特别关注。
《宋书校勘记长编》是点校本《宋书》校勘工作的原始记录，在内容的丰富性上理当超过点校本《宋书》，加之1971年以后的校史工作受反对繁琐哲学的时风影响，点校本出校程度也受到了一定控制，点校本《宋书》共出校记两千六百余条，不及《长编》的三分之一，并且文字上也大大简化，省去了许多考证。因此《长编》可以说是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工作深度与广度的完整体现，《宋书》点校本则是在统一的校勘要求下作为通行本的呈现。
王仲荦先生在“王府井校史”时期作诗甚多，写在封皮为“出版工作”的小笔记本上，十多年前我拜访位于山大南院的㟙华山馆，郑宜秀老师亲手从王先生的书桌抽屉里取出笔记本让我看过。除了写诗，据张忱石先生回忆，王仲荦先生还曾把自己收藏的清人王原祁《秋山红叶图》从济南家中带来，请启功先生鉴赏。王先生有1977年3月寄启功先生诗（原注：此诗原有三首，天安门事件发生，遂毁而不作。今存一首），诗中所用今典涉及启先生的小乘巷危居和美尼尔氏症：
百年老屋经风雨，
一代才人尚有家。（地震后喜闻元白先生小屋无恙。）
不畏山摇和地动，
还愁银海眩生花。（启功先生患头晕眼眩病。）
1975年上巳王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同游陶然亭，其后往返唱和。《用前韵呈振甫先生》诗云：
十年素榻半凝尘，
借调于今又几春。
放牧淮南余旧梦，（振甫先生在息县五七干校放牛二年。）
飘蓬冀北得新津。（频年在京，时向振甫先生请益。）
彼时周先生与王先生一样，也正借调中华书局校史，点校《明史》。“楼居唯有校雠娱”（王仲荦《初雪》，1973年），是当时校史先生们的生活实录。1974年底《宋书》出版，1975年下半年《南史》见书，王先生负责整理的“南朝五史”基本告成，这时候王先生两度进京校史已经超过十年，有感而发，作了题为《十年》的七律一首，诗云：
十年踏破六街尘，（余校史先后住京十载。 ）
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毕功。）
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
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
不知原是病中身。
王先生在校史的最后阶段，经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经历了生病住进“工农兵医院”（今同仁医院），感时伤世，形诸吟咏。诗作已收录在《㟙华山馆丛稿续编/诗词录存》，不难读到。我更喜欢的是王先生1973年写的《无题》，并有一帧场景照片正可印证：
疗病新亲酒，（灵芝酒。）
失眠未近茶。
校书才搁笔，
还对水仙花。
彼时王先生正埋头于《宋书》校勘长编的撰写，后来我们在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谢灵运传末看到了以下的手书题记：
此编费旬日之功，细加校核。客儿（引者按：指谢灵运）文章繁富缛密，洵然世之文宗也。王仲荦时年六十，七三年九月十日在北京中华书局三楼三一一室。
那就是人们熟知的王府井大街36号大灰楼。
轶事零拾
王仲荦先生与中华书局结缘自何年，难以考实，但远在1963年进京校史之前当无问题。近见1957年6月王先生致中华编辑部函，事关约请王先生整理《南北史合注》，与几年后的南朝五史点校，可谓草蛇灰线。王先生函云：
绍华先生赐转
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同志:
嘱校点李清《南北史合注》工作事，其校对工作方面，已开始动手。李注改动《南史》原文处，每页不下四五条，现暂用浮签标出，将来再用宋、齐、梁、陈史对校时，即逐条迻录，成校记附每卷之后。
关于《北史》合注部分，是否已晒影就绪，如印就，乞即寄下。
前函云你社校点条例，正在草拟中，如已拟好，亦乞检寄一分，以便圈点句读时，有所遵循。
此书用南北史及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史对校，于清儒考证，亦略加搜罗，时间虽不能作硬性决定，大概不超过两年半。（现在以《南史》校李氏《合注》，本纪每三日或二日一卷；列传一日一卷，以这一进度，用南北史初校，时间是不会超越八个月以上的。当然，用八史来对校，时间可能要更多一些，但也不至于距离太远。）
草草奉闻，并冀覆示。致
敬礼
王仲荦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
首尾另有附言三则，可见王先生当年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注:
顾炎武《肇域志》（北大有）可否影行，此书只有抄本，不印，会失传的。
你店总公司迁上海，编辑部亦移动否？去上海，对中华来说，有发展，可贺可贺。
冯承钧先生遗著继续出版，不要为了有批评而中止。
事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前夕，此时中华书局还未确定以古籍整理为出版方向，古籍业务主要是刚刚并入中华的古籍出版社承担，主其事者是著名出版人徐调孚先生，原件附存徐调孚先生拟稿两页：
由绍华先生转来大札，敬悉。《南北史合注》一书用八史校勘再加标点，费时自须极多，决非一二年可能毕事，我们对先生严谨的工作态度甚为钦佩。惟此书向无刻本，有许多研究历史者亟欲一读。因此我社拟在今年下半年中先行照原稿排印出版，以供急切需要，请先生将《南史》部分蓝晒本暂为寄还（邮费自当奉还），一俟排竣，再行奉上，请赓续校点。待二三年后先生校点完毕，再印校点本或单行校勘记亦无不可。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发文底稿显示时间为1957年6月29日，发送“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事由为“请寄回《南北史合注》蓝晒本”。次年，二十四史点校启动，1958年10月中华书局拟定的《二十四史整理计划》中有“标点集注本”八种，其六为“南北史补注（新编）”，括注“新编”并对《南北史合注》持否定意见：“旧有李清《南北史合注》，芜杂疏漏，无当参考，且后出考订及石刻文字等资料太多，均为李清所未见。南北各史的纷乱脱误，较其他各史更甚，故有整理之必要。我们希望能够包括八史，合编成为一部新的集注本。”《南北史合注》影印本、整理本计划遂告终止。
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先生曾担任二十四史点校本的责任编辑，还是王仲荦先生多部著作的责任编辑，近年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生动讲述了王仲荦先生在京期间的工作和生活。这里不再重复，兹征得张先生同意，引述两封王先生给他的信，从封面题签与版式安排等编务小事，来看看王先生对著述的爱惜，对朋友的真诚。
忱石同志:
拙著《北周地理志》已改修完毕，现仍分两包寄上。
（一）关于题签，我现在把沈尹老所写三纸全部寄上，请您选择一下（请毅中同志和连科同志鉴定一下，他们两人都是您社的杰出书法家），不用的再寄回。签纸附在第一册第一页中。
（二）我把注文写成双行夹注，铅字排起来，会很不好看，是否注文仍用单行排，不用双行排。版式请参看上海中华的《元一统志》，比较大方。也可参照点校本二十四史。
附录三种，要不要内封面页，如要，请毅中同志给我写一下，内封页面后面，就印上附录的叙言，不必把它空白而浪费了。
我对印刷发排都是外行，您社有统一的规划，还恳您和“老将”守俨同志为我作主。
十月后，心脏病又发了一次，卧床一个多月，现已起床。
几次有机会出外开会，都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行。三月间，成都有一个会，如去，可能由北京转车。那么三月初又可见面了。
耑此即颂
撰安
