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凯先生（1941-2015）的《古籍版本十讲》（中华书局2023年版）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
这部书的出版周期较长，前几年我最怕接到杨先生夫人陈颖师母的电话，书一直没有出来，担责整理者甚为惶恐。好在杨先生的这部书在责编刘彦捷老师的艰辛努力下顺利出版。杨先生的流畅文笔自不用说，书籍的装帧设计、纸张的选择、印刷的质量也属于上乘，六七年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作为整理者的我是很高兴的。我们把样书寄给杜泽逊教授、俞晓群先生、姚伯岳教授、郭立暄研究馆员等人，他们都表示要写书评表彰该书。杨先生的老朋友周晶先生收到样书之后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要感谢我们为他的老友把书做成了，他十分感动。他说看到书就想起杨先生，他们当年的交往，他们一起逛书市，一起讨论文章，往事历历在目。转眼间，杨先生离我们而去快八年，看到样书，不禁潸然。
杨先生学术兴趣广泛，在翻译、语法、词学和版本方面都有论著问世。他晚年想要对一生的学术进行总结，希望完成三部书稿，即语法理论研究、《人间词话》研究和古籍版本研究。词学方面，已经出版了《人间词话门外谈》一书。杨先生曾告诉我，《人间词话》这部书值得反复看，不能仅仅作为一部词学的札记文字看，他希望我能从反复的阅读中体会一些学问的真谛出来。
七八年过去了，《人间词话》依旧是经典，而我却没有机会再向杨先生请教了，特别是他想完成的“版本十讲”，在整理的时候没了杨先生的亲自指示，只能尽我可能把已经发表的稿子和他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讲座稿子编为一集，他的很多设想也只能付诸阙如了。一部书完成之后就进入了书籍循环，只能请读者来评判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不是传统的布尔乔亚风格的古籍赏鉴之作，也不是长期以来的士人人文主义风格的古籍研究之书，而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古籍版本概论导引之书。古籍，由于其珍稀孤罕的性质，由于其学术资料的性质，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古董的一种类型，远离了普通读者，远离了人民的生活，所以布尔乔亚风格和士人人文主义风格，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带着这两种风格的很多人用他们的眼光、叙事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什么样的古籍有价值，什么样的古书有意义，什么样的研究有学问。这两种风格，需要“那种有十八个房间、能配得上波特家族几百万元气势的木屋”，在插架万卷的背景下，焚香品茗，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得其所哉。对此，米芾（1051-1108）曾在《画史》中曾讲述过他所知道的这两种风格，他说：“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摽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余辄抚案大叫曰：‘惭惶杀人。’王诜每见余作此语，亦常常道后学与曹贯道。贯道亦尝道之，每见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惭惶杀人。’至书启间语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赠此语也。”（《米芾集·画史》）“杀”，形容某种情绪的程度深，比如“秋风愁杀人”“愁杀白头翁”之类。米芾的“惭惶杀人”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服不行啊”。好事者和鉴赏之家，在当代更为成熟，已经形成了由布尔乔亚风格和士人人文主义风格所主导的话语和叙事，不论是古代书画艺术品，还是古籍善本，都不例外。这两个风格，对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自然是“惭惶杀人”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布尔乔亚，以及与之相伴的人文主义。当古籍成为古董的时候，古籍版本就成了一门学问，布尔乔亚也好，人文主义也罢，都可以成为一种品味的象征，一种阶层的区隔。但总有一些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知识成为一种专属，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更多的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种智识上的熏陶，一种境界上的融贯。
和布尔乔亚风格不同，杨先生认为古籍的价值不在于一种感官经验的教育，不在一种炫目争奇的孤芳自赏，不是自吹自诩的高明。他坚持的是，鉴赏古籍是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手段，也是传承文化的手段，一般的读者或许没有办法接触到孤本秘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图书馆、博物馆的参观中，即便是隔着玻璃罩子，来近距离感受楮墨之美；和人文主义风格不同，杨先生坚持研究古籍是增强民众文化自信的手段，也是传播古典文化的手段，一般的读者或许没有时间去细读琅嬛珍宝，吉光片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通行整理本的阅读过程中，即便是简体字横排，来迅速了解古典文化神韵。
当布尔乔亚的经验越来越成为一种品味的追求之时，当人文主义风格越来越成为一种自以为是的流行之时，杨先生用他博通的知识，精密的逻辑，周延的思考，平实的语言，以浩如烟海的古籍为依据，挹彼注兹，希望用现代的科学观念观察、审视、辨识、品鉴那些著名的神品、非著名的普本所具有的共性与差异，希望用其厚重的学识和睿智的见解为普通读者讲述他们所陌生的古籍及其背后的故事。
