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前，扬之水曾为自己策划过一本书，题作“临安士人的一天：南宋日常生活二十三事”，“所举二十三事，每一事均有其事所必用之物，且事中有事，物中有物，物则源自文献、实物、图像之互证，即言必有据，物必有证，并有若干生活场景之复原。挽千丝万缕入一日，而使它眉目清晰，条理分明，琐细处皆有耳闻目见之亲切”——单看构想，已足以引人入胜，选题也为中华书局正式接受，但至今未能面世。作者自谦“总以为准备尚不够充分”，“大概最终是要放弃了”。在无数产品可以速成的当下，这份审慎，未免叫人动容。好在经过一番仔细拣选修订，近期终于推出这册《名物研究十二题》的自选集，聊可望梅。
书中所收十二篇，从标题看，已经涵盖唐宋时人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唐宋时代的床和桌》《隐几与养和》《宋代花瓶》写家居陈设，《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琉璃瓶与蔷薇水》写香，《两宋茶事》写茶，《罚觥与劝盏》写酒，《〈春游晚归图〉细读》写出行，《从孩儿诗到百子图》写儿童，《金钗斜戴宜春胜》写女子、写时令节物，《一物，一诗，一幅画——浙江故事的细节阅读》写士人服饰……大量图像、实物资料，诸多被文物、文献还原的吃穿用度细节，一点一滴构建起逐步接近真实的唐宋时期生活场景。
记得最初读到这些文章时，经常震惊于作者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资料整合功力。比如《从孩儿诗到百子图》中，谈及人们熟知的苏汉臣《秋庭戏婴图》：“身穿罗衫的一对姐弟全神贯注于推枣磨的游戏占据了画面中心，而另一端坐墩上摆着的小物件同样是画家一丝不苟的安排。一对漆罐，当是棋子盒。一座小小的玲珑宝塔，则为当时的小儿玩具。宋人话本《山亭儿》中提到它，道是：‘合哥挑着两个土袋，搋着二三百钱，来焦吉庄里，问焦吉上行些个山亭儿，拣几个物事，唤作：山亭儿，庵儿，宝塔儿，石桥儿，屏风儿，人物儿。’山亭儿，便是这一类玩具的总称，而这里的一件，应唤作‘宝塔儿’。故宫博物院藏一幅宋人《小庭婴戏图》，图中滚落在地上的，也是这样一件。镇江古城宋元泥塑作坊遗址出土的‘陶楼’，则是山亭儿的实物。”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也是《警世通言》中人们熟知的小说，常人却很难想到其间能有这样的勾连。图像、文献、实物完美互证。比如《琉璃瓶与蔷薇水》：“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陵前多塑有客使雕像，客使手中通常捧着各式贡品。宋仁宗永昭陵陵前一尊客使像手捧一个高颈圆腹瓶，瓶的式样与定州和无为出土的玻璃瓶几乎完全相同，如果说这是盛着蔷薇水的琉璃瓶，应没有太多的疑问。”
作者结论虽然下得小心翼翼，有实物有图像，却让人不由不信。还有《〈春游晚归图〉细读》中，作者说图中“交椅更有一个特别之处，即靠背上端连着一柄荷叶托，即所谓‘太师样’（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接着引王明清《挥麈录》“绍兴初，梁仲谟汝嘉尹临安。五鼓，往待漏院，从官皆在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仲谟请之，其说云：‘用木为荷叶，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后，可以仰首而寝。’仲谟云：‘当试为诸公制之。’又明日入朝，则凡在坐客，各一张易其旧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备焉，莫不叹服而谢之。今达宦者皆用之，盖始于此”，道明此物创制原委。一物之微，一事之细，居然能从浩瀚资料中打捞出来并准确对接，非慧眼不办。
芥豆之微的花盆，也能写得文情摇曳：“花盆的古雅之称有方斛。黄公度《方斛石菖蒲》：‘勺水回环含浅清，寸茎苍翠冠峥嵘。扁舟浮玉山前过，想见江湖万里情。’所咏‘方斛’，也为花盆之属。所谓‘斛’，原是量器，即十斗为斛，此便以花盆造型如斗而假以方斛之名。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宋三彩刻花枕，枕面图案中心画一丛翠竹，翠竹两边各一个底端花头足的花盆，盆里各开着一大朵牡丹花。山东博物馆藏出自德州窑的绿釉方盆，恰与此对花盆式样相同。若为这一类方盆冠以雅称，‘方斛’便正好合式。”物中有画，画中有物，物物相证，毫厘不爽。——凡此种种，文物、绘画、经史、小说、笔记、诗歌……万物齐聚毫端，无不驱使自如。文物因文献而生机复活，文献因文物而立体形象，旧时生活的诸种真实细节，如长河浪花，都奔来眼底。
作者自称“收入此编的一束文字，大部分写于本世纪最初的十年，亦即我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时期”。但这些文章写成发表后，并没有束之高阁，作者一直在修订，多年来四处奔走看展，每有新材料新心得，即时增补，不断更新。书中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如《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说：“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家具中，最为特殊的一类是所谓‘床’，换句话说，即床的概念变得格外宽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用来睡卧，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平居宴饮时用为坐具的床，形制与卧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陈放的场合及附加的陈设不同而已。”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二〇〇五年，种种论断，虽然现在已成学界共识，但仔细阅读此文及相关论文，至少不会对李白“床前明月光”的诗句，产生“胡床”或者“井床”的误解。又如《宫妆变尽尚娉婷：毛女故事图考》，言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辽代绘画，一般被称为“采芝图”或“神农采药图”，但所谓“神农”所谓“仙女”，其实都是“毛女”。这个正确结论也还没有被广泛注意。