王仲荦79.2.3
——————————
忱石同志：
有两事相恳。
拙著《㟙华山馆丛稿》精装本之书脊题签，原拟用铅字，最近看到傅璇琮兄《李德裕年谱》用原题签书写体，非常雅致好看，可否拙著书脊也改用启功同志之题签缩小，千万拜托设法办到，用烫金更妙。拜托！拜托！
友人朱季海兄穷得彻骨，《南齐书校议》已出书，骈宇骞同志是责任编辑。余款可否恳其向会计室联系（已支四百元），迅予汇去。（稿费请略略提高一些，以救眉急。）他托我，我不得不托您和璇琮兄、宇骞兄了。
祝
阖第安康
弟 仲荦 1985.10.20
弟不去南京参加六朝史学会，手头工作放不下。
张忱石先生《史局汗青欣有日——记王仲荦先生》（澎湃新闻宋书修订专题，2018年8月13日）讲到王先生校史期间将新出影印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浏览一遍写成《渤澥一勺》的故事，可见王先生很会利用时间，效率也很高。近日读何龄修先生《五库斋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在何先生怀念王毓铨先生的文章中，记录了王毓铨先生给他讲的王仲荦先生的故事，是“王府井校史”一段有趣的佳话。何先生说：
他（王毓铨）还告诉我说，中华书局曾请他点注《明史》的《流贼》传，拟作为活页文选印行。他答应后，一上来就碰到难题：李自成父守忠祷神求嗣，神示梦将以破军星为其子，破军星是什么星？破军星转世有何含意，寓何褒贬？请教多位合作标点二十四史的满腹经纶的同事，也都瞠目不知所答。只有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告诉说，自己年轻时，因岳父家有小楼，富于藏书，便常登楼阅读，不懂得拣择，挨个儿翻看，记得某丛书一种讲堪舆的书里谈到过破军星（丛书名、堪舆书名，我都已年久失记）。先生赶忙借到该书查看，果然不差。他衷心赞叹说：“王仲荦先生读书多，学问好，记性又那么好，连堪舆书上看起来像不要紧的东西都记得那么牢！”（何龄修《永远的怀念——记王毓铨先生》，《五库斋忆旧》，148-149页）
最后回到南朝五史点校本，新见一封王仲荦先生复赵守俨先生短函，关于《梁书》《陈书》1982年重印本出版说明整理者署名问题的意见，全文如下：
守俨兄:
大函敬悉。《陈书》、《梁书》只用卢公、张公署名好了，我不必出名，您看如何？
耑复敬颂
近祺
弟王仲荦上
1982.8.14
信后有赵守俨先生处理意见：“经元、忱石同志：请即按仲荦先生意见办理。俨8.16”“只用卢公、张公署名，我不必出名”，简单而肯定的语气，高风立见。
后话
2005-2007年，中华书局酝酿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我承乏负责组织落实工作。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要求，首先要考虑原点校单位。山东大学是当年“南朝五史”的点校单位，虽然王仲荦先生已经离世多年，但在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实力，自然是“南朝五史”修订的首选。为此，在修订工程筹备阶段，我带队走访了所有原点校单位，也拜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部分老师，得到了时任院长王育济教授的支持。
2006年10月20日，我们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南朝五史”修订征求意见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山大党委书记陈之安教授、时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郑佩欣教授、路遥教授、张金光教授，他们都曾亲炙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先生，也同事多年。年轻一辈除了王育济院长外，还有胡新生、王大建、范学辉等老师，王仲荦先生夫人郑宜秀老师也全程参加了座谈会。会后我们曾经商请郑佩欣先生主持“南朝五史”的修订，因身体原因，郑先生后来没能承担。经过进一步调研，决定分散安排，《宋书》由盐城师院文学院丁福林教授主持，齐梁陈三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金龙教授主持，张金龙教授后调到首都师大工作，《南史》修订随之转到首师大。
修订工作开始后，我曾几次到山大南院教工宿舍楼拜访郑宜秀老师，对王先生的校史生涯和学术生活增加了一些直接的感受。王仲荦先生的书斋“鹊华山馆”就在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层单元楼中，内外都已经显得破旧。我们来到之后，郑宜秀老师径直把我们引入左侧的书房。虽说是书房，其实也兼做卧室，沿墙是相对的两排书柜，窗下是对面而置的两张小书桌，一张双人铁架床放在屋角。1986年6月4日王先生去世，当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其它房间都已经换了陈设，在郑老师的坚持下，这间书房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甚至连书柜里的书刊和旧纸包裹的书稿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电灯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从天花板中央斜拉到屋角的床头，感觉一下子进入了过去的时光。
郑宜秀老师告诉我，王先生去世后，她把王先生书房锁起来，几年没进去过。书房里的书柜、书桌、抽屉以及里面的东西，都保持原样，不去触动。郑老师把学界友朋写的挽联挽诗，拿出来让我们看，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王先生去世后第一次打开，其中有启功、周一良等先生写的挽联，缪钺先生写的挽诗。我们还看了王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用封面写着“出版工作”的笔记本写的诗稿，看到了王先生写满批注的《宋书》点校工作本。又把郑老师新找到的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用原包袱裹着带回北京，就是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中华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共十三册，其中六册是在王先生身后由郑老师整理的，前后二十一年时间，郑老师在“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当时读到非常感动，印象深刻。
十几年过去了，南朝五史修订在宋齐梁陈书陆续出版后，《南史》修订本也刚刚面世，在王仲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翠微校史六十年之际，完成南朝五史的修订出版，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南朝五史”点校历程