杨先生信手拈来的掌故，娓娓道来的传奇，行云流水的语言，让我们读他的文字时真切地感受到古书之美。从杨先生讲述的古籍版本知识我们会看出来，它并不是神秘的语言，关于古籍的鉴赏也不是布尔乔亚的专属。那些传承至今的珍贵典籍的确具有一种神圣的价值，但人民大众是能够去欣赏、领会、认知的，专家学者也有必要为此做出一点贡献，这才是更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也是值得的，虽然它未必能“惭惶杀人”。
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古籍版本的鉴赏与研究，杨先生特别强调借助书影图片来增强我们的直观感知。就像杨先生和范景中先生翻译的《艺术的故事》一样，书中有大量图片，能让读者去观看，所见即所知，感知的艺术才是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对于古籍这种艺术而言，想要提高我们的鉴赏力、判断力，有必要通过大量的图像来说话。视觉的效果，加上文字的说明，对当代的普通读者而言是必需的，毕竟我们的普通读者未必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找到各种古籍来阅读，即便是善本书影之类的书，也未必能收集很多。因此，杨先生生前已对他在《藏书家》发表的“古书版本知识”系列文章做了配图的工作，其成果是发表在《紫禁城》刊发的“赏鉴与收藏”系列文章，可惜只有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等五篇，其他部分则付诸阙如。我整理书稿时，只能是尽我可能地根据文中提及的相关古籍找一些书影图片补充进来。从导论开始，每一章插入古籍书影图片在10-20幅，全书共有书影160余幅。所以，这部书也可以视为一部简明的书籍史图录。当然有些很关键的书影，限于各种条件，没有找到合适的图片。
杨先生的古籍研究写作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他保存的文稿电子版相当复杂，同一个文章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版本，孰先孰后，哪个是定稿，可能只有他本人才清楚。我在整理时，比对不同版本的文稿和发表的文章，发表后再增补的部分也做了一些保留，但有些可能只是一时的笔记，还没有成稿，对于此类的文字则未予收录。本书的导论部分，从成稿时间来说要晚于在《藏书家》发表“古书版本知识”系列文章，是杨先生撰写古籍鉴赏文章之后试图总结古籍版本经验，并将古籍鉴赏与古籍版本研究进行理论上的融贯的尝试，毕竟杨先生所学的专业是理论，他试图建构的也是一种版本学的理论框架。我们看到，古籍版本的研究，既要有大量的个案的调查、经验，又要有一定的理论思考，否则容易流入纯粹的为欣赏而欣赏，为赞叹而赞叹。杨先生对古籍版本学的理论思考，是通过讲课稿子的方式完成的，他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过，可能是他本人觉得这部分思考尚待继续完善。讲稿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同仁编集在《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讲义》（2008）中。杨先生后来对讲稿有一些案例的补充，其中一些文字插入到了本书相应的部分。
另外，我在编辑杨先生文稿时，对原稿提及的有些问题做了查证，在书中以脚注的方式标注出来，供读者参考，比如书中提到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的牌记，是作伪的；比如《针灸资生经》的刊刻者是叶景达而非叶景逵；比如江藩白贲刻本《墨子》等。杨先生为撰写《藏书家》撰写稿件时，是为给社会上的古籍爱好者所做的，引文方面不是按照学术文章来做的，在整理时我重新核查了相关书籍，但杨先生所见的版本与我所能见到的不尽相同，他所提及的有些书或者文章可能是未经整理的版本，或者是早期的版本，或者其他，我只能以我能找到的版本为据做注，所以有些书的版本是杨先生去世之后才出的，比如秦更年《婴闇题跋》（2018）、李红英《寒云藏书题跋辑释》（2016）、拓晓堂《槐市书话》（2017）等，又如黄丕烈跋《明刊陈子昂集》，我只在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中找到引文。
以上整理细节的说明，对于读者来说是否有帮助，我不得而知。我想作为后学来为前辈整理文稿，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责任，我没有理由不尽可能地做得好一点。但正如费孝通先生曾经说钱穆的那样，他“在（素书楼）里边安心写书，写了很多书。他晚年去世之前，自己觉得很满意，要做的事情都做了。这是他自己的心情。可是作为旁人在外边，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些呢？写文章不光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历史行为在一个学者身上的具体表现。也许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这是自己不能确定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杨先生晚年在病榻时，对于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多少是有些遗憾的，他没有一个现代教育体制内认可的学生，他的学问特别是理论研究方面的创获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他对自己的文章又要求苛刻，他谨小慎微地去搞理论研究和古籍版本研究，对于写出来的文字也是一改再改，发表之后还不放过。他很少像钱穆那样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十足的满意，总希望还能更好一点。但我来整理他的文稿时，只能尽力而为，或许如费老所说“也许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我也不能确定，只能读者去评判了。（向辉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