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瘟疫与治疗 ——从《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说起
评论内容：
于赓哲教授的新书《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面世了，书的封面上一棵古树遒劲有力，枝丫伸向寰宇，探入云天，历史的深邃感、疾病的复杂感，以及思考态度的严肃庄重、思考面向的纵深交错，不言自明。图案上大字突显的“疾病”“改变”“历史”三个词语，既是书名，也是该书撰写的关键词。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作者说：“疾病可以改变历史，以往这个话题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回音，如今却让全球人感同身受。”的确，在疾病的流动背后，有太多值得探寻的历史。
天花与种痘
即如天花，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瘟疫之一，天花不仅在我国早有记载，古埃及、古印度等都有过流行。在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前1160—前1156年在位）的木乃伊脸上，人们发现了天花的“麻坑”。古印度人认为女神西塔拉（Sitala）操控着天花。亚述巴尼拔（前668—前627年）皇宫考古发掘的泥版文献，显示早期的西亚曾对天花实施隔离。而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把天花带到了美洲。据统计，天花的病死率达20%，甚至更高。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追溯中国历史上天花的源头，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国。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载：“以建武中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疾病名称揭示疾病来源，在对外战争中将异域疾病带入我国。虏疮，因患者体表所生皰疮如豆，又称豌豆疮、豆疮，后作痘疮；宋代医籍始称痘疹，俗称天花。
东晋以来，应多次流行过天花。隋代以前的中医学已确认天花为烈性传染病，对其症状的描述细致入微，发病极快，头面和身体生皰状如火烧，内含白浆，并已将“色紫黑”的出血性天花归为毒烈者，实属真知灼见。天花毒烈，常致人死，即便痊愈，多致毁容，北齐才俊崔瞻就因天花而变成了“麻脸”。
至于明清，天花愈演愈烈，为害尤厉，不仅屡被医籍书写，也被写入文学作品。明清时期，从朝廷到民间供奉多位痘神。《封神演义》中撒痘布毒的潼关主将余化龙被封为主痘之神碧霞元君，《镜花缘》中又出现了女性的痘疹娘娘。《红楼梦》里曾写巧姐患痘：
凤姐之女大姐病了，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说：“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原来是患天花。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于是，款留两个医生留在凤姐处，十二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于赓哲教授在书中总结：“天花依旧是十分严重的传染病……社会恐慌心理严重。”上述文字印证了这一观点。首先，医生讳言“天花”，而说“见喜”，并说“症虽险”，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天花的恐惧和无奈。其次，桑虫、猪尾是清代治疗痘症的要药，用来诱使皰痘顺畅透发。然而，又同时“供奉痘疹娘娘”，治痘方药的疗效也便可想而知。这样的“药、神两乞”反映了天花的毒烈，恰如《临证指南医案》所谈：种痘以前，“即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损伤几及一半者，不闻其归咎于医生，惟有委命于天而已”。也正是因此，当顺治皇帝去世，在选择继承人时，玄烨已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这一点成为巨大的优势。
不过，灾祸如此深重，中国并没有问责于天花的“传入之地”，而是将如何消灭天花作为医疗的首要课题，终于在乾隆年间的《医宗金鉴》中归纳出种痘四法。中国种痘术疗效显著，经欧亚大陆西传，才有了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更安全有效的牛痘术，才有了后来的牛痘术东传，才有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和督促下的全球天花病毒的消灭。正如该书所言，种痘是“中国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这在疫情流行的当下，尤其发人深省。确然，疾病会跨越国界，而新的病种也将推动医疗技术的进步，应对疾病、消灭瘟疫才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首要课题。
疟疾、金鸡纳霜与青蒿素
说到各国共同抗疫，作者写道：“全球化还能带来更有效、更全面的对抗瘟疫的手段。”除了上述种痘法的传播之外，疟疾的治疗，也是世界范围内药物与医疗技术交流交通的一个亮点。清代时金鸡纳霜由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治愈了康熙的疟疾；21世纪的今天，我国学者屠呦呦团队提取的青蒿素成为遏制非洲疟疾的中国神药。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瘟疫之一。殷墟甲骨文已载“瘧”字；意大利的诗人但丁在《神曲·地域》中曾借疟疾描绘恐怖情绪：“犹如患三日疟疾的人将近寒颤发作，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提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患疟疾的事，这里不妨把这个故事补充得更具体些：