1958年6月，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7月，毛主席对“前四史”点校做出专门指示，要求吴晗、范文澜组织开展工作。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确定“前四史”点校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标点工作由中华书局制订规划方案，着手组织人力进行。10月6日，范文澜、吴晗致函毛主席汇报会议情况：“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毛主席批示“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所谓“南朝五史”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于1970年代先后出版。在中华书局1958年工作之初草拟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南朝五史”的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但同件文稿经赵守俨先生粘贴重写，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根据这份赵守俨先生的工作记录稿，可知“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之初就确定了的。
在1963年秋王仲荦先生等借调进京之前，“南朝五史”点校工作主要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曾经由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学者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
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东大学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一次是1962年1月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一次是1963年7月的“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文，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借调进京，王仲荦先生承担《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陈书》，完成点校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梁书》，基本完成点校，但未能定稿。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借调进京，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进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翠微校史”期间，《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王府井36号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在1984年接受采访，曾经对三次集中校史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谈谈我的治学经过》，《文史哲》1984年第3期，《文史知识》1985年第4期，二者有详略差异），他说：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3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三次校点工作，王仲荦先生参与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翠微校史
翠微校史从1963年秋冬外地学者陆续进京，到1966年春夏“文革”爆发前解散，前后接近三年的时间。在外地校史专家基本到齐后，11月15日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召集召开了翠微校史第一次座谈会，顾颉刚先生日记有简单记录：“到人大会堂，浙江厅谈话，新疆厅进食。”宋云彬先生日记：“下午三时，赴人大浙江厅，谈二十四史点校问题，周扬、齐燕铭等均参加，即在新疆厅晚餐。”档案所存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领导包括：周扬、杨秀峰、齐燕铭、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吴晗、王益，校史专家包括：顾颉刚、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卢振华、邓广铭、罗继祖、翁独健、隋树森、冯家昇、傅乐焕、吴则虞、刘乃和、宋云彬、马宗霍、陈乃乾，中华书局领导及工作人员：金灿然、萧项平、赵守俨、陈振（秘书），此外还有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富恒。名单中没有王仲荦先生，因为王先生11月底才到京报到。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到京后，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但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在1964年4月23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座谈会上，王仲荦先生谈了如下认识：
郑（天挺）老说工作范围要明确，这很重要。《南史》可以搞二、三年，也可以搞二十年，其间伸缩性很大，我们搞的本子是要求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在二十四史当中，南北朝七史，可作为一类，情况和旁的史不一样。过去一般都是以南北史校七史，我这次用《册府元龟》对了一下，得了个经验，就是不能轻易用《南史》改宋、齐、梁、陈书。《册府元龟》中南北史部分，多用八书，从文字上说，虽不及《南史》、《北史》，但原貌确实如此，有的地方还可能恢复四史原文。因此，我就先用殿本，百衲本、局本（局里请人代校）互校，在类书方面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为主。目的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校勘記要有个范围，太繁了作用不大。副产品可以集起来单行。校記如何掌握繁简适中是个问题，分段还要照顾到版式，各史对校深浅不一，如何做法也要明确。校勘记的写法，经验很少。希望能取经。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请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2日），可见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关注。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1963年12月25日），《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三百二十四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候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汇报》，1964年5月14日）。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不久前又承柴念东先生赐示柴德赓先生参加讨论时做有笔录的《南齐书》样稿，显现出大家对校勘取舍分寸的分歧和讨论。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又对《南齐书》重新进行全书标点。据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6月25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7月8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8月8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
