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到博物馆去“读物”
评论内容：
以前我追随孙机先生问学，很长一个时期内，参观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由此深感这是一种几乎不可少的学习方式。不过，那时候国内的多数博物馆都比较冷清，就连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基本陈列之外，很少举办各种专题的临时展览。印象中，参观博物馆都是要买门票的，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参观者便只能以画图的方式记录所见。为此，我便习以为常。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年。有一年，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前往闽北窑址考察，参观博物馆时，我依然驻足于展柜前，在本子上勾画展品。同行的李旻博士问：“为什么不用相机来记录？”那以后，方由画图改为拍照，也因此逐步积累起图像资料。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有很多方法，很多途径，可以从“形而上”的“道”入手，也可以从“形而下”的“器”入手。我采取的是后者，即对形而下的“器”最感兴趣。多年前考证《诗经》名物的时候，我发现先秦的礼乐文明原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它的几乎每一项秩序都是依托形而下的“器”得以最终完成。也因此，我为自己的研究找了一个名称，即“名物学”。这是先秦时候即已产生的一门古老学科，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才中断，很可惜，它其实是考古学的一个极好的辅助。
“名物”一词出现于《周礼》中。《春官·小宗伯》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此六牲、六齍及以下的六彝、六尊，皆有辨名物之说。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辨其不同，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认为，辨名物的工作在于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历朝历代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以当世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这里的所谓“名物”，也不妨脱离本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把“名”用作动词，那么就是为器物定名，随之而明确用途。这是名物的意义之一。此外，我以为也应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的是所谓“观新物”。《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郑注：“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志淫行辟，则当以政教化正之。”“志淫行辟”云云，是解释者赋予的意义。其本意当是关注新生事物的出现，从中了解风俗民情。
从“物”入手，一个看似轻松的方法是经常参观各种文物展览。这也是一个检测自己对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的好办法——面对一件古器物，我们能否说出它的名称、造型、纹样、用途，此器发生、演变的始末源流，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的变化？面对一件展品，我们能否为它写一份切实且详细的说明？这里不需要过多的形容词，如当今使用频率很高的“栩栩如生”之类，而是多用名词。当然这就需要有古文献学方面的修养，以及文物考古、美术、历史等方面的基本常识作为知识储备。如此，我们一双看“物”的眼睛才可以不断增加功能，成为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总之，是以小见大。我以为，“名物学”的真谛也就在这里。
名物研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史”的意识，能够捕捉一器一物发展变化的脉络，抓住变革的关捩点。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纹饰之细微处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文献与实物的结合不是捏合，而是找到两者原本存在的关系——那也正是历史原貌。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前面言及去博物馆是一个看似轻松的方法，言下之意自是指它实际上并不轻松。那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深层阅读，或者说是细读，要读出物里物外的故事。我也时常关注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并常会发现不少令我佩服之处，不过凡涉及对图像的深层解读，或对一器一物的理解，我总觉得终究还是“隔”。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着他山之石难以超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大专院校如果能够把名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当会把这一学科有待开发的巨大潜能发挥出来。而一般性的“文化史”或曰“物质文化史”，只能说是粗线勾勒的基本常识，没有到研究的层面，还远远不够。
几十年前我供职于《读书》编辑部，曾经编发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书读完了”，作者原是借此惊人之语，切入他的话题。我也想借用这句话说另外的意思，即单线条式的阅读结束了，然而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下视点，新的一轮阅读又可以重新开始。其实每一次阅读都会有盲点，不断改换视角的重温，不仅会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完善，而且会使“书”变得更加丰满。我以为，对研究者来说，到博物馆去“读物”也是一种改换视角的阅读。若运用得当，正不啻添一把治学的钥匙。
如此，不免反躬自问：自家是否掌握了这把钥匙呢？忖量这些年的实践，大致可以说，我尝试着用它开启了名物研究的一扇窗。以《中国金银器》为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多年各地观展所得的一次整合，读者不妨把它视作一个大型的专题展。书中有展览主旨，有展品说明，以实物、图像、文献某种程度相互交契的方式，展示贯穿在历史长河中却久已隐没不彰的一线繁华。当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此书问世之后，随着继续观展，我犹在不断刷新认知。我曾多次引用老友李零教授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是百孔千疮。”也因此时时以古贤的诗句自勉：“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转自《光明日报》2024年11月30日第12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前些年开展的公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难得的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不过认真说来，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是“小众”。博物馆则不然，它既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设定诸多限制，又提供了免费参观、允许拍照的条件。特别是近年全国的博物馆事业格外兴盛，博物馆人员构成的改变、博物馆的开放形式以及展陈方式的多样化，都为我们提供了打通“文”与“物”的方便。