1712年夏，曹寅于扬州染病，由感冒风寒转为疟疾，其诗言“卧病经旬初出户，战余寒热体差强”。康熙得知，心急如焚，随即命人快马加鞭星夜赶去，将一封书信和金鸡纳霜送与曹寅。这位帝王十分挂念自己的发小、曾经的侍读、侍卫。他在书信中说：“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纳霜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信中一连用了数个“万嘱”，让曹寅注意身体。然而，药还没有送到，曹寅就去世了。
康熙赐药的书信透露出他十分谙熟服用金鸡纳霜的注意事项，康熙是不是服用过这种药物呢？确实，康熙服用过金鸡纳霜。1693年，康熙患了三日疟，痛苦万分。同年稍后，法王路易十四派了五位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洪若翰（1643—1710）和刘应（1656—1737）懂得医学。他们奉上了从南美刚刚传入欧洲的金鸡纳霜，四位辅政大臣找来三位疟疾患者试药，三人均一剂而愈。四位健康无病的辅政大臣又亲自尝药，大臣们也都平安无虞。当晚，康熙就服下金鸡纳霜，疟疾如失。圣心大悦，盛赞金鸡纳霜，金鸡纳霜遂成宫廷圣药。
其实，金鸡纳霜原产美洲。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国家迅速殖民美洲。难道他们并不垂涎近在咫尺的非洲？事实是，因为当时进入非洲探险的人多死于疟疾，非洲一度被视为“白人的地狱”。
欧洲人进入美洲后，也带来了疟疾。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秘密流传着一种可以治疗疟疾的树皮，一位印第安人酋长向传教士胡安洛佩斯透露了这种树皮的功效，并送给他一块树皮。洛佩斯用它治愈了西班牙驻秘鲁总督夫人的疟疾，1639年这个消息由这位夫人的侍臣在西班牙大力宣传，并以总督夫人的名字辛可那（Cinchona）命名这种药物，很快金鸡纳树皮在西班牙变得家喻户晓。后来这种树皮被带回欧洲，并迅速成为欧洲著名的解热药物，成了欧洲远征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工具之一。因此，近代医学史家王吉民说：“记得从前有一本书说过：如果世界上没有金鸡纳的话，白种人在热带地方的称霸，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又一说：英国若不全靠金鸡纳的话，是永远不能维持统治印度的。”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成功提取出了有效成分奎宁，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
尽管如此，疟疾并没有像天花一样几乎被完全消灭，尤其在非洲等地仍时有流行，这与当地的卫生经济条件等有密切关联，也与耐药疟原虫产生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代抗药性疟原虫出现，奎宁类药物疗效大不如前，疟疾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疫情尤为严重，美越交战中就有万千士兵死于疟疾。
越南希望中国政府协助解决疟疾的困扰。1967年，中国国务院特设523办公室，调动全国力量研发抗疟新药。然而前期工作并不顺利，1969年屠呦呦等中医研究院的科学家应邀参加抗疟药物研发。此时，国内多个省份的科研人员已经筛选4万多种抗疟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并没有让人满意的结果。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得到启示，意识到可能是实验中的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于是，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实验，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在第191次实验中，终于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具有100%的抑制效果。后来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药，疗效显著，被誉为“来自中国的神药”，它能显著降低疟疾病人的死亡率，挽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疾病与“读史”
天花、疟疾以及其他传染病，其传布固然与人类的交流交通有关，但种痘法的发明与演进，奎宁、青蒿素的提取与合成，药物与医学技术同样从东至西、从西至东交流传播，带来治愈的希望，也推动世界医学与文明的进步。正如书中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强大，强大的文明和现代化的卫生体系反过来克制传染病的传播。”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当下，“应对疾病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
当然，瘟疫只是《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书中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医院和女医、中医外科术和华佗传说、当皇帝遇见疾病和追求长生、瘴气与蛊毒、割股疗亲……凡此种种中国古代的疾病以及人们面对疾病的心理状态，都是作者解读中国古代史的凭借与窗口，正如该书引言所说：“本书所提供的，不是‘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将疾病与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该书引发我们思考疾病和医疗之于文明演进的作用与意义，启示我们“读史”的多重视角，提示我们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历史研究最后的落点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合理地理解现实世界，也为未来警醒，并提供一条更好的路径。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于赓哲著，中华书局出版