9月5日，“王仲荦先生于7月31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 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
从1963年11月底到京，到第二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王先生自己承担的《南齐书》在标点校勘和校勘记撰写等方面都比较顺利，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则相对滞后。在《南齐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梁书》《陈书》的进度差不多要晚近一年的时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9月5日）记录：
卢振华先生于8月20日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其间一大部分时间在写讲义，按他的计划，8月22日开始授课，9月底前把五周的授课任务完成，赶回来参加国庆。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
其他一些大部头史书如刘节先生承担的《旧唐书》、罗继祖先生承担的《宋史》遇到的问题更多，进度更缓慢。
承担齐、粱、陈三书编辑工作的是宋云彬先生，这时候宋云彬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南齐书》从1964年7月底王仲荦先生开始分批交稿，到1966年3月完成付型清样，宋先生经手约一年半时间。《陈书》从1965年7月开始看稿，修改校勘记文字，到1966年6月完成复校付型，宋先生经手约一年时间。《梁书》从1965年8月参与与卢振华商谈校勘记写法，1966年3月开始审改第一卷校勘记，到5月3日至5日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校勘记，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前奏了。
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时间的情况，除了记录上面说到的工作进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问题以及与这些校史学者的交往。宋先生看完《南齐书》全部五十九卷之后，又用一周时间复看，做付排准备，“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5月10日），“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5月17日）。与王仲荦、张维华先生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王仲荦先生交来《南齐书》《陈书》出版说明，宋先生召集本组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讨论修改。到1966年初，看《南齐书》清样，还不断发现问题：“上午看《南齐书》校样如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1月31日）。有一段时间宋先生“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有些问题虽然小，如“《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守俨先生都是上门与宋先生商定。
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互相之间偶尔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1966年7月9日宋云彬先生日记：“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革”前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最后记录。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外地学者中，郑天挺、刘节两先生都已年过花甲，王仲荦、唐长孺、卢振华等先生都是五十多岁，正当壮年。在京校史期间，他们一般都还兼顾学校的教学，王先生承担着山大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批改研究生论文，几位研究生也来京听王先生指导。唐长孺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甚至就是在翠微路完成的论文答辩。《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中不乏他们工作生活情况的琐碎细节：
《二十四史校点工作简报》（1964年4月8日）：
调京负责校点各史的同志于二月上旬回家度假，二月下旬以后已陆续返京。
大家的情绪基本上是稳定的，都在安心地从事校点，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八小时，有时甚至超过，对于我们在生活上的安排也表示满意。为了这些同志工作和学习上的便利，我们在今年年初还特为他们设立了图书室和会议室。
校点《梁书》的卢振华曾经表示，原来思想上以为校点工作纯粹是为人民服务，学术上不会有多少收获。但通过工作实践，已改变这种想法，认为这次校点是有成绩、有收获的。……
……王仲荦也非正式地表示过，他的爱人教中学，工作岗位离不开，她本人有病，孩子又小需要照顾，如果他本人长期留在北京，家庭问题难于解决。……仅向他们表示，这是中宣部交下的任务，中华书局不能擅作决定。
有些同志感到生活比较单调，业余时间，除了散步、读书或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日）：
五月份下半月……二十五日下午与本组到北海公园举行一次联欢会。……其余各位先生的时间都比较集中的在搞工作。
身体、精神方面都比较正常，思想也比较安定。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和长一些。……
张维华先生在校勘《陈书》工作中碰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古今字、避讳字、异体字等问题，希望开次会研究解决。《陈书》的版本校勘，殿本已校完。
《南齐书》——王仲荦先生已写好第一、二卷校勘记交组审阅，他继续写下去。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2日）：
六月上旬，二十四史校点工作除山东大学王仲荦等三位和武大唐长孺先生等在为毕业生看毕业论文外，罗（继祖）先生去医院拔两次牙，刘节先生血压略有上升，郑（天挺）先生和王永兴先生身体较好，工作正常进行。
