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的价值:重回历史现场
近年来,在人文研究领域有个热词——“重返历史现场”。不同的研究者对此的理解不尽相同,既有文本意义上的,也有身体意义上的。就后者而言,在交通如此便捷的当下,想要抵达历史的现场仍然不易。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现代学者与游客对历史现场的再临,本身就是对往昔的介入与重构,夹杂着现实与历史,那么如何才能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
在《我在考古现场》中,齐老师似乎从头到尾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最生动的答案可以在第四讲昆仑河源考察中找到,此行的一大目的就是切身体会古人穿越昆仑绝境时会遭遇什么?如果在地图上,依靠一个一个遗址点,并结合文献,也可以画出路线图,但是没有实际考察,只是把古人比如玄奘记录的那些点连线的话,会觉得这条有可能,那条也有可能,最终只是一些示意图,要拿着这种路线图去实地找路,问题会很大。只有亲身走一走,才能明白哪里可以走得通,哪里是冰川和雪原,根本上不去。“实地考察,对历史事件的体会自然不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可能更深。”(第86页)对于丝绸之路路网走向的认识,就比原来的研究更深一步。
丝绸之路示意图
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来说,由于文献记载的丰富,长期存在一种认识倾向,觉得历史进程的大框架早已搭建起来,考古材料无非是提供一些边角料而已。对此,齐老师的回答有些顽皮,又很生动:
介绍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
在公众对历史文化热情翻涌的当下,考古普及类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但相信大家都有个直观印象,那就是这些年来产品形态虽然异彩纷呈,但讲故事的思路没有太大变化,最流行的方式还是讲明星文物的故事,电视直播也多聚焦于墓葬开启、珍宝显世的时刻。考古行业的从业者们一直在强调“考古不是挖宝”,但这个印象似乎更为固化了,可以说大多数的文化产品还是停留在猎奇的层面。我想,这无可厚非,因为包括考古学家本人在内,在田野工作中最为激动的也是揭秘的那一刻,人的好奇心使然嘛。但是,这远不是考古学的全部,而公众考古也不应该局限于仅仅展示一个结果。
考古队民工在处理饮用水
手机阅读、短视频和音频节目已经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方式,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产品形态决定了所能提供的大多只是浅层次信息,人们似乎被训练的只需要一个结论,一个观点,而不太在意得出结论的逻辑链条,受众希望得到“干货”,但被挤掉的也许不是水分,而有可能是必要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被过分压缩甚至没有展示,那么受众就不会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产生的。从这一层面来讲,考古工作的公众传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在考古现场》中,齐老师除了讲述行走天地间的浪漫故事,也很有意识地展示考古学严谨推理的一面。他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研究实例,向读者介绍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考古研究的思考过程、学术价值的评判原则,将独自闯关的智力挑战转化为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推理游戏,以事动人,以理服人。
瓦罕走廊的小城堡
考古最重文物的出土环境和组合关系,这一点在书中多次得到强调。齐老师率领的考古队在都兰发掘的四座吐蕃墓,都已经被盗掘,留下的大多是残破器物,这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遗憾,因为“墓葬一旦被破坏,即使器物完整,学术价值也会大大降低。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器物,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出土环境、摆放位置,还有一起出土的其他器物的组合,提供的历史信息是一整套的。”(第116页)这就回答了盗掘到底带来怎样的危害?考古学不仅重视文物本体,也重视文物的出土环境,盗掘不只是破坏文物,也使得文物从属的组合关系和空间环境不复可见,文物本来具有的一些重要历史信息也就丢失了。
在研究虞弘墓石椁上的雕刻彩绘时,齐老师特别强调首先要对墓葬进行整体性考察,这样才能避免掉入对单个图像过度解读的陷阱:“考古学者研究墓葬,会把这个遗迹作为一个完整性的东西来看,比方说这些图像出现在什么载体上?一起出土的还有什么东西?出土地点的环境是怎样的?在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时候,针对单独的图像进行解读非常危险。”(227页)
虞弘墓石椁
如何衡量出土文物的学术价值?齐老师也给出了若干案例。以中国发现的外来文物为例,它们不见得以精美程度和稀缺程度见长,以我稍有了解的玻璃器来说,中国境内出土的罗马、萨珊玻璃,要论品类的丰富,远不如我们今天能在欧洲和西亚博物馆看到的产品。至少因为“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缘故,个头大的玻璃容器无法承受万里跋涉的颠簸,所以中国出土的西方玻璃只是小小的杯瓶碗盘一类。但是,它们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齐老师对此进行了精炼的归纳,认为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外国文物具备以下五个特点:
1、有准确的出土地点;
2、经过科学发掘获得;
3、器物制作年代下限明确(有墓志伴出);
4、同其他器物有组合关系;
5、器物保存完好。(190页)
只有将文物置于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中,才能最科学、最大化的提取它们的多方面信息,才有可能由点及面,透物见人。
图书内页展示
如果一个考古遗存出土的文物太多,特别是精品多的话,如何向公众有条理、有重点的加以介绍,这非常考验写作者的水平。在三年前出版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齐老师在何家村上千件珍宝中,选取并不是大宗的玉石类置于篇首,而没有上来首先介绍蔚为大观的金银器,是考虑到古人最重服色服等,可以穿什么,不能穿什么,衣服上能装饰什么,不能装饰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玉带銙一类器物是当时身份等级的标志物,是探寻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
而本书第六讲的对象“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几万件,数都数不过来,从哪儿讲起呢?齐老师的眼光首先投向一面品相不佳的铜镜,这件扬州生产的“江心镜”曾在去年底上海博物馆举办《宝历风物——“黑石号”出水珍品展》中展出,我参观时在展厅留心观察过,发现观众大多围着成组的长沙窑瓷器和几件光艳照人的金银器,很少有人在这面镜子前过多停留。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在齐老师看来,它是几十面沉船铜镜中最重要的发现,铜镜上铸造的二十几个字有很大的信息量,“江心镜”工艺流程繁复,是唐人非常看重的“百炼镜”,甚至被赋予神异色彩,曾被用于道家祈雨的场合。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文献屡有记载,但过去在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江心镜”的真容,“黑石号”的这一发现既填补了空白,又提供了新知。“江心镜”很可能与船只出海航行中祈求平安的祭祀活动有关,相对于其他纯粹的商品来说,它与当年船上的人的需求与情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黑石号”出水扬州江心镜
通过以上这些生动的实例,齐老师与读者们分享了考古学最核心的一些思维方法。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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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东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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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1-15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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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商业贸易之路,也是东西对话之路,是友好往来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融合之路。本书作者从西安、碎叶、撒马尔罕、布哈拉、伊斯坦布尔,带领大家重走丝绸之路,感受古代文明现场;并通过自己考古生涯中值得铭记的经历,比如青海都兰吐蕃大墓的发掘,对海底沉船“黑石号”的探密等等,看考古现场,读出土文物,亲眼见证遥远的历史,亲手探索未知的文明。本书有大量考古现场照片及精美文物照片,是不可多得的考古视觉盛宴。
【签名钤印】《我在考古现场》(作者齐东方先生签名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