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曹操的三次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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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庐的时候，曹操就遇到了三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成功了肯定是莫大的机会，失败了则将灰飞烟灭。机会和风险从来都是事情的两面，机会越大，风险必然越高。曹操是如何分析和决断的呢？
第一次抉择发生在曹操还是小官的时候，冀州刺史王芬、谋略家许攸找到了他。
冀州古居九州之首，地大富饶，是精兵所聚之地。刺史王芬得到南阳谋士许攸等人相助，颇具势力。他们谋划废昏立明，以合肥侯取代汉灵帝。东汉盛行谶纬，术士观天察地，望气占卜。河北有名的术士襄楷夜观天象，兴冲冲地跑去告诉王芬说：“天象不利宦官，将灭族。”王芬激动起来，他早就和南阳谋士许攸、沛国周旌等人暗中联络地方豪强，作了起事的准备，计划在灵帝巡游河北旧宅的时候动手。为此，王芬上书朝廷，声称黄巾的黑山军攻劫郡县，要求批准兴兵镇压。
在当时，废昏君的主张得到清流士人阶层的拥护，颇具民意基础。他们想争取曹操参加。曹操对于革新朝廷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王芬等人过于草率，分析道：“废立皇帝是最不吉祥的事情，古人谨慎权衡轻重成败之后而行此事的有伊尹和霍光。伊尹心怀忠诚，居辅弼之位，掌管官司，势高权重，所以可以根据情势实行废立之举。至于霍光受顾命之托，手握权柄，内依太后秉政，外有群臣共识，而新帝即位日浅，没有可用之人，故可密谋废立，如摧枯拉朽。现在密谋之人，只看到别人行事之易，却未见今日局势之难。请问你们结成的力量能和七国相提并论吗？要拥立的合肥侯堪比吴楚国王尊贵吗？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废立皇帝的行动，并希望完全成功，岂不十分危险吗？”
曹操这段对于形势的分析十分清醒，没有被有利于己的清流舆论所左右，而是着眼于政治合法性、权力态势、实力对比等现实条件，判定王芬等人的举动不具有优势，几乎没有胜算。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曹操的判断十分正确。王芬这群人既不在权力中枢，又没有能够号召天下的正义性，却夸大自身的有利因素，相信没有根据的“天象”，可谓自不量力。和这些人一起做大事，岂非自取灭亡？
果然王芬请求兴兵之举被朝廷否决了。太史向灵帝禀报，北方有赤气经天，贯穿东西，此非吉兆，恐怕有阴谋。于是灵帝停止了巡行河北的计划，而且命令王芬不得兴兵。不久召他入朝。王芬以为事情败露，吓得自杀。王芬的阴谋因天象而起，亦因天象而败，非常具有神秘性。仔细辨析，王芬一方被天象鼓舞起来，应该没有疑问，可见这群人何其轻率，如何能够成事！至于朝廷一方却未必就是根据天象作出判断的。黄巾军起事，四方告急，灵帝为什么只去河北巡视呢？他从来没有御驾亲征的事迹，怎么会冒矢石之险？估计也是王芬获得的不实消息，结合天象就要轻举妄动。在一旁的曹操冷眼观察，看得十分通透，他没有上这条凶多吉少的船，确实精明。
第二次抉择发生在大将军何进当政，图谋彻底铲除宦官之时，身为典军校尉的曹操是否响应这个行动呢？
当时内外形势都十分危急。外部有西北军阀韩遂等人称兵作乱，众至十余万人，天下骚动。内部则灵帝去世，太后临朝，亦即“主少国危”之际。太后用自家人何进秉政，何进想一举铲除祸害甚烈的宦官，希望太后支持，不料碰壁，进退两难，便同袁绍商议。由于京城的武装力量掌控在宦官手中，所以何进想征调西北军董卓率部入朝，以优势的兵力碾压宦官的武力。
袁绍和曹操是西园新军的同僚，一起商议此事。曹操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见解，认为任用宦官做事，没有任何问题。显然曹操明白宦官是皇权的衍生物和工具，不宜彻底铲除。但他也认为问题出在皇帝过于偏重宦官，造成尾大不掉甚至恶奴欺主的情况。要解决并不难，只需派遣吏员将宦官主要头目抓起来便可，而不应该全部诛除。这么大的动作一定会走漏风声，宦官不会坐以待毙，必定拼死反扑。所以，他料定何进必败。
这一次曹操又预料准确了。什么道理呢？因为他很知道宫廷政治的玩法。别看何进军权在握，声势显赫，其实最为关键的是宫禁武装。让外地军队镇压宫廷禁卫，不啻改朝换代；在此过程不能控制中枢，就难以成功。何进和袁绍虽然位高权重，却不明宫廷斗争的就里，曹操却是大宦官曹腾的嫡孙，知道成败在于瞬息之间，远水难救近火。不出曹操所料，宦官向太后哭诉陈情，让太后出面调解，召何进入宫。何进刚踏入大内，立即被宦官杀死。