《南齐书》——王仲荦先生将第一、二卷校勘记交组审阅后，即再没有写下去，先进行标点，现已标至第八卷。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25日）
六月中旬以来，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有几位在我们的要求下，提出了一卷或二卷校勘记样稿准备打印传阅，留作本月底或下月初开会讨论。其中有《南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周书》等。
王仲荦先生的大女儿放暑假后要来京住几天，再和王先生一同回济南，已经王春同志同意给写了一封证明信给他女儿的学校——山东医学院。（赵守俨批注：此是为了买半价车票。）
《南齐书》——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7月8日）
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出勤人数比较齐全，除个别同志曾外出参加会和听报告，一般都在家工作。
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唐长孺先生因为怕热，已由三楼的南面搬到一楼的北面。王仲荦先生的研究生于本月十日前有两位回济南去。
准备开会时讨论用的校勘记样稿，到现在为止，只打印好《南齐书》、《宋史》等两种，《旧唐书》的校记刘先生交来后，经过提意见，修改后又已交来，尚在复查中。《明史》的校勘记，郑先生交来第十卷一卷为样稿，约六十条。
各大专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快到了，校点二十四史的各位先生在暑假中有这样打算。……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八月八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卢振华先生说，山大二十二日放暑假，在放暑假前把《梁书》与《册府元龟》的工作结束一下。暑假期间他在京写讲义，于八月二十七日到济南去上课，五周的教学任务完成后，争取在九月底前赶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张维华不走。王永兴的爱人和二个女孩、四个男孩于本月二十日左右到京，恐怕最少还需要给他准备两间房子。
《陈书》——张维华先生在与《南史》对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陈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张元济、张森楷等校勘记、《魏晋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现在进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约十种书也就差不多了。他一再说这一工作非常细致，与教书不同，不作这一工作不能体会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的做过，他说他半生以来读书，没有这两个月来的读书之细致，收获相当大。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9月5日）
王仲荦先生于七月卅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 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王仲荦先生之前嘱将《宋书》先托张义鹏进行版本校勘，现已校完，于九月三日送来，附校记壹百壹拾贰页。是否需要将这情况告诉王先生知道，或者将书或校记寄给他，他今年不可能来的。（赵守俨批注：王仲荦十一月初来，来后再交给他。）
赵守俨先生1965年3月3日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的一些情况的汇报》中说：
王仲荦血压增高，思想上颇恐慌，拟回济南休息一个时期，本月三日离京。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回来。他推荐了两个人：（1）卞孝萱，近代史所青年研究人员，本已参加四清，因病调回，所里没什么事可做。本人表示愿意帮我们做些工作。据王说可以担任南北朝及隋唐史的助手，卞是搞考据的。此人似还合适，如拟考虑调用，似应对于他从乡下回来的原因了解清楚。（2）朱季海（原名学浩），王的同学，章太炎晚年弟子，长于楚辞（有《楚辞解故》在上编出版），经学、小学、古史亦较熟悉。据说水平不错，政治上没什么问题。惟思想甚陈旧，十几年来迄未参加工作，现在很穷。此人对于二十四史的工作恐不合适。
显然，“翠微校史”不是政治的避风港，《在京参加校点二十四史的同志座谈一年来的思想收获》（《情况反映》第1期，1966年2月8日）记载：“今年年初，我们邀集现在我局参加校点二十四史的同志，座谈1965年的思想收获。在这次漫谈中，他们就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可以看出，个别人对当前学术界展开的大论战还有糊涂思想，多多少少有些抵触情绪。”文中摘引了王仲荦先生的发言：
一年来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抓得比较紧。听了许多以前听不到的报告，政治敏感性强了。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自己就注意了，说明没有掉队，但也不是站在前面，虽然跟得上，却有些累。看了姚文元、方求的文章，都有这种感觉。我的备战思想不强，总是和平麻痹，这方面的“跟”要比学术思想的“跟”吃力。
这里姚文元的文章指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方求的文章指1965年12月29日发表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零星琐碎的记录，稍稍反映出王先生当时的身体和心情，政治学习的“跟”比学术思想的“跟”吃力，说得很形象，现在读来还不难感到他在政治高压下的进退两难。我翻阅当年的校史档案，深深感到这些先生进京校史，不仅有学术的贡献，还有人生的奉献。
离开翠微路之后，对翠微校史生活留下完整文字记述的只有罗继祖先生。罗先生《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之《涉世琐记》下篇有《翠微校史》一节专谈其事，这里只看关于日常情状的部分：
在局期间与同事诸公相接，居同楼，食同桌，其乐颇为平生未有。顾颉刚先生虽未总校史事，然每来书局必与我接谈，告我人老需助手，而合适助手难得，方正在研究《尚书》。唐（长孺）张（维华）两公有书画癖，每游琉璃厂宝古斋（时都门古玩店以宝古最大），张尤好搜罗鲁省文献，有所撰述。……
在京时偶尔偷闲作书画，为诸公所赏。为仲荦教授画扇面，仲荦持归示童书业教授，童固能画者，蒙其赞赏，以所著《南画研究》一帙见赠。后我于《枫窗脞语》中对《南画研究》有评论，教授已不及见矣。仲荦曾要我画一幅《翠微校史图》，因匆匆离去未能画。……
这里记录了罗继祖、王仲荦、童书业三位先生之间的书画缘和学术交往，虽简略而更显珍贵。作为翠微校史当事人，罗先生的叙述，说明“翠微校史”之说正出自王仲荦先生，不是后人的追述建构，当年的翠微路2号院，以及先生们游踪所及的玉渊潭、陶然亭、琉璃厂，都曾是“翠微校史图”的背景。
王府井校史
