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山川形势在古军事史研究中的意义：《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读后
评论内容：
兵法有云：“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富于辩证法的论述，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守”“不攻”，“必取”“必固”，“九地”“九天”，究竟指的是什么情境，以至于被孙子写入兵法宝典，千百年来为人奉为圭臬？
道理不能脱离事实存在。了解了事实，人们对道理所说就会生出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恍然大悟之感。古代的战例层出不穷，但是今人对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却总有一种恍如隔山之感，原因就在于对战前谋划讨论的多，对战局变化讨论的少。究其原因，固然与我国自古以来讲究庙算的传统不可分割，其根本之处却在于治军事史者，明地理者少，能将地理和庙算结合起来的人就更少了。既明历史地理，又有军事眼光，还有史学才能将其熔冶一炉，表达出来，更是难而又难。现在看来，宋杰老师的《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是同时结合历史地理、军事眼光和史学才能的精彩之作，足以改变前文所说的古代军事史研究的现状。
今人阅读古书，经常被古人描写战争场景所震惊。比如《后汉书·光武帝纪》称，王莽派遣大军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出征南阳。据说此行乃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的盛况，即便抵达昆阳城下也有将近十万人之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曹操得刘表水军，“船步兵数十万”。《晋书·苻坚载记》称苻坚南征，“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类似的情景不胜枚举，而战争的结果往往并不是人数多的一方取胜。上述三个材料，分别对应了昆阳之战、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胜利者是人数少的一方。甚至可以说，对敌双方的兵力即便相差至为悬殊，决定胜负的因素也并非是交战双方所统帅的兵力。
后人分析战场结果，往往会取双方的谋划如何、士气如何、水土如何等等要素加以分析，固然不错。不过兵法上确有十则围之，五则击之的古训。绝对的兵力优势为何反而带来了某种劣势呢？恐怕这就是人们用战略眼光分析战役情形而容易忽视的问题。今天人们需要尽力从战役层面考察古代战争，方才能看到一些古人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看来，古人的超大规模军事力量，必然存在水分。仅从后勤供给而言，汉代一个骑兵出征三十天的口粮今天可以知晓。《汉书·赵充国传》载其大致为“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米麦之数应该同时包括人吃马喂，此外衣装兵器的负载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看，一名骑兵出征，起码需要一匹马负载给养，必然另有一名伕役随从作战，提供保障。而这只是一个月的粮食，超越一个月则相关数目必然增加。同书《李广利传》记汉武帝令李广利伐大宛，“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征发六万兵士，参与后勤的“负私从者”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征用的牲畜更会是兵力人数的两倍以上。上述两条是汉武帝、汉宣帝时代的材料，也就是汉朝国力极盛时的记录。汉朝国力最强时尚不敢轻易征发十万人以上的部队，何况新莽、三国以及十六国时期呢。足见前文所谓的各种征发大军中有多少水分。
宋杰老师的《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在此前关注战略地理和兵争要地的基础上，更深入到具体的地理情境中，揭示出此前我们大致了解却不甚清楚的战役层面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刷新了我们对三国军事史和战争史的新认识。以下仅举一例说明。
书中首次讨论了三国战争中的阴平。人们熟悉阴平，因为此处是邓艾偷袭蜀国，威胁成都，造成蜀国灭亡的关键地点。邓艾行进路线如何，蜀人是否有所防备？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治秦汉历史者的心弦，同样为三国历史爱好者所好奇。
《华阳国志》记载，阴平郡“东接武都，南接梓潼，西接汶山，北接陇西”，是勾连陇蜀的战略要地。宋杰老师结合前人研究，归纳从阴平郡治阴平县北通曹魏天水、陇西等郡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分别是祁山道、临洮道和沓中道，但是这三条道路都是在阴平以北的武街分布展开，是威胁曹魏的蜀国进攻可用道路。曹魏如若想从阴平深入蜀国腹地，自阴平县以下也有三条道路。
其二是阴平偏道，又称邪径。换言之，是当时未曾为人所大规模利用，进而为了军事目的被临时扩大的路径。邓艾入蜀便走了这条路。邓艾抵达阴平后沿阴平正道东进，不至白水关，而在路线中段景谷处折向西南，从此处步道前往江油。《华阳国志》记载阴平偏道在刘备时就曾开辟，以在险崖绝壁上制作桥阁栈道的方式令人通行。不过年久失修，路已断绝。胡三省注释《通鉴》，描述这一条路在一百五十里的距离中，“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亦艾伐蜀路也”。胡三省之时去邓艾伐蜀已近千载，此路仍然如此险要。
其三是阴平捷径，这条路被学界普遍认为不可能是邓艾南出之路，故而不表。
综上看来，邓艾所走之路，既利用了当时广为人知的阴平正道，以节约军队体力，又一定程度上开辟了阴平偏道，以出其不意。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对山川形势和交通线路的勘探与侦查。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挥官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战区地理，就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