第三次抉择旋即发生。何进死后，袁绍尽诛宦官泄恨。然而，西北军阀董卓紧接而至，尽揽大权，废除皇帝，另立献帝。这一举动暴露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东汉王朝已经命悬一线。董卓放出许多好处，延揽朝中官员，招降纳叛，上表为曹操请封骁骑校尉，拉拢他入麾下。
面对权势熏天的董卓，曹操怎么看呢？显然很不看好，因为董卓来自边疆，在官僚和士人阶层中根基很浅，却野心太大，一来就废黜皇帝，把篡汉的企图暴露无遗。这种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强权，必定把各个政治派系推到反对面，并且给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旗帜：匡扶汉室。所以，追随董卓的眼前利益固然诱人，但不久必定万劫不复。相反，讨伐董卓看似以卵击石，却可以获得正义性而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曹操看得很清楚，判断也很正确。所以，他没有接受董卓的封官，而是悄悄地变易姓名，潜逃出京城。这一路颇为惊险。董卓知道曹操逃跑，下了通缉令。曹操跑到中牟，被亭长认出来，捉拿到县衙，似乎在劫难逃。中牟县审案官员是个明白人，看出董卓并不能长期揽权，不愿助纣为虐，于是放了曹操。曹操被惊吓一场后，死里逃生。逃窜的路上，曹操经过故人吕伯奢家，不巧吕伯奢不在，五个儿子热情招待他，在厨房准备菜肴。曹操听到磨刀声响，以为人家要谋害他，推门进去，不由分说地将他们全都杀害了。由此可知曹操当时何其惊恐。当然，这件事情也反映了曹操的为人，当他知道自己杀错人后，非但没有追悔自责，反而大言不惭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广为流传，遗臭万年。显然，曹操的冷静出自极端利己的算计，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决定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及其历史地位。
曹操的三次预见，第一次关乎地方干预朝政，第二次关乎宫廷斗争，第三次关乎军事强人前景的研判，全都应验了。除了对于形势和各方态势的冷静分析之外，曹操常常能够见人所未见。很多人只看到实力对比等看得见的物质条件，夸大自己的优势，却没有看到更为重要的正义、合法性等政治伦理的方面，将这些看做虚的东西，殊不知这些才是号召天下、群起响应的关键所在。曹操在这方面没有犯错误，不曾与僭越势力同流合污，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留下污名的行动，政治清白，大方向正确，成为他日后崛起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有如此准确的洞察力，实属罕见。
曹操是奸雄还是能臣？为什么在危机四伏之中，他总是能破局而出？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多年深耕曹操研究，以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多学科视野，透视曹操的成长经历，聚焦曹操生平最重要的两场战争——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呈现出真实而丰满的“清醒”政治家曹操的形象。附录除曹操大事略表外，还配有作者精心选录和导读的曹操诗文，既对正文语境构成补充，又展现出曹操在政治家、军事家身份以外，作为大文学家的风采。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明治大学文学部、关西大学等大学教授、研究员，高野山大学特聘教授。出版《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隋文帝传》《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盛唐的背影》《苍茫隋唐路》《正仓院》《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等著作十余部。讲述中国传统家训与教育的专著《良训传家——中华文化的根基与传承》，荣获文津图书奖。翻译了号称日本汉学研究巅峰之作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出版译著十余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一百多篇。
曹操怀着激浊扬清、整肃腐败的理想踏入仕途。同时，他崇尚法家，凡事都从权力的角度辨析，务实且精明，不被假象所迷惑。这个特长应该得益于家庭环境。祖父曹腾曾经掌握朝廷实权，父亲曹嵩虽然窝囊，却也身处庙堂。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曹操从小看惯了官僚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白官场运作的规则和手段，所以不容易被虚情假意所迷惑，善于看穿对手的政治意图，这是他的优势所在。如果和平民起家的英豪相比，这个优势更加明显，可以少走不少弯路。犀利的政治眼光，让曹操不曾误判形势而掉入陷阱。