于赓哲教授的新书《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面世了，书的封面上一棵古树遒劲有力，枝丫伸向寰宇，探入云天，历史的深邃感、疾病的复杂感，以及思考态度的严肃庄重、思考面向的纵深交错，不言自明。图案上大字突显的“疾病”“改变”“历史”三个词语，既是书名，也是该书撰写的关键词。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作者说：“疾病可以改变历史，以往这个话题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回音，如今却让全球人感同身受。”的确，在疾病的流动背后，有太多值得探寻的历史。
天花与种痘
即如天花，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瘟疫之一，天花不仅在我国早有记载，古埃及、古印度等都有过流行。在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前1160—前1156年在位）的木乃伊脸上，人们发现了天花的“麻坑”。古印度人认为女神西塔拉（Sitala）操控着天花。亚述巴尼拔（前668—前627年）皇宫考古发掘的泥版文献，显示早期的西亚曾对天花实施隔离。而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把天花带到了美洲。据统计，天花的病死率达20%，甚至更高。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追溯中国历史上天花的源头，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国。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载：“以建武中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疾病名称揭示疾病来源，在对外战争中将异域疾病带入我国。虏疮，因患者体表所生皰疮如豆，又称豌豆疮、豆疮，后作痘疮；宋代医籍始称痘疹，俗称天花。
东晋以来，应多次流行过天花。隋代以前的中医学已确认天花为烈性传染病，对其症状的描述细致入微，发病极快，头面和身体生皰状如火烧，内含白浆，并已将“色紫黑”的出血性天花归为毒烈者，实属真知灼见。天花毒烈，常致人死，即便痊愈，多致毁容，北齐才俊崔瞻就因天花而变成了“麻脸”。
至于明清，天花愈演愈烈，为害尤厉，不仅屡被医籍书写，也被写入文学作品。明清时期，从朝廷到民间供奉多位痘神。《封神演义》中撒痘布毒的潼关主将余化龙被封为主痘之神碧霞元君，《镜花缘》中又出现了女性的痘疹娘娘。《红楼梦》里曾写巧姐患痘：
凤姐之女大姐病了，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说：“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原来是患天花。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于是，款留两个医生留在凤姐处，十二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于赓哲教授在书中总结：“天花依旧是十分严重的传染病……社会恐慌心理严重。”上述文字印证了这一观点。首先，医生讳言“天花”，而说“见喜”，并说“症虽险”，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天花的恐惧和无奈。其次，桑虫、猪尾是清代治疗痘症的要药，用来诱使皰痘顺畅透发。然而，又同时“供奉痘疹娘娘”，治痘方药的疗效也便可想而知。这样的“药、神两乞”反映了天花的毒烈，恰如《临证指南医案》所谈：种痘以前，“即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损伤几及一半者，不闻其归咎于医生，惟有委命于天而已”。也正是因此，当顺治皇帝去世，在选择继承人时，玄烨已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这一点成为巨大的优势。
不过，灾祸如此深重，中国并没有问责于天花的“传入之地”，而是将如何消灭天花作为医疗的首要课题，终于在乾隆年间的《医宗金鉴》中归纳出种痘四法。中国种痘术疗效显著，经欧亚大陆西传，才有了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更安全有效的牛痘术，才有了后来的牛痘术东传，才有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和督促下的全球天花病毒的消灭。正如该书所言，种痘是“中国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这在疫情流行的当下，尤其发人深省。确然，疾病会跨越国界，而新的病种也将推动医疗技术的进步，应对疾病、消灭瘟疫才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首要课题。
疟疾、金鸡纳霜与青蒿素
说到各国共同抗疫，作者写道：“全球化还能带来更有效、更全面的对抗瘟疫的手段。”除了上述种痘法的传播之外，疟疾的治疗，也是世界范围内药物与医疗技术交流交通的一个亮点。清代时金鸡纳霜由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治愈了康熙的疟疾；21世纪的今天，我国学者屠呦呦团队提取的青蒿素成为遏制非洲疟疾的中国神药。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瘟疫之一。殷墟甲骨文已载“瘧”字；意大利的诗人但丁在《神曲·地域》中曾借疟疾描绘恐怖情绪：“犹如患三日疟疾的人将近寒颤发作，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提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患疟疾的事，这里不妨把这个故事补充得更具体些：
1712年夏，曹寅于扬州染病，由感冒风寒转为疟疾，其诗言“卧病经旬初出户，战余寒热体差强”。康熙得知，心急如焚，随即命人快马加鞭星夜赶去，将一封书信和金鸡纳霜送与曹寅。这位帝王十分挂念自己的发小、曾经的侍读、侍卫。他在书信中说：“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纳霜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信中一连用了数个“万嘱”，让曹寅注意身体。然而，药还没有送到，曹寅就去世了。