现如今，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读图时代”，走进博物馆是我们特有的幸福。
银鎏金摩竭式酒船（广西南丹北宋银器窖藏）
以前我追随孙机先生问学，很长一个时期内，参观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由此深感这是一种几乎不可少的学习方式。不过，那时候国内的多数博物馆都比较冷清，就连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基本陈列之外，很少举办各种专题的临时展览。印象中，参观博物馆都是要买门票的，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参观者便只能以画图的方式记录所见。为此，我便习以为常。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年。有一年，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前往闽北窑址考察，参观博物馆时，我依然驻足于展柜前，在本子上勾画展品。同行的李旻博士问：“为什么不用相机来记录？”那以后，方由画图改为拍照，也因此逐步积累起图像资料。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有很多方法，很多途径，可以从“形而上”的“道”入手，也可以从“形而下”的“器”入手。我采取的是后者，即对形而下的“器”最感兴趣。多年前考证《诗经》名物的时候，我发现先秦的礼乐文明原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而它的几乎每一项秩序都是依托形而下的“器”得以最终完成。也因此，我为自己的研究找了一个名称，即“名物学”。这是先秦时候即已产生的一门古老学科，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才中断，很可惜，它其实是考古学的一个极好的辅助。
“名物”一词出现于《周礼》中。《春官·小宗伯》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此六牲、六齍及以下的六彝、六尊，皆有辨名物之说。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辨其不同，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认为，辨名物的工作在于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历朝历代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以当世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这里的所谓“名物”，也不妨脱离本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把“名”用作动词，那么就是为器物定名，随之而明确用途。这是名物的意义之一。此外，我以为也应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的是所谓“观新物”。《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郑注：“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志淫行辟，则当以政教化正之。”“志淫行辟”云云，是解释者赋予的意义。其本意当是关注新生事物的出现，从中了解风俗民情。
朱碧山银槎杯（故宫博物院藏）
从“物”入手，一个看似轻松的方法是经常参观各种文物展览。这也是一个检测自己对传统文化了解程度的好办法——面对一件古器物，我们能否说出它的名称、造型、纹样、用途，此器发生、演变的始末源流，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的变化？面对一件展品，我们能否为它写一份切实且详细的说明？这里不需要过多的形容词，如当今使用频率很高的“栩栩如生”之类，而是多用名词。当然这就需要有古文献学方面的修养，以及文物考古、美术、历史等方面的基本常识作为知识储备。如此，我们一双看“物”的眼睛才可以不断增加功能，成为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总之，是以小见大。我以为，“名物学”的真谛也就在这里。
名物研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史”的意识，能够捕捉一器一物发展变化的脉络，抓住变革的关捩点。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纹饰之细微处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文献与实物的结合不是捏合，而是找到两者原本存在的关系——那也正是历史原貌。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青花五彩方胜式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前面言及去博物馆是一个看似轻松的方法，言下之意自是指它实际上并不轻松。那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深层阅读，或者说是细读，要读出物里物外的故事。我也时常关注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并常会发现不少令我佩服之处，不过凡涉及对图像的深层解读，或对一器一物的理解，我总觉得终究还是“隔”。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着他山之石难以超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目前尚未充分发挥。大专院校如果能够把名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当会把这一学科有待开发的巨大潜能发挥出来。而一般性的“文化史”或曰“物质文化史”，只能说是粗线勾勒的基本常识，没有到研究的层面，还远远不够。
几十年前我供职于《读书》编辑部，曾经编发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书读完了”，作者原是借此惊人之语，切入他的话题。我也想借用这句话说另外的意思，即单线条式的阅读结束了，然而换一个角度，改变一下视点，新的一轮阅读又可以重新开始。其实每一次阅读都会有盲点，不断改换视角的重温，不仅会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完善，而且会使“书”变得更加丰满。我以为，对研究者来说，到博物馆去“读物”也是一种改换视角的阅读。若运用得当，正不啻添一把治学的钥匙。
如此，不免反躬自问：自家是否掌握了这把钥匙呢？忖量这些年的实践，大致可以说，我尝试着用它开启了名物研究的一扇窗。以《中国金银器》为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多年各地观展所得的一次整合，读者不妨把它视作一个大型的专题展。书中有展览主旨，有展品说明，以实物、图像、文献某种程度相互交契的方式，展示贯穿在历史长河中却久已隐没不彰的一线繁华。当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此书问世之后，随着继续观展，我犹在不断刷新认知。我曾多次引用老友李零教授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是百孔千疮。”也因此时时以古贤的诗句自勉：“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转自《光明日报》2024年11月30日第12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以名物学为方法，
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扬之水 著
简体横排 四色彩印
32开 精装
978-7-101-16609-5
108.00元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