至此，我们又可以明白，兵法上所谓“不守”“不攻”，“必取”“必固”指的是什么地方。所谓“必取”“必固”，便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军事要地。特别是那些河流交汇之处，或者是河流的起点、津渡、关卡之处。因为古人往往借助河流运力节省畜力，故而江河水次之城，往往同时控扼水道和并水而行的陆路，成为“必守”之地。方才所说的阴平、白水，以及魏吴长期争夺的合肥，都是具有类似意义的城址。进而又可以看到，一旦反其意而行之，有胆量抛弃后方与辎重，轻兵出征一条非既有交通线的路径，也就是攻所“不守”，冒巨险故能立奇功。换言之，既承认战略要地的意义，但又不完全被战略要地所束缚，才是战争的智慧之道。
宋杰老师围绕着军事地理所作的数本著作，大多都如上述阴平之战，对具体的军事要地和要地周围的山川形势与交通路线作出梳理，配置精美的示意图，令人对当时的战场环境生出切实的理解。既有战略层面的分析，又有战役层面的讨论。由此，读者对古代的军事历史和战争情况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为代表的系列著作，是融合地理学、军事史和历史学三者之优长之处的佳作。它们的问世，必定能够提升古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整体水平。
道理不能脱离事实存在。了解了事实，人们对道理所说就会生出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恍然大悟之感。古代的战例层出不穷，但是今人对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却总有一种恍如隔山之感，原因就在于对战前谋划讨论的多，对战局变化讨论的少。究其原因，固然与我国自古以来讲究庙算的传统不可分割，其根本之处却在于治军事史者，明地理者少，能将地理和庙算结合起来的人就更少了。既明历史地理，又有军事眼光，还有史学才能将其熔冶一炉，表达出来，更是难而又难。现在看来，宋杰老师的《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是同时结合历史地理、军事眼光和史学才能的精彩之作，足以改变前文所说的古代军事史研究的现状。
《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宋杰 著
在《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之前，宋老师已经耕耘中国古代军事史和战争史数年，先后出版了《先秦战略地理研究》（1999）《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2006）《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2009）《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2019）《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2022）。这些书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对先秦至南北朝的军事史和战争史作了由点到面的整理，贯穿其中的是对具体地理要素的关注。今人阅读古书，经常被古人描写战争场景所震惊。比如《后汉书·光武帝纪》称，王莽派遣大军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出征南阳。据说此行乃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的盛况，即便抵达昆阳城下也有将近十万人之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曹操得刘表水军，“船步兵数十万”。《晋书·苻坚载记》称苻坚南征，“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类似的情景不胜枚举，而战争的结果往往并不是人数多的一方取胜。上述三个材料，分别对应了昆阳之战、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胜利者是人数少的一方。甚至可以说，对敌双方的兵力即便相差至为悬殊，决定胜负的因素也并非是交战双方所统帅的兵力。
后人分析战场结果，往往会取双方的谋划如何、士气如何、水土如何等等要素加以分析，固然不错。不过兵法上确有十则围之，五则击之的古训。绝对的兵力优势为何反而带来了某种劣势呢？恐怕这就是人们用战略眼光分析战役情形而容易忽视的问题。今天人们需要尽力从战役层面考察古代战争，方才能看到一些古人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看来，古人的超大规模军事力量，必然存在水分。仅从后勤供给而言，汉代一个骑兵出征三十天的口粮今天可以知晓。《汉书·赵充国传》载其大致为“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米麦之数应该同时包括人吃马喂，此外衣装兵器的负载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看，一名骑兵出征，起码需要一匹马负载给养，必然另有一名伕役随从作战，提供保障。而这只是一个月的粮食，超越一个月则相关数目必然增加。同书《李广利传》记汉武帝令李广利伐大宛，“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征发六万兵士，参与后勤的“负私从者”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征用的牲畜更会是兵力人数的两倍以上。上述两条是汉武帝、汉宣帝时代的材料，也就是汉朝国力极盛时的记录。汉朝国力最强时尚不敢轻易征发十万人以上的部队，何况新莽、三国以及十六国时期呢。足见前文所谓的各种征发大军中有多少水分。
