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附带谈一下所谓“发现”。新文献的发现,无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早在两部《理学录》之前,彭国翔先生就对宋明理学范围内的文献屡有新的发现。如此众多的创获,就绝不是一句“好运频频眷顾”所能够充分解释的。必须承认,作者有意识地广泛搜寻和大量阅读相关古籍才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质言之,带着问题意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才是发现新材料的根本。例如,明万历四年泾县查氏(查铎)刻本《龙溪会语》六卷的发现,就是作者为撰写博士论文《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做文献准备工作时,1996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发现的。由于事先对王龙溪相关的文献材料掌握极为充分,作者很快就发现该刻本有许多其他版本不见的佚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难设想,如果不是早已对明刊王龙溪文集的各种版本烂熟于心,对相关问题高度敏感的话,即便是新文献、新材料近在眼前也一定会视而不见,当面错过。西谚云:Chance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诚然不虚。又如作者在并不知道《中鉴录》一书尚存的情况下,就依据王龙溪自己的书信和相关史料撰写“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后来得见善本明刊《中鉴录》之后,发现该书并不影响原文的论旨,只是增添了支持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善于利用史学手段的一个绝佳范例。此外作者还有编纂“王龙溪先生年谱”、“周海门先生年谱稿”,考辨《樗全集》及其作者(这三篇论文如今俱收入《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一书),辑佚钱德洪语录等等文献考证工作。这些高水平的成果,充分表明彭国翔先生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明代儒学的文献异常熟稔,对相关问题有敏锐的把握,这其实与他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立场与自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