1971年，在毛主席批示、周总理部署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得以重启。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的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毛主席并获批示同意后，给周总理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指出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当天批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4月25日，中华书局上报《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材料，向中央提交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5月14日，报告得到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毛主席批示“同意”，王府井校史的序幕拉开。
中华书局在上报的《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中，再次提出借调学者进京校史。这次发出调函的不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出版口。国务院出版口是“文革”期间主管全国出版工作的机构，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同年10月根据周总理指示，与“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合并，成立“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隶属国务院值班室领导。档案所存空白调函加盖的就是“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大红印章，落款时间1971年6月10日。
________革命委员会：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要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的指示精神，我们向中央作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同意”。
为了早日完成这项工作，需请有关省、市支援人员参加校点。经了解，_________大学_________可以担任此项工作，希给予大力支持。如同意，请即通知_________于六月底以前，持所在单位介绍信到北京中华书局报到（人民路三十六号，即王府大街）。
此致
敬礼
国务院出版口
（代章）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来时请带临时粮油关系和行李、冬衣。
档案保存有多份手写的“借调人员名单”，其中赵守俨先生手写稿有借调工作进度记录，从人名后的附注可以推知人员到位的情况：
（一）本市（11）
北师大（1） 调函6.22发出。
白寿彝 要求25日到达。赵维奎说26日已报到，7.1上班。
北大（2） 调函6.22发出。
邵循正 生病暂不能来（北大7.2上午电话）
阴法鲁 北大7.2上午电话：郭沫若同志办公室调他去工作，须10.1以后才能来。
青年出版社（1） 调函6.22发出。
周振甫 已于6.16上午报到。调孚说谢广红同志通知他月底来。
学部（7） 调函汝晓钟同志带去办理，6.29学部电话，7.5上午报到。
翁独健（民所） 陈 述（民所）
罗尔纲（近所） 刘大年（近所）
孙毓棠（历史） 张政烺（历史） 王毓铨（历史）
（二）外地（4）
南京大学（1）
韩儒林 （汝晓钟同志说：因病不能来）
山东大学（1）
王仲荦
武汉大学（2）
唐长孺 6.24报到
陈仲安 6.24报到
外地4，本市11，共15人。
6、7月间，借调中华书局集中校史的学者陆续到位，王仲荦先生到京时间没有明确记录，按照当时情势，应该不会晚于7月。
这个时候，南朝五史中《南齐书》《陈书》已经在“文革”前付型，《梁书》基本完成但未及付型。1971年后，王仲荦先生在北京和济南两地交叉工作，完成了《宋书》点校；卢振华先生除完成《梁书》收尾工作外，在济南的病榻上完成了《南史》点校。王先生作为南朝五史负责人，还覆阅了他承担点校之外的各史。关于《宋书》《南史》的具体工作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档案保存有赵守俨先生手写《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基本情况》（约写于1973年初），在第一部分“各史进行情况”下记云：
宋书 1000千 计划发稿：9月
点校人：王仲荦（现在济南）
完成情况：点校完成67卷（全书100卷），拟按计划发稿。
南史 800千 计划发稿：10月
点校人：卢振华（在济南）
完成情况：点校完成40卷，占全书一半，拟按计划发稿。
以上两史存在的问题：由于点校人不在北京，工作中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拟于三月前后派人到济南面谈一次，设法加快进度，解决点校上的问题。等魏连科、刘起釪等结束《魏书》、《北史》发稿后，即转入《宋书》、《南史》的加工。
1982年中华书局集中重印二十四史点校本，在出版说明中对各史参加者情况补充了简略说明，当时赵守俨先生写了“二十四史参加点校人员情况”（铅笔附记：这份材料已交魏、邓二同志看过。82/5/25），尚存于档案，其中关于南朝五史的成书情况，可见1971年后工作分工之一斑：
宋 书
参加者：王仲荦 傅璇琮（编辑加工）
情 况：先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志在殿本（五洲同文）上标点过一部分，因质量未达到要求，后来又改换底本，这部分稿子基本上没用。73-74年由王仲荦重行点校，经傅璇琮编辑加工发稿。“文化革命”前，还由张义鹏与《南史》互校，录有异文，供王仲荦采择，张的材料在运动中遗失。
南齐书
参加者：王仲荦
情 况：此为“文化革命”付型未印的三史之一。当时任编辑加工的是谁，已记不清楚（引者按：当时任编辑加工的是宋云彬先生）。王文锦看过礼志部分，提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71年由王仲荦略作修改印出。
梁 书
参加者：卢振华 王仲荦（复看） 赵守俨（编辑加工）
情 况：“文化革命”前已做大量工作，72年以后完稿。王仲荦复看过。
陈 书
参加者：张维华 王仲荦（覆阅）
情 况：“文化革命”付型未印的三史之一，编辑加工是谁记不清楚（引者按：当时任编辑加工的是宋云彬先生）。71年后由王仲荦覆阅印出。
南 史
参加者：卢振华 王仲荦 赵守俨 魏连科（以上两人编辑加工）
情 况：卢振华点校，王仲荦覆阅。
《宋书》是南朝五史中的重中之重，幸好王仲荦先生的《宋书校勘记长编》誊清稿完整保存了下来，可以据此知道隐没在《宋书》点校本身后的工作情况。《长编》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按卷次顺序详细记录了版本对校、本校和他校所发现的问题，并综合前人考辨成果，提出校改意见。《长编》出校共九千一百余条之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杜泽逊、孙齐先生撰写的《读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书品》2010年第4期）列举了大量例证和统计给与了充分肯定的评介，指出《长编》最值得称述之处有以下五点：
（一）对各个版本的全面对校，在版本数量和通校范围上超过了张元济《宋书校勘记》。
（二）对相关史书的全面参校，除全面参校南北朝诸正史外，尤其重视《通鉴》《册府》《御览》《建康实录》，对其中所载刘宋史事做了全面的爬梳。