莫高窟第156窟南壁下部《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进而可以推知，即便交战双方投入战争的总人数不少，具体战役中，一次能投入战场的参战人数却未必很大。甚至还可以推测，以少胜多的战例很可能是在局部地区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所谓十则围之，五则击之的兵法，讲的不是参战总兵力的多寡，而是一次战斗中投入战场的兵力多寡。总人数处于劣势的一方，如何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投入远胜过总人数处于优势的一方呢？这便是兵法上不名言，史书上不交代之处了。而今天想来，以少胜多战例的造成，便是总人数处于劣势的一方，利用地理情况，造成了局部人数的优势。为将的先决条件，便是知晓地理。除了天下山川形势之外，更要熟悉战场环境，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决战地点。这时我们再看，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是客军败而主军胜。主军对地理形势更为熟悉，客军相对陌生，故而容易落入主军的埋伏。宋杰老师的《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在此前关注战略地理和兵争要地的基础上，更深入到具体的地理情境中，揭示出此前我们大致了解却不甚清楚的战役层面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刷新了我们对三国军事史和战争史的新认识。以下仅举一例说明。
书中首次讨论了三国战争中的阴平。人们熟悉阴平，因为此处是邓艾偷袭蜀国，威胁成都，造成蜀国灭亡的关键地点。邓艾行进路线如何，蜀人是否有所防备？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着治秦汉历史者的心弦，同样为三国历史爱好者所好奇。
《华阳国志》记载，阴平郡“东接武都，南接梓潼，西接汶山，北接陇西”，是勾连陇蜀的战略要地。宋杰老师结合前人研究，归纳从阴平郡治阴平县北通曹魏天水、陇西等郡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分别是祁山道、临洮道和沓中道，但是这三条道路都是在阴平以北的武街分布展开，是威胁曹魏的蜀国进攻可用道路。曹魏如若想从阴平深入蜀国腹地，自阴平县以下也有三条道路。
阴平道路示意图
其一是阴平正道，即从阴平至白水关之路。因此路沿白水江而行，必然是古人长期利用的主要道路。白水关是四川盆地北部的第一要塞，法正便曾所“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其中关头，即是白水关。然而，这种人人都知晓的战略要地，固然为双方交战争夺的核心，却未必成为左右战争走向的枢纽。战争讲究出其不意，故而阴平周边的其他通道成为用兵者考察的要点。其二是阴平偏道，又称邪径。换言之，是当时未曾为人所大规模利用，进而为了军事目的被临时扩大的路径。邓艾入蜀便走了这条路。邓艾抵达阴平后沿阴平正道东进，不至白水关，而在路线中段景谷处折向西南，从此处步道前往江油。《华阳国志》记载阴平偏道在刘备时就曾开辟，以在险崖绝壁上制作桥阁栈道的方式令人通行。不过年久失修，路已断绝。胡三省注释《通鉴》，描述这一条路在一百五十里的距离中，“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亦艾伐蜀路也”。胡三省之时去邓艾伐蜀已近千载，此路仍然如此险要。
综上看来，邓艾所走之路，既利用了当时广为人知的阴平正道，以节约军队体力，又一定程度上开辟了阴平偏道，以出其不意。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对山川形势和交通线路的勘探与侦查。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挥官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战区地理，就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
至此，我们又可以明白，兵法上所谓“不守”“不攻”，“必取”“必固”指的是什么地方。所谓“必取”“必固”，便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军事要地。特别是那些河流交汇之处，或者是河流的起点、津渡、关卡之处。因为古人往往借助河流运力节省畜力，故而江河水次之城，往往同时控扼水道和并水而行的陆路，成为“必守”之地。方才所说的阴平、白水，以及魏吴长期争夺的合肥，都是具有类似意义的城址。进而又可以看到，一旦反其意而行之，有胆量抛弃后方与辎重，轻兵出征一条非既有交通线的路径，也就是攻所“不守”，冒巨险故能立奇功。换言之，既承认战略要地的意义，但又不完全被战略要地所束缚，才是战争的智慧之道。
宋杰老师围绕着军事地理所作的数本著作，大多都如上述阴平之战，对具体的军事要地和要地周围的山川形势与交通路线作出梳理，配置精美的示意图，令人对当时的战场环境生出切实的理解。既有战略层面的分析，又有战役层面的讨论。由此，读者对古代的军事历史和战争情况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为代表的系列著作，是融合地理学、军事史和历史学三者之优长之处的佳作。它们的问世，必定能够提升古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研究整体水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宋杰 著
978-7-101-16474-9
68.00元
《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是宋杰教授三国战争系列中的第三部，《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的续编，书中收录了有关三国兵争的九个专题研究，深入探讨董卓与关东诸侯战争的起因、过程、特点与历史影响；曹操对“天府之国”关中的逐步控制、征伐与经营，以及该地在曹魏建国后发挥的重要作用；吴魏逍遥津之战的背景、规模及魏军的“斩将搴旗”战术，通过孙权遇险反映出来的性格特点；刘备攻取益州的经过与谋略，此后他重返荆州作战两次失利的原因；汉末三国的重镇孱陵与公安，三国战争中的险要关塞阴平，有着怎样重要的战略作用；汉末三国交战各方设置的“军师”，“天时”对三国战争有着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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