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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在《近代中国史纲》的第一章第一节中,郭廷以写下的这段话,一方面,可谓是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这本书将由此出发,阐述近代中国在被迫逐渐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以后,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展,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另一方面,同时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对于近代中国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