曹操像
初出茅庐的时候，曹操就遇到了三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成功了肯定是莫大的机会，失败了则将灰飞烟灭。机会和风险从来都是事情的两面，机会越大，风险必然越高。曹操是如何分析和决断的呢？
第一次抉择发生在曹操还是小官的时候，冀州刺史王芬、谋略家许攸找到了他。
冀州古居九州之首，地大富饶，是精兵所聚之地。刺史王芬得到南阳谋士许攸等人相助，颇具势力。他们谋划废昏立明，以合肥侯取代汉灵帝。东汉盛行谶纬，术士观天察地，望气占卜。河北有名的术士襄楷夜观天象，兴冲冲地跑去告诉王芬说：“天象不利宦官，将灭族。”王芬激动起来，他早就和南阳谋士许攸、沛国周旌等人暗中联络地方豪强，作了起事的准备，计划在灵帝巡游河北旧宅的时候动手。为此，王芬上书朝廷，声称黄巾的黑山军攻劫郡县，要求批准兴兵镇压。
在当时，废昏君的主张得到清流士人阶层的拥护，颇具民意基础。他们想争取曹操参加。曹操对于革新朝廷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王芬等人过于草率，分析道：“废立皇帝是最不吉祥的事情，古人谨慎权衡轻重成败之后而行此事的有伊尹和霍光。伊尹心怀忠诚，居辅弼之位，掌管官司，势高权重，所以可以根据情势实行废立之举。至于霍光受顾命之托，手握权柄，内依太后秉政，外有群臣共识，而新帝即位日浅，没有可用之人，故可密谋废立，如摧枯拉朽。现在密谋之人，只看到别人行事之易，却未见今日局势之难。请问你们结成的力量能和七国相提并论吗？要拥立的合肥侯堪比吴楚国王尊贵吗？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废立皇帝的行动，并希望完全成功，岂不十分危险吗？”
伊尹
霍光
曹操这段对于形势的分析十分清醒，没有被有利于己的清流舆论所左右，而是着眼于政治合法性、权力态势、实力对比等现实条件，判定王芬等人的举动不具有优势，几乎没有胜算。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曹操的判断十分正确。王芬这群人既不在权力中枢，又没有能够号召天下的正义性，却夸大自身的有利因素，相信没有根据的“天象”，可谓自不量力。和这些人一起做大事，岂非自取灭亡？
果然王芬请求兴兵之举被朝廷否决了。太史向灵帝禀报，北方有赤气经天，贯穿东西，此非吉兆，恐怕有阴谋。于是灵帝停止了巡行河北的计划，而且命令王芬不得兴兵。不久召他入朝。王芬以为事情败露，吓得自杀。王芬的阴谋因天象而起，亦因天象而败，非常具有神秘性。仔细辨析，王芬一方被天象鼓舞起来，应该没有疑问，可见这群人何其轻率，如何能够成事！至于朝廷一方却未必就是根据天象作出判断的。黄巾军起事，四方告急，灵帝为什么只去河北巡视呢？他从来没有御驾亲征的事迹，怎么会冒矢石之险？估计也是王芬获得的不实消息，结合天象就要轻举妄动。在一旁的曹操冷眼观察，看得十分通透，他没有上这条凶多吉少的船，确实精明。
第二次抉择发生在大将军何进当政，图谋彻底铲除宦官之时，身为典军校尉的曹操是否响应这个行动呢？
当时内外形势都十分危急。外部有西北军阀韩遂等人称兵作乱，众至十余万人，天下骚动。内部则灵帝去世，太后临朝，亦即“主少国危”之际。太后用自家人何进秉政，何进想一举铲除祸害甚烈的宦官，希望太后支持，不料碰壁，进退两难，便同袁绍商议。由于京城的武装力量掌控在宦官手中，所以何进想征调西北军董卓率部入朝，以优势的兵力碾压宦官的武力。
袁绍和曹操是西园新军的同僚，一起商议此事。曹操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见解，认为任用宦官做事，没有任何问题。显然曹操明白宦官是皇权的衍生物和工具，不宜彻底铲除。但他也认为问题出在皇帝过于偏重宦官，造成尾大不掉甚至恶奴欺主的情况。要解决并不难，只需派遣吏员将宦官主要头目抓起来便可，而不应该全部诛除。这么大的动作一定会走漏风声，宦官不会坐以待毙，必定拼死反扑。所以，他料定何进必败。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袁绍形象
这一次曹操又预料准确了。什么道理呢？因为他很知道宫廷政治的玩法。别看何进军权在握，声势显赫，其实最为关键的是宫禁武装。让外地军队镇压宫廷禁卫，不啻改朝换代；在此过程不能控制中枢，就难以成功。何进和袁绍虽然位高权重，却不明宫廷斗争的就里，曹操却是大宦官曹腾的嫡孙，知道成败在于瞬息之间，远水难救近火。不出曹操所料，宦官向太后哭诉陈情，让太后出面调解，召何进入宫。何进刚踏入大内，立即被宦官杀死。
第三次抉择旋即发生。何进死后，袁绍尽诛宦官泄恨。然而，西北军阀董卓紧接而至，尽揽大权，废除皇帝，另立献帝。这一举动暴露了董卓的政治野心，东汉王朝已经命悬一线。董卓放出许多好处，延揽朝中官员，招降纳叛，上表为曹操请封骁骑校尉，拉拢他入麾下。