康熙赐药的书信透露出他十分谙熟服用金鸡纳霜的注意事项，康熙是不是服用过这种药物呢？确实，康熙服用过金鸡纳霜。1693年，康熙患了三日疟，痛苦万分。同年稍后，法王路易十四派了五位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洪若翰（1643—1710）和刘应（1656—1737）懂得医学。他们奉上了从南美刚刚传入欧洲的金鸡纳霜，四位辅政大臣找来三位疟疾患者试药，三人均一剂而愈。四位健康无病的辅政大臣又亲自尝药，大臣们也都平安无虞。当晚，康熙就服下金鸡纳霜，疟疾如失。圣心大悦，盛赞金鸡纳霜，金鸡纳霜遂成宫廷圣药。
▲（宋）李唐绘村医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源：视觉中国
其实，金鸡纳霜原产美洲。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国家迅速殖民美洲。难道他们并不垂涎近在咫尺的非洲？事实是，因为当时进入非洲探险的人多死于疟疾，非洲一度被视为“白人的地狱”。
欧洲人进入美洲后，也带来了疟疾。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秘密流传着一种可以治疗疟疾的树皮，一位印第安人酋长向传教士胡安洛佩斯透露了这种树皮的功效，并送给他一块树皮。洛佩斯用它治愈了西班牙驻秘鲁总督夫人的疟疾，1639年这个消息由这位夫人的侍臣在西班牙大力宣传，并以总督夫人的名字辛可那（Cinchona）命名这种药物，很快金鸡纳树皮在西班牙变得家喻户晓。后来这种树皮被带回欧洲，并迅速成为欧洲著名的解热药物，成了欧洲远征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工具之一。因此，近代医学史家王吉民说：“记得从前有一本书说过：如果世界上没有金鸡纳的话，白种人在热带地方的称霸，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又一说：英国若不全靠金鸡纳的话，是永远不能维持统治印度的。”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成功提取出了有效成分奎宁，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
尽管如此，疟疾并没有像天花一样几乎被完全消灭，尤其在非洲等地仍时有流行，这与当地的卫生经济条件等有密切关联，也与耐药疟原虫产生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代抗药性疟原虫出现，奎宁类药物疗效大不如前，疟疾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特别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疫情尤为严重，美越交战中就有万千士兵死于疟疾。
越南希望中国政府协助解决疟疾的困扰。1967年，中国国务院特设523办公室，调动全国力量研发抗疟新药。然而前期工作并不顺利，1969年屠呦呦等中医研究院的科学家应邀参加抗疟药物研发。此时，国内多个省份的科研人员已经筛选4万多种抗疟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并没有让人满意的结果。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得到启示，意识到可能是实验中的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于是，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实验，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在第191次实验中，终于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具有100%的抑制效果。后来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药，疗效显著，被誉为“来自中国的神药”，它能显著降低疟疾病人的死亡率，挽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疾病与“读史”
天花、疟疾以及其他传染病，其传布固然与人类的交流交通有关，但种痘法的发明与演进，奎宁、青蒿素的提取与合成，药物与医学技术同样从东至西、从西至东交流传播，带来治愈的希望，也推动世界医学与文明的进步。正如书中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强大，强大的文明和现代化的卫生体系反过来克制传染病的传播。”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当下，“应对疾病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
当然，瘟疫只是《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书中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医院和女医、中医外科术和华佗传说、当皇帝遇见疾病和追求长生、瘴气与蛊毒、割股疗亲……凡此种种中国古代的疾病以及人们面对疾病的心理状态，都是作者解读中国古代史的凭借与窗口，正如该书引言所说：“本书所提供的，不是‘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将疾病与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该书引发我们思考疾病和医疗之于文明演进的作用与意义，启示我们“读史”的多重视角，提示我们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历史研究最后的落点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合理地理解现实世界，也为未来警醒，并提供一条更好的路径。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医古文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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