（三）对《册府》的充分运用，几乎将散落在《册府》中的相关记载全部与《宋书》作了对校，创获极多。其中《宋书》各本俱脱而以《册府》补足者多例，堪与陈援庵、唐长孺据《册府》补足《魏书》脱文媲美史林。
（四）对前人成果的广泛吸收。
（五）不局限于校勘，对《南史》《建康实录》《通鉴》《御览》《册府》等书中叙事多出《宋书》的内容，特别是《御览》《册府》等所引沈约《宋书》的佚文，给与了特别关注。
《宋书校勘记长编》是点校本《宋书》校勘工作的原始记录，在内容的丰富性上理当超过点校本《宋书》，加之1971年以后的校史工作受反对繁琐哲学的时风影响，点校本出校程度也受到了一定控制，点校本《宋书》共出校记两千六百余条，不及《长编》的三分之一，并且文字上也大大简化，省去了许多考证。因此《长编》可以说是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工作深度与广度的完整体现，《宋书》点校本则是在统一的校勘要求下作为通行本的呈现。
王仲荦先生在“王府井校史”时期作诗甚多，写在封皮为“出版工作”的小笔记本上，十多年前我拜访位于山大南院的㟙华山馆，郑宜秀老师亲手从王先生的书桌抽屉里取出笔记本让我看过。除了写诗，据张忱石先生回忆，王仲荦先生还曾把自己收藏的清人王原祁《秋山红叶图》从济南家中带来，请启功先生鉴赏。王先生有1977年3月寄启功先生诗（原注：此诗原有三首，天安门事件发生，遂毁而不作。今存一首），诗中所用今典涉及启先生的小乘巷危居和美尼尔氏症：
百年老屋经风雨，
一代才人尚有家。（地震后喜闻元白先生小屋无恙。）
不畏山摇和地动，
还愁银海眩生花。（启功先生患头晕眼眩病。）
1975年上巳王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同游陶然亭，其后往返唱和。《用前韵呈振甫先生》诗云：
十年素榻半凝尘，
借调于今又几春。
放牧淮南余旧梦，（振甫先生在息县五七干校放牛二年。）
飘蓬冀北得新津。（频年在京，时向振甫先生请益。）
彼时周先生与王先生一样，也正借调中华书局校史，点校《明史》。“楼居唯有校雠娱”（王仲荦《初雪》，1973年），是当时校史先生们的生活实录。1974年底《宋书》出版，1975年下半年《南史》见书，王先生负责整理的“南朝五史”基本告成，这时候王先生两度进京校史已经超过十年，有感而发，作了题为《十年》的七律一首，诗云：
十年踏破六街尘，（余校史先后住京十载。 ）
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毕功。）
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
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
不知原是病中身。
王先生在校史的最后阶段，经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经历了生病住进“工农兵医院”（今同仁医院），感时伤世，形诸吟咏。诗作已收录在《㟙华山馆丛稿续编/诗词录存》，不难读到。我更喜欢的是王先生1973年写的《无题》，并有一帧场景照片正可印证：
疗病新亲酒，（灵芝酒。）
失眠未近茶。
校书才搁笔，
还对水仙花。
彼时王先生正埋头于《宋书》校勘长编的撰写，后来我们在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谢灵运传末看到了以下的手书题记：
此编费旬日之功，细加校核。客儿（引者按：指谢灵运）文章繁富缛密，洵然世之文宗也。王仲荦时年六十，七三年九月十日在北京中华书局三楼三一一室。
那就是人们熟知的王府井大街36号大灰楼。
轶事零拾
王仲荦先生与中华书局结缘自何年，难以考实，但远在1963年进京校史之前当无问题。近见1957年6月王先生致中华编辑部函，事关约请王先生整理《南北史合注》，与几年后的南朝五史点校，可谓草蛇灰线。王先生函云：
绍华先生赐转
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同志:
嘱校点李清《南北史合注》工作事，其校对工作方面，已开始动手。李注改动《南史》原文处，每页不下四五条，现暂用浮签标出，将来再用宋、齐、梁、陈史对校时，即逐条迻录，成校记附每卷之后。
关于《北史》合注部分，是否已晒影就绪，如印就，乞即寄下。
前函云你社校点条例，正在草拟中，如已拟好，亦乞检寄一分，以便圈点句读时，有所遵循。
此书用南北史及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史对校，于清儒考证，亦略加搜罗，时间虽不能作硬性决定，大概不超过两年半。（现在以《南史》校李氏《合注》，本纪每三日或二日一卷；列传一日一卷，以这一进度，用南北史初校，时间是不会超越八个月以上的。当然，用八史来对校，时间可能要更多一些，但也不至于距离太远。）
草草奉闻，并冀覆示。致
敬礼
王仲荦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
首尾另有附言三则，可见王先生当年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注:
顾炎武《肇域志》（北大有）可否影行，此书只有抄本，不印，会失传的。
你店总公司迁上海，编辑部亦移动否？去上海，对中华来说，有发展，可贺可贺。
冯承钧先生遗著继续出版，不要为了有批评而中止。
事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前夕，此时中华书局还未确定以古籍整理为出版方向，古籍业务主要是刚刚并入中华的古籍出版社承担，主其事者是著名出版人徐调孚先生，原件附存徐调孚先生拟稿两页：
由绍华先生转来大札，敬悉。《南北史合注》一书用八史校勘再加标点，费时自须极多，决非一二年可能毕事，我们对先生严谨的工作态度甚为钦佩。惟此书向无刻本，有许多研究历史者亟欲一读。因此我社拟在今年下半年中先行照原稿排印出版，以供急切需要，请先生将《南史》部分蓝晒本暂为寄还（邮费自当奉还），一俟排竣，再行奉上，请赓续校点。待二三年后先生校点完毕，再印校点本或单行校勘记亦无不可。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发文底稿显示时间为1957年6月29日，发送“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事由为“请寄回《南北史合注》蓝晒本”。次年，二十四史点校启动，1958年10月中华书局拟定的《二十四史整理计划》中有“标点集注本”八种，其六为“南北史补注（新编）”，括注“新编”并对《南北史合注》持否定意见：“旧有李清《南北史合注》，芜杂疏漏，无当参考，且后出考订及石刻文字等资料太多，均为李清所未见。南北各史的纷乱脱误，较其他各史更甚，故有整理之必要。我们希望能够包括八史，合编成为一部新的集注本。”《南北史合注》影印本、整理本计划遂告终止。
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先生曾担任二十四史点校本的责任编辑，还是王仲荦先生多部著作的责任编辑，近年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生动讲述了王仲荦先生在京期间的工作和生活。这里不再重复，兹征得张先生同意，引述两封王先生给他的信，从封面题签与版式安排等编务小事，来看看王先生对著述的爱惜，对朋友的真诚。
忱石同志:
拙著《北周地理志》已改修完毕，现仍分两包寄上。
（一）关于题签，我现在把沈尹老所写三纸全部寄上，请您选择一下（请毅中同志和连科同志鉴定一下，他们两人都是您社的杰出书法家），不用的再寄回。签纸附在第一册第一页中。
（二）我把注文写成双行夹注，铅字排起来，会很不好看，是否注文仍用单行排，不用双行排。版式请参看上海中华的《元一统志》，比较大方。也可参照点校本二十四史。