面对权势熏天的董卓，曹操怎么看呢？显然很不看好，因为董卓来自边疆，在官僚和士人阶层中根基很浅，却野心太大，一来就废黜皇帝，把篡汉的企图暴露无遗。这种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强权，必定把各个政治派系推到反对面，并且给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旗帜：匡扶汉室。所以，追随董卓的眼前利益固然诱人，但不久必定万劫不复。相反，讨伐董卓看似以卵击石，却可以获得正义性而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清人绘董卓像
曹操看得很清楚，判断也很正确。所以，他没有接受董卓的封官，而是悄悄地变易姓名，潜逃出京城。这一路颇为惊险。董卓知道曹操逃跑，下了通缉令。曹操跑到中牟，被亭长认出来，捉拿到县衙，似乎在劫难逃。中牟县审案官员是个明白人，看出董卓并不能长期揽权，不愿助纣为虐，于是放了曹操。曹操被惊吓一场后，死里逃生。逃窜的路上，曹操经过故人吕伯奢家，不巧吕伯奢不在，五个儿子热情招待他，在厨房准备菜肴。曹操听到磨刀声响，以为人家要谋害他，推门进去，不由分说地将他们全都杀害了。由此可知曹操当时何其惊恐。当然，这件事情也反映了曹操的为人，当他知道自己杀错人后，非但没有追悔自责，反而大言不惭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广为流传，遗臭万年。显然，曹操的冷静出自极端利己的算计，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决定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及其历史地位。
曹操的三次预见，第一次关乎地方干预朝政，第二次关乎宫廷斗争，第三次关乎军事强人前景的研判，全都应验了。除了对于形势和各方态势的冷静分析之外，曹操常常能够见人所未见。很多人只看到实力对比等看得见的物质条件，夸大自己的优势，却没有看到更为重要的正义、合法性等政治伦理的方面，将这些看做虚的东西，殊不知这些才是号召天下、群起响应的关键所在。曹操在这方面没有犯错误，不曾与僭越势力同流合污，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留下污名的行动，政治清白，大方向正确，成为他日后崛起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有如此准确的洞察力，实属罕见。
（上文摘自韩昇著《曹操：冲出危局的清醒者》，原标题为《三次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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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曹操是奸雄还是能臣？为什么在危机四伏之中，他总是能破局而出？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多年深耕曹操研究，以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多学科视野，透视曹操的成长经历，聚焦曹操生平最重要的两场战争——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呈现出真实而丰满的“清醒”政治家曹操的形象。附录除曹操大事略表外，还配有作者精心选录和导读的曹操诗文，既对正文语境构成补充，又展现出曹操在政治家、军事家身份以外，作为大文学家的风采。
作者简介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明治大学文学部、关西大学等大学教授、研究员，高野山大学特聘教授。出版《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隋文帝传》《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盛唐的背影》《苍茫隋唐路》《正仓院》《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等著作十余部。讲述中国传统家训与教育的专著《良训传家——中华文化的根基与传承》，荣获文津图书奖。翻译了号称日本汉学研究巅峰之作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出版译著十余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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