当然作者的学术目标并不仅局限于这一事一物的琐细考证。她曾说：“我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意在考校一器一物的始末源流，从生活用具的沿革中发现隐含其内的历史脉络，以期即小见大。”
在《唐宋时代的床和桌》开头，作者写道：“由席坐而转为高坐具上的垂足坐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中的一次大变革，虽只是家具的增高，但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变化却很大，比如观念，比如生活习俗乃至礼俗种种，甚至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一番变革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经过了一个持久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佛教东传而为席坐时代稳定成熟的家具形制带来了若干变革的因素，而此前已经出现的来自西域的胡床，更成家具变化中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生长点。”寥寥几句论述，都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引言》中也专门提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在孙机先生的教诲下，“努力贴近历史发展主线的一次尝试”。
《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讲完“中兴复古”香的实物与文献互相印证之后，接着谈到：“‘中兴复古’‘中兴恢复’，原是南渡后‘行在’君臣的情结，在臣，见于诗篇和章奏；在君，也时或纠结于内心，实则却是史论所谓‘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钱塘遗事》卷二），直到宋亡也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三朝内家香品以‘中兴复古’为饰，未知制为佩带是否也有‘佩弦’‘佩韦’之类的惕厉之意，但无论如何，它总是香史中一件难得的濡染若干历史风云的实证。”则识物与鉴史熔为一炉。
从上述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说，作者给自己制定的学术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全书《引言》，这是一篇作者自觉的学术总结，沿着沈从文、孙机等先生开创的名物之路，界定厘清了“名物”概念和沿革，通过自己近三十年筚路蓝缕式的呕心写作，摸索出了详尽的研究方法，探明了今后的方向与目标。虽然每篇论文的写作都需要灵感触发，但整个学科的构建成立，不能是散点偶发式的，需要系统筹划，更需要艰辛的努力——这些努力，终于使得“名物学”在今天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写日记的习惯已经保持多年。每篇论文的写作缘起经过，日记都有记述，《引言》也多有引述，有心读者可以一窥堂奥。如记录《罚觥与劝盏》一篇的写作过程：二〇〇七年九月廿三日动笔，五天后即粗具规模，请孙先生指点。又几日后，“忽然开通思路，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打开了关钮”，“由‘觥筹交错’又解开了一个结，问题更明朗化了，真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定稿后再请孙先生审阅，孙先生回信：“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些珍贵记录，不仅可以让人想见当年作者孜矻琢磨情形，想见孙机先生长者教诲风采，更可从这凝滞开悟过程中获得无数教益。
跟随扬之水老师学习期间，记得有次读《诗经·天保》，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九如”的辞藻和气势，以及厚重的颂祷祝福之意。老师却说：“这首诗里有恒常之美而真正教人喜欢的是‘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曾分别请李零和傅申为我手书‘日用饮食之舍’，又倩人制了一方‘日用饮食’之印，常钤在手抄的菜单上。”作者在《引言》中强调“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认为“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又说“道惟生育，器乃包藏”（《隋书·音乐志》），“器”与“道”的统一，向来是更高一级的哲学追求。作者对“名物”的孜孜研究，也自另有一番出世入世的深意在，只是已不足为外人道。
（转自《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6日第12版，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略有删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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