附录三种，要不要内封面页，如要，请毅中同志给我写一下，内封页面后面，就印上附录的叙言，不必把它空白而浪费了。
我对印刷发排都是外行，您社有统一的规划，还恳您和“老将”守俨同志为我作主。
十月后，心脏病又发了一次，卧床一个多月，现已起床。
几次有机会出外开会，都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行。三月间，成都有一个会，如去，可能由北京转车。那么三月初又可见面了。
耑此即颂
撰安
王仲荦79.2.3
——————————
忱石同志：
有两事相恳。
拙著《㟙华山馆丛稿》精装本之书脊题签，原拟用铅字，最近看到傅璇琮兄《李德裕年谱》用原题签书写体，非常雅致好看，可否拙著书脊也改用启功同志之题签缩小，千万拜托设法办到，用烫金更妙。拜托！拜托！
友人朱季海兄穷得彻骨，《南齐书校议》已出书，骈宇骞同志是责任编辑。余款可否恳其向会计室联系（已支四百元），迅予汇去。（稿费请略略提高一些，以救眉急。）他托我，我不得不托您和璇琮兄、宇骞兄了。
祝
阖第安康
弟 仲荦 1985.10.20
弟不去南京参加六朝史学会，手头工作放不下。
张忱石先生《史局汗青欣有日——记王仲荦先生》（澎湃新闻宋书修订专题，2018年8月13日）讲到王先生校史期间将新出影印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浏览一遍写成《渤澥一勺》的故事，可见王先生很会利用时间，效率也很高。近日读何龄修先生《五库斋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在何先生怀念王毓铨先生的文章中，记录了王毓铨先生给他讲的王仲荦先生的故事，是“王府井校史”一段有趣的佳话。何先生说：
他（王毓铨）还告诉我说，中华书局曾请他点注《明史》的《流贼》传，拟作为活页文选印行。他答应后，一上来就碰到难题：李自成父守忠祷神求嗣，神示梦将以破军星为其子，破军星是什么星？破军星转世有何含意，寓何褒贬？请教多位合作标点二十四史的满腹经纶的同事，也都瞠目不知所答。只有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告诉说，自己年轻时，因岳父家有小楼，富于藏书，便常登楼阅读，不懂得拣择，挨个儿翻看，记得某丛书一种讲堪舆的书里谈到过破军星（丛书名、堪舆书名，我都已年久失记）。先生赶忙借到该书查看，果然不差。他衷心赞叹说：“王仲荦先生读书多，学问好，记性又那么好，连堪舆书上看起来像不要紧的东西都记得那么牢！”（何龄修《永远的怀念——记王毓铨先生》，《五库斋忆旧》，148-149页）
最后回到南朝五史点校本，新见一封王仲荦先生复赵守俨先生短函，关于《梁书》《陈书》1982年重印本出版说明整理者署名问题的意见，全文如下：
守俨兄:
大函敬悉。《陈书》、《梁书》只用卢公、张公署名好了，我不必出名，您看如何？
耑复敬颂
近祺
弟王仲荦上
1982.8.14
信后有赵守俨先生处理意见：“经元、忱石同志：请即按仲荦先生意见办理。俨8.16”“只用卢公、张公署名，我不必出名”，简单而肯定的语气，高风立见。
后话
2005-2007年，中华书局酝酿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我承乏负责组织落实工作。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要求，首先要考虑原点校单位。山东大学是当年“南朝五史”的点校单位，虽然王仲荦先生已经离世多年，但在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实力，自然是“南朝五史”修订的首选。为此，在修订工程筹备阶段，我带队走访了所有原点校单位，也拜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部分老师，得到了时任院长王育济教授的支持。
2006年10月20日，我们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南朝五史”修订征求意见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山大党委书记陈之安教授、时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郑佩欣教授、路遥教授、张金光教授，他们都曾亲炙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先生，也同事多年。年轻一辈除了王育济院长外，还有胡新生、王大建、范学辉等老师，王仲荦先生夫人郑宜秀老师也全程参加了座谈会。会后我们曾经商请郑佩欣先生主持“南朝五史”的修订，因身体原因，郑先生后来没能承担。经过进一步调研，决定分散安排，《宋书》由盐城师院文学院丁福林教授主持，齐梁陈三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金龙教授主持，张金龙教授后调到首都师大工作，《南史》修订随之转到首师大。
修订工作开始后，我曾几次到山大南院教工宿舍楼拜访郑宜秀老师，对王先生的校史生涯和学术生活增加了一些直接的感受。王仲荦先生的书斋“鹊华山馆”就在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层单元楼中，内外都已经显得破旧。我们来到之后，郑宜秀老师径直把我们引入左侧的书房。虽说是书房，其实也兼做卧室，沿墙是相对的两排书柜，窗下是对面而置的两张小书桌，一张双人铁架床放在屋角。1986年6月4日王先生去世，当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其它房间都已经换了陈设，在郑老师的坚持下，这间书房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甚至连书柜里的书刊和旧纸包裹的书稿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电灯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从天花板中央斜拉到屋角的床头，感觉一下子进入了过去的时光。
郑宜秀老师告诉我，王先生去世后，她把王先生书房锁起来，几年没进去过。书房里的书柜、书桌、抽屉以及里面的东西，都保持原样，不去触动。郑老师把学界友朋写的挽联挽诗，拿出来让我们看，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王先生去世后第一次打开，其中有启功、周一良等先生写的挽联，缪钺先生写的挽诗。我们还看了王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用封面写着“出版工作”的笔记本写的诗稿，看到了王先生写满批注的《宋书》点校工作本。又把郑老师新找到的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用原包袱裹着带回北京，就是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中华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共十三册，其中六册是在王先生身后由郑老师整理的，前后二十一年时间，郑老师在“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当时读到非常感动，印象深刻。
十几年过去了，南朝五史修订在宋齐梁陈书陆续出版后，《南史》修订本也刚刚面世，在王仲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翠微校史六十年之际，完成南朝五史的修